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印“四全”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26日 14:19

　　潘天寿先生主张中国画要达到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即“四全”。他的绘画作品体现了这一中国传统绘画独有的美学原则。

　　诗与画的结合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画上题诗，二是绘画作品本身富有诗意。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也不可忽视。在画上题诗的目的，一则是用诗文补充说明画意，二则可以通过题诗增加构图的均衡感。潘天寿在这方面曾有明确的论述：“我认为一张画，有时凑上一句或一首好诗，也像山水得风而鸣，得雨而润。能做诗的画家，他可以集中精力作画。把画所不能及到的，用诗去补足，不会做诗的画家，知道自己无法补画之不足，拚命在画上雕琢，反使画不自然，这是不会做诗的画家吃亏的地方。”绘画不能像戏剧那样可以曲折、细致地表达复杂的情节和思想感情，而题上诗文正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绘画的这种局限性。潘天寿经常在自己的画上题上自己做的诗，使诗与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例如《初升图》，场面较大，描绘了松、石、梅、月。画上挺立的梅花与横亘的苍松共耐岁寒，一种清高刚正之气，溢于纸上。画幅上方，一轮明月，用淡墨烘染，月色清幽，夜凉如水，诗的意境，曳人神魂。由于画上对象较多，而且已经布足，画家就未题诗，只在梅干旁题上‘雷婆头峰寿指墨’数字，而诗意并不淡薄。又如《雨霁》一画，在丈二的巨幅上，山石突兀嶒崚，青松苍翠欲滴，溪流从远处直泻而下，横贯全幅。远景一片苍茫烟润，近处野竹萧疏，苔草尚含水气。这样便描绘出雨余初霁景色，有咫尺千里之趣。不用题诗，而诗意已油然而生。《春酣》和《西湖中所见》，描写的都是充满诗意的西湖景色。前一幅画只简练地画了一大片杨柳，却给人春意盎然的感觉，画面色调柔和滋润，笔墨淋漓酣畅。柳外远山上高耸着保俶塔，点出了西湖的特征。整个画面给人以清新，俊逸的感受。后一幅，画的是西湖的夏日美景。桠杈的垂柳，老笔纷披，它的巨干显然屡受风霜侵蚀，仍屹立湖畔，生气勃勃。树下面，细草如茵，湖光潋滟，映日荷花，迎风盛放，水中大小游鱼，悠然出没。诗情画意与具体形象融合无间。 书法与画的结合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画上使创造绘画形象的线条具有书法意味，二是在画上直接题诗文，写创作年月和画家的名号，使风格相同的书法与绘画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印章，构成“综合”艺术。宾虹先生曾说：“金石之家，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篆籀，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行、真之趣，通书法于画法之中，深厚沉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老取妍，绝非描头角之徒所能摹拟。”因此，“善画者必善书”，成了对中国画的必然要求。

　　题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用长篇款、多处款，或正楷，或大草，或汉隶，或古篆，随便成致。至于题款的作用，或长行直下，使画面增长气机，或拦住画幅边缘，使布局紧凑，或补充空虚，使画面平衡，或弥补散漫，增强交叉疏密的变化等等。他的题款则多用汉隶和行书。如《石榴》一画，石榴只占画面左上一小角，右边长篇行书题跋从顶到底，占画面的绝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以书代画了。《育雏图》一画，母鸡和三只小鸡只占下部五分之一的幅面，长跋从上直下，增长了全幅的气机。这两幅画都是故意先使画面不平衡，然后用题跋补其不平衡。《梅》(指画)，构图极简，嫩梅枝从上面直落，干从底下斜出，二者接而不接，有相迎之意。一题再题。“雷婆头峰寿者”用较大篆字，稳住画幅右上边阵地，又用小行书写“铁岭高且园不喜用熟纸作指画，以其少枯湿之变也，颐大又记’横亘以破之，使整个构图不致呆板。《记写少年故乡山村所见》一面，则是把题跋写在巨石上靠石的轮廓处，充实了石的虚处，但不致太实，也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感。《记写雁荡山花》，画面上保留大块空白却将字题在花丛间，这就是所谓“密不通风，疏可走马”之意吧!《雨后千山铁铸成》一画，画幅上部，墨色凝重，自有千钧之势。下边近景只寥寥几笔点出杂树，勾出一叶扁舟，中间留下大片空白，似有上重下轻，分疆两段的缺点。画家却出人意料地从画中部拦腰插入用坚挺的古篆写成的诗句和洒落的行书跋语，巧妙地把画面上下景物连接起来。这种题跋真是“神出鬼没”！在小幅册页上，潘天寿多用两字标题，点出绘画形象的意境。如画竹叶野草间停一只天真灵活的小鸟，题曰“清晨”，画绿柳外孤塔横空，题曰“春酣”，画半叶残荷，一朵红莲，题曰“秋深”等等。

　　印章与画面的结合，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用朱红印章来增加水墨画的色彩，二是用印章使构图达到平衡。红与黑两色配合，古厚而艳丽，能使画面在色彩上增加对比。潘先生曾说：“中国印章的朱红色，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或两方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可以起到使画面色彩变化呼应，破除平板，以及稳定，平衡作用。能使画面更丰富，更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潘天寿使用印章，总是经过周密的思考。有时数印并用，大小间错。《写西湖上所见》一画上的印章，出人意料地盖在墨荷之上。对印章的大小和文字内容，他也不是随便使用的。在《秃鹫》图的左下墙盖了“一味霸悍”的闲章，启发人们对此画风格的了解。

　　毫不夸大地说：诗、书、画、印在潘天寿的画上的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无懈可击的地步。当然“四全”是传统文人画一派的主张。新—代的中国画家，也应该在诗、书、画、印的结合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但是也不应过分夸大这种结合在新中国画中的地位。用真实的、美的、典型的形象反映生活，描绘自然，这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即使是有些青年中国画家在写诗和治印方面有所不足，我们对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是不应苛求的。如果在写字、作诗、治印方面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却创造不出绘画形象，那就得不偿失了。

　　杨成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