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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屈原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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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本就是皇裔，《离骚》中一开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这又暗合了儒家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同时又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南方文化的浪漫氛围中，在特定的家庭教养和家族精神里，在大统一的朝日喷薄欲出的历史环境中，屈原完全接受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这个理想所包含的伦理意义和壮志雄心。
在《离骚》中，屈原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其中，有高阳帝之苗裔的祖宗荣耀感；有祖宗和神在一个黄道吉日把自己送到世上来的使命感；有父亲对他的巨大希望；有自己与神、祖宗、家族、祖国人民连在一起的雄心壮志。屈原是以南方文化的神话氛围、浪漫气质、浓烈情感来吸收北方的礼乐制度、历史理性和伦理精神的。他也确实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在前进，同时又以自己的禀赋气质在这条道路上撒满了绚丽惊艳的浪漫之花。屈原作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这一时代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目标。时代的趋势和楚国的地位使屈原对治国平天下有更深的思考。在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上，屈原吸收了一些法家的东西，但总的而言，在思想建构和人格设计上，他却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可以说，屈原的人生理想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支柱。屈原不但接受了这种理想，而且以原始的童心和热情，以神话气质和宗族精神去实行去看待这一理想。他超越了时代精神。南方文化的浪漫精神、无羁想象和哲学沉思给他的超越带来的是惊丽绝艳的风采。但他苦苦执着于人际的是非、善恶、美丑，选择了悲剧之路。
在这些前提下，屈原形成了个体独特的悲剧形式。当他沿着儒家的正统理想勇猛前进时，却遇上了楚王的昏聩。这些事实形成了就儒家、就中国文化而言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中国文化中，弑君杀主不是实现理想而是实现野心和罪恶，仁人志士是绝对不干的。再这种境遇中，尽管当时有则主而仕的风尚，独特的屈原还是选择了独特的悲剧道路——怀沙自沉。贤臣昏君的政治悲剧在中国文化中其源远矣，就当时而言，屈原的悲剧却正是其在中国文化南北交融的独特契机所形成的独特理念而造成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屈原那里，宇宙秩序（道），社会秩序（礼），心理秩序（内心的道德律令、忠）是合而为一的；它融铸成为中国政治悲剧意识的基础。这正是在中国文化下的屈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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