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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野随笔   

  (一) 去长野冬奥会之前,听说那里很冷,我带上厚厚的毛裤和羽绒背心。可到了长野,即使是下雪的天气,仍然有北京春天的感觉。你还会不时见到几个老外在雪天里穿着白T恤衫四处乱跑。也许是因为长野的暖冬,也许是因为冬奥会的热烈气氛掩盖了寒冷,我有时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怕冷?

  中国人讲“冬山如玉”,但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想过在如玉的冬山上执仗滑行,冰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观赏的景色,而不是供我们驰聘的竞技舞台。我们在冬天里做的是围着火炉吃涮羊肉,被视为“俗”,在冬天去欣赏傲雪的梅花,这被视为“雅”。

  站在长野滑雪场边,我没有高帮的滑雪鞋,只能远观山上的男女老少在雪上嬉戏,我最大的感触是:人类竟然凭着一根雪杖和两块雪板就能把被视为险途的雪原变成蕴含无穷情趣的乐园,把苦寒的冬天变成快乐的季节。

  不知冬天之乐的人在他的人生四季中减损了几分之一的乐趣。体育是一种智慧,使人在残春、酷暑、悲秋、苦寒中仍然能享受乐趣。体育又是一种力量,使人有能力把快乐伸展到最艰辛的角落。

  (二) 还真有人把长野当成休闲的去处,比如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摩纳哥王子阿尔伯特。王子与他的四人座有橇雪舵队的队友一起住在奥运村,在雪天以打雪仗为乐。王子自称他进行雪橇训练比听音乐会瘾大。王子早在卡尔加里奥运会上就率队参加过比赛。尽管名次是25。这次在长野仍以“舵手”身份披挂上阵。王子的队伍最后排名第28位,但是他依然玩得高兴,输得高兴。

  连王子都热衷的有舵雪橇起源于一名叫Bob的男孩,他在瑞士即兴把两支无舵雪橇叠放在一起沿山坡飞驰而下。1994年在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这样的游戏就演变成美国人耗万美元采用滑动悬吊系统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的“附加值”被加在这个游戏出身的项目上。

  在长野的舵雪橇比赛中,美国、加拿大运动员起诉德国的金牌得主哈克尔。因为他脚下穿着一双金黄色的流线形新鞋。据说这双鞋能让选手一轮用时缩短百分之二三秒。而这种鞋的制造商以材料短缺为由不向美、加选手出售,引起了雪橇场上关于鞋的官司。

  在雪橇比赛刚成为冬奥会正式比赛之际,人们曾在无舵雪橇的滑铁上大做文章。为了提高冰上速度,铁制成空心,在里面灌注热油。无舵雪橇曾是冬奥会的“烙铁项目”尽管这种作法被最后禁止,但仍然挡不住“附加值”在比赛中的作用。本次冬奥会有舵雪橇比赛出现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并列金牌的情况,在日趋激烈的比赛中一些新的“附加值”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比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但是挪威的越野滑雪英雄达赫利的第一项比赛中因为选错了雪板上的蜡的型号而名落孙山。行家们说:在高手云集的越野滑雪比赛中,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彼此竞争的是雪板和蜡的使用。这种“附加值”的竞赛在正式比赛之前,就早已开始了。

  冬奥会最大的明星是速滑高手脚下的新冰鞋。“新冰鞋”的出现使速滑所有冠军的成绩都是奥运记录与世界纪录。“穿新鞋走老路”就是不一样。在冬奥会期间,我无意中发现荷兰人对速滑项目的发展起着相当重大的作用,他们在冰鞋上的发明使这个运河纵横的低地国家成为速滑王国。

  13世纪中叶荷兰首先出现安装在木板上的铁制冰刀。100年之后又是荷兰人穿着冰刀沿着运河从一个城市滑到另一个城市。1885年还是荷兰人制定了现行的速滑比赛规则。说起冰鞋,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荷兰选手里茨玛就穿过一种黑色的鞋体与冰刀密不透缝的一体化冰鞋。但是这种鞋的效力不足以让里茨玛击败1994年风头最劲的挪威选手高斯。荷兰人自从在利勒哈默尔大败后,除了潜心造出外号叫“塌拉板儿”的冰鞋之外,甚至在大学里运动用风洞实验的装备来研究速滑运动员比赛中的体验和阻力最小的运动。长野冬奥会的速滑馆里,荷兰人清一色地带着短沿的套头帽,小腿上还贴着金属薄片,金属据说是硅,再加上魔力无穷的新冰鞋,胜负恐怕已经决出来了。笔者没有意思否定运动员的天赋与努力,但是在“附加值”对比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无论薛瑞红还是当年以“拼命”著称的叶乔波都很难创造奇迹。

