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校‘破产说’言过其实，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等教育的固定资产有5000多个亿，目前存在的高校贷款问题“会认真解决”。 （3月18日北京晨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今众多高校身陷债务的泥潭。银行开始催债。当高校背负巨债盖起一座座雄伟大楼之时，而教学暴露的诸多问题不断凸显，如教学质量不升反降、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学术风气浮躁等正成社会议论的焦点。笔者认为高校债务累累，面临“破产”源于“两化分极”。 

    所谓“两化分极”，即市场化的无序发展，此为一极；而法治化的严重滞后，此为另一极。当无序的市场“方兴未艾”之时，法治化理应迎头赶上，可事实远非如此。 

    偏激的市场化之路已将一些高校逼得走投无路。大幅扩招让高校错误的判断有一个前景美好而繁荣不衰的市场，而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后院”捉襟见肘的有限本钱刺激了高校的“投资欲”，于是迫不及待，毫无顾虑的向银行借贷了大量资金进行高校改造和校园建设等。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到2000亿元。有关专家认为：“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而另一方面，投资到位之后的“产品”却是另一番景象。高校成了制造论文的工厂，据国外专家评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十分鲜见，发论文交版面费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出现为赚版面费而办学术刊物的怪现象。 

    与近乎疯狂的市场化相比，法治化却弱不禁风。没有一部“高校投资法”，就无法从制度上制约、规范和引导高校的贷款规模和保障贷款的合理用途、为成本与收益的预算提供法规依据，就无法对引入各种社会资金办学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干预。没有一部“高校管理法”，就无法运用法律手段来规制各种与高校办学宗旨相违背的现象，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师资质量和学生质量，就无法治理学术腐败和大学校园内的各种歪风邪气，更谈不上从具体制度上确保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平教育目标的实现。没有一部“高校收费法”，就无法通过开展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控制”来遏制大学高学费，就无法开展大学财务制度、资金使用效率评估、高校行政构架、政府财政倾向性贴补等一系列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更无法保障社会分配收入中不同群体的接受平等教育权。 

    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一个社会转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时期，教育的市场化成分无法拒绝。承认它与教育的公益性质有冲突，有博弈，甚至有风险，但更多的需要在法律制度的干预下协调，求得共存与共赢。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所有高校不拿一分钱贷款，没有一家民办高校，那么社会将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国家总体教育水平在国际上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档次？由此可见，任何讳疾忌医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解决“两化分极”问题，才能拯救高校于“破产”边缘，才能充分运用法律制度破解教育不公，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从而实现教育法治化、公平化发展。 [作者：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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