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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头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可持续发展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16日 11:19
诺布旺丹
二十世纪末我国政府所实行的牧区改革，使青藏高原、尤其是黄河源头的藏族牧区的传统的生产手段、生产关系、生业方式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这场改革及其现有的结果而言，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和反思的问题，如，如何使人口和环境更加协调发展，如何从藏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弥补生态的恶化等。在刚刚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政府又吹响了开发大西部的号角，这对中国西部这个贫困地区，特别是黄河源头的藏族牧区来说，既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可能存在许多巨大的危机。这就必须使我们全面总结和反思前二十年的改革的成果和失误，并将其纳入我们开发大西部的战略视野。
早在9000年前，在青藏高原已经有了牧业活动。大约在4000年时人们就开始饲养“高原之舟”牦牛，成为青藏高原牧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到了夏朝（公元前2205-1766年），作为仰韶文化一部分的西羌部落，与这一地区的土著人结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其后裔繁衍形成现今这一地区的藏族牧民。在长期的牧业生产活动中，这里的人们逐渐积累和探索出了人与环境，人口、资源和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系列独特的生业方式和生存经验。国内外生态学家公认，近4000年的牧业文明，使得青藏高原的牧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利于生态发展的传统。美国生态学家D.米勒认为“传统的藏族牧业生产方式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功效性。其畜放和牧草管理系统能够很好地适用于那里的生态环境”。 因为，一方面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得牧民在不同季节选择和利用不同的牧草，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牧草类型选择不同的畜群结构等。另一方面，在这一环境中，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被动地接受着大自然的赏赐和惩罚，消极适应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伦理道德关系等生态文明，包括由万物有灵观念产生的自然崇拜、圣山圣湖崇拜、战神崇拜和图腾崇拜等。正如降边嘉措教授指出：“从古老的灵魂观念产生、演变的自然崇拜、对圣山圣湖的敬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而流传至今的藏民族古老、淳朴的民俗民风，自觉、不自觉地对黄河源头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 在藏族史诗《格萨尔》中，其主人公格萨尔大王的灵魂被认为寄放在雄伟的阿尼玛沁雪山；黄河源头有三个湖泊，古代“岭国” 的三大部落-黄河源头的藏族居民，他们的灵魂则寄放在这里。只要雪山不被摧毁，湖泊不干，他们就永远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反之，一旦湖水干枯，他们黄河源头的所有居民的生命也将结束，整个部落也将不复存在。诸如此类的观念、民俗、民风、禁忌、谚语在藏族牧区广为流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形成了这一地区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平衡状态。尽管这种状况对生态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这种生活方式也限制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政府所进行的牧区改革更多地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首先，现行的牧区改革使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逐渐变为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从传统的完全依靠自然、被动地从事生产逐渐变为自觉主动地改造自然从事牧业劳动。再者，近二十年来市场经济的逐步引入和交通、通讯方式的改变，人们传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也正在被打破，因此，这一地区的牧民在观念、生产、生活、消费领域都进行着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变革对牧民带来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据欧盟所作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地区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大片草地沙化，其生产性能逐年下降；
·生物种类减少，生物多样性系统正在被破坏；
·大批鼠类繁衍。
·气候逐渐干旱，水源枯竭。
笔者曾经在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进行社会文化和经济考察时，发现这里部分地区已经有40％左右的草场被沙化，当地人称其为“黑土滩”。水土流失造成的植被破坏面积每年以700多亩的速度增长。这与全国38％的平均水土流失面积相比，还要高出两个百分点。珍贵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绝迹，大片森林已经消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被破坏，高原田鼠、草鼠等鼠类泛滥，使草场沙化日趋恶化。结果，沙漠化（黑土滩）把许多牧民从其草场上赶走，把他们推到气候更加恶劣的高海拔地带。每年许多牧民和牲畜因气候原因而死亡，还有的牧民被迫越过地界寻草觅水，不时发生草场纠纷，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
社会经济学家把上述生态问题归因于全球的大气变化，或归因于生物界的自然演替，也有人认为是由过牧造成的。当然，这种变化无疑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综合症。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人为因素。美国草地管理系统专家丹尼.P希黑认为，目前，在青藏高原确实存在生态失衡问题。这种问题不排除气候对畜牧生产和植物这两种生态环节产生影响所造成的可能性，而气候以外的某些因素可能对生态系统的变迁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尽管他没有明确表明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但不言而喻是指人为因素。这一因素必须要从我们正在所进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现行改革的内容有两个：1、草地开发；2）草场和牲畜承包。草地开发政策包括：建立定居点、围栏、暖棚和种植饲料，也叫“四配套”建设。草场和牲畜承包政策包括：将原来集体的草畜按照人头分配予个人，承包户每年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尽管这一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牧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四配套建设越来越得到牧民的认可和欢迎，然而牧民对草畜承包却有着不同的反映。政府对承包草场的初衷是，使牧民最大限度地利用草场的战略迅速转变为保护和改善草场和牲畜上来。但事实上，草场是相对固定的，这一相对固定的资产一经被分配，就明确规定为不能买卖，转移，而人口和牲畜数量是可以变化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发展牲畜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这样就必然造成了草场的压力，产生了过牧现象，从而造成了草场的沙化。税收体制的不合利性也是造成牲畜数量无限制发展，造成过牧，使草场沙化，生态逐渐恶化的原因之一。
