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格萨尔》前言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11日 19:36
降边嘉措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同意将我国的《格萨尔》诞生千周年纪念活动列入2002年—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项目。
这在我国《格萨（斯）尔》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对《格萨尔》这部伟大史诗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学术研究和编纂出版工作方面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执着追求、孜孜不倦、努力奋斗的结果。这届大会通过的全世界共有47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此一项。这说明我国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为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这是我国藏、蒙、土、裕固、纳西等参与创造、传承、弘扬这一史诗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在本书中谈到，史诗这种文学形式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还不太熟悉，这是因为，作为我们祖国大家庭主体成员的汉族没有篇幅巨大、影响深远的史诗。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文化遗产的抢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对蕴藏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之中的各种类型的史诗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史诗这种文学形式，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关心我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以《格萨尔》千周年活动为契机，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参与《格萨尔》工作，一年多来，从首都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各省、自治区，各自治州乃至县一级的电视广播台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都对《格萨尔》作了广泛的宣传介绍。
这期间，也有不少的媒体、大专院校以及文化单位请我作学术报告，让我介绍有关情况，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都尽自己所能作了一些介绍。这时，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长罗勇同志和副社长杨凌、赵茂林同志建议我写一本通俗读物，介绍有关《格萨尔》的基本常识，由他们出版社出版。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早在几年前，钟敬文教授就多次向我说过，你写了一些有关《格萨尔》的书，这是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还应该写一些通俗性的著作，要把我们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成果普及到群众中去，进行通俗化、大众化、普及化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也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关心我们的工作，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术工作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钟老还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写书的人是越写越长、越写越多，出版的书越来越大，越来越厚，越来越重，我和季老（指季羡林教授）我们多次交换过意见，现在动辄就编辑出版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丛书、套书，一般的穷学生和我们这样的穷文化人买不起；有钱的、买得起的人又没时间看，这样的书社会效益就不好，我想经济效益也不会好，这类的书只好束之高阁。钟老解释说，我不是说写厚书、大书就不好，就没有学术价值，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讲清楚，千万不要误会。司马迁的《史记》很厚，很大，洋洋洒洒500万言，是煌煌巨著，这样的书是越多越好，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可惜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绪，一种功利主义，为名为利，为评职称写书的人多，为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事业潜心向学的人少，很难写出《史记》这样的巨著。那些很厚、很重、很大的书大部分不是刻苦学习、深入研究得来的，而是抄抄写写，拼拼凑凑弄出来的。
钟老说，有些人只愿意写专著，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学术价值，不愿意写通俗性的普及读物。其实我看这两种都需要，就以《格萨尔》来说，我们国家是有56个民族、十几亿人的大家庭，不可能都去研究《格萨尔》，看专著，但是，《格萨尔》不但是藏族人民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珍宝，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尤其是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人，多少都应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当然啰，不只是《格萨尔》，还有《江格尔》、《玛纳斯》，还有很多民族文化遗产，少数民族同胞应该了解和学习汉族的文化遗产，读一点古典名著，《史记》、《离骚》、唐诗宋词，都应该读一点；同样的道理，汉族同胞也应该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这样，我们祖国大家庭内各民族同胞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可以丰富和发展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钟老谦虚地说，我这一辈子都在看书、写书、教书，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有一点值得宽慰的是，几十年来，我奔走呼号，辛勤耕耘，在继承和普及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培养了一些人。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这些事就靠你们做下去。
钟老还对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说，《格萨尔王全传》这是一本很好的书，70万字，作为专业人员来看，是可以的，但对普通的读者来说，就太多了。他要我写成缩写本，只要10-15万字，给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看。
钟老又说，《<格萨尔>论》这样的专著也很需要，但是你还可以写一部通俗性的读物，讲讲《格萨尔》的A、B、C，20年代至30年代，一些学者就写了不少通俗读物，对普及文化知识、介绍国外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令人痛心的是，钟老的嘱托尚未完成，他就逝世了，成为永久的遗憾。钟老走了，但他的教导我牢记在心。刚好在这《格萨尔》千周年活动之际，很多人想了解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也就是关于《格萨尔》的A、B、C，而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同志又愿意出版这样一本书，我就遵照钟老的教诲，针对一般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结合我自己长期从事田野作业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心得体会，写了这本书。我愿将这本小册子献给我十分敬重的钟敬文教授，以告慰他的英灵。
与此同时，我写了《阳光下的布达拉》这样一本学术性的散文。
我认为，布达拉代表着古代藏族僧侣贵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格萨尔》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2000年又将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地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2001年将《格萨尔》列入2002—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项目，这是对这两个文化遗产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评价。如果说布达拉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成果，那么，《格萨尔》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辉代表，它们是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读者可以将本书与《阳光下的布达拉》对照起来阅读。如果读者通过这两本小册子对布达拉和《格萨尔》有所了解，进而对创造布达拉和《格萨尔》这样的文化遗产的藏族人民和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我愿借此机会，向一贯关心、支持、帮助和指导新中国的《格萨（斯）尔》事业的乌兰夫同志、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周扬同志、胡绳同志、钟敬文教授、马学良教授表示最深切的怀念和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离不开他们的关心、支持、帮助和指导。
同时，要感谢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同志们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格萨尔》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的支持和帮助，谨向他们致以深切谢意。
2003年4月26日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