197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沙漠化会议证实，沙漠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沙漠化以往被人们看作是纯粹的自然界的变异，现在使这种现象进一步扩大，应该说是人对自然界缺乏认识。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现象的出现显然与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政府制订政策方面的某些失误都有一定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由于7－80年代一味追求牲畜数量，加上人口越来越多，造成过度放牧，忽略了发展与环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例如果洛州玛沁县的牲畜数量从1958年的227202头只增加到1995年的600126头只。按正常比例，每只羊的草场占有量应为12亩，而现在这里平均每只羊占有草场只有5－9亩，过多的牲畜长期利用有限的草场。另外自80年代初，牲畜作价归户建立冬居点以后，牧民们在同一个草场上长期放牧，致使草场日益沙化，而且水土流失带走了大量的肥力，破坏了草场和灌丛的滋生与再生能力。尤其是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80年代中期开始牧民们大量捕杀狐狸、狼、旱獭、沙狐、黄鼠狼等鼠类天敌。鼠害逐渐成灾，使草场的沙化雪上加霜。环境分析专家研究发现，沙漠化不仅导致生产能力下降，而且引起大气尘埃的增加，导致自然水的循环系统和排水系统受到毁坏。因此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造成黄河源头的水源污染和水流量的减少。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湖泊干涸。《格萨尔》里记载，在古代，黄河源头不是两个湖泊，而是三个，即前面提到的嘉仁（扎陵）湖、鄂仁（鄂陵）湖和卓陵湖。由于河源地区的生态遭到破坏，水源减少，卓仁湖几乎已经干枯。从《禹贡注释》、《山海经》、《史记》到近现代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侯仁之主编）、《中国历史地图记》等都没有关于“卓仁湖”的记载。据降边嘉措教授考证，实际上，不但历史上确确实实有过一个“卓仁湖”，即使到现在，依然有“卓仁湖”的痕迹。据当地牧民讲，作为黄河源头的主要水源玛沁雪山的积雪也在逐年消融，直接影响到黄河水流量的减少。根据1999年，由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黄河源头科学考察团的发现，黄河源头由原来的两千多条支流已减少到现在的一千多条。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能不发人深思。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然半自然经济是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这里的牧民大多不识字，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一旦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人们传统的生活观念受到冲击，他们对环境及资源所造成的破坏比起任何地方来都要严重。总而言之，这种对生态所造成种种后果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传统的牧业体制和生态观念被打破，而新的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牧业体制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因此，开发大西部战略在注重以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注意这样两个方面：即生态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以上两者中对任何一方的忽略，都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开发大西部战略的失败。
鉴于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特别是黄河源头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及国内外各方的极大关注，并且近年来纷纷设立项目将其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如八五国家攀登计划和中国科学院重大基础项目“青藏高原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九·五攀登项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的“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研究”项目、欧共体的青海畜牧开发项目以及青海牧业科学院星火项目等。这些研究及开发项目都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对非自然因素的人文系统缺乏涉及，尚处于空白状态。生态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仅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很难得出完整而系统的结论，事实上，人是环境的主宰，环境的变迁自然有人的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日，人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指出“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1998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保护工程。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观；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在全国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防治的良性生态环境，大部分地区做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如果对江河源头的生态环境不加以治理，上述蓝图很难实现。江总书记还强调，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权衡利弊，统一决策。它就要求治理环境必须进行科学完整系统的评估。这种评估不仅要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为基础，更要以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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