  荷兰人在长野冬奥会的5枚金牌(其中包括3项新世界记录)都来源于速滑,来源于赛事之外看不见的战场。日本速滑选手清水宏保在谈论起荷兰5000米世界记录创造者罗曼时说:“我不是尊敬他,我看见他就害怕!谁能滑那么快呢?”

  日本人除了害怕之外,还已经想到了别的。日本人表示,要研制新式改进型冰鞋,用更新的技术赶上荷兰人。

  笔者不敢说体育竞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附加值”的竞技,但体育比赛肯定不仅仅是场上队员竞技了,就像现代战争早已不是两个人的肉搏一样。

  说起“附加值”还有一例:长野的兴奋剂检测。奥运会首先采用了碳元素同位素的检测手段来探查违禁药物。考古工作者曾用碳元素同位素来鉴定出土文物的年代,而此项技术如今被用来对付尿瓶子。它能查出两周前服用的睾酮药物和二到三月前服用的类固醇药物。这种造价46万美元的机器还能分辨出人体分泌的睾酮与植物中提炼出睾酮。这台机器在长野只抓到了服用大麻的加拿大自由式滑雪冠军罗斯,但是“附加值”已经使冬奥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像游戏,甚至不像比赛了。

  (三) 冬奥会欠中国人一块金牌,或者说,中国人欠冬奥会一块金牌。如果在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赛中最后一棒王春露出弯道时再靠里一点;如果杨阳启动再快一点;如果在短道速滑500米决赛中领先王春露不被加拿大选手绊倒……

  当然,如果只能是如果。我们不妨再“如果”下去:

  如果中国大陆冬季的气候能够像韩国、日本那湿润、温暖一些,中国在本次冬奥会上获女子冬季两项第5名的俞淑梅就不至于在零下43℃的低温的训练场上冻掉一只脚趾;

  如果中国东北、西北的雪山上有更多的雪场、冰场,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感知冬天雪上、冰上的快乐……

  那么,长野的历史很可能重写。

  日本从1928年参加冬奥会开始,到1972年札幌冬奥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用了44年时间。中国速滑选手罗致焕虽然早在1963年就打破过世界纪录夺取世界冠军 ,而且赛场就在日本长野,但是经过众所周知的历史波折,1980年中国冰雪选手才出现在奥运赛场。

  我们很难说中国拥有欧美国家的冰雪传统,即使在今天,据说全国的人工冰场不足20座。我们的确不具备“以冬为乐”的群众基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还是冰雪的发展中国家。

  在冬奥会女子自由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中,中国队季晓鸥、郭丹丹两人负伤,只剩下徐囡囡一人冲击奖牌。赛后,有人指责教练应该让徐囡囡冒险以高难度冲击金牌,而不是求稳保奖牌。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思想固然冲劲十足,但是作为中国根基薄弱的雪上项目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考虑,为了这个项目的未来,不能冒险。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中国空中技巧的选手多是用日本人用剩下的雪板夏天在水池里训练成的,如果这块银牌能带来雪上运动的生机,银牌的作用就不亚于金牌。

  即使我们在长野冬奥会上实现了金牌梦,我们依然是冰雪的发展中国家。多次与金牌失之交臂的短道速滑教练辛庆山说:首先要承认教练员水平有待提高。其实韩国与中国开展短道速滑的历史几乎一样,但韩国人屡胜中国选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教练与队员比中国选手更能掌握严峻的比赛形势,韩国人比我们更老辣、更成熟、更适应奥运赛场—这块容不得半点温文尔雅、容不得半点柔弱训良的地方,这块只凭势力说话的冷酷的地方。

  奥运会一方面被人们渲染成节日般的聚会,而另一方面在赛场上已经越来越严峻、越来越没有半点温情好讲。在下届冬奥会夺取金牌只会更加艰难,而中国体育实在太需要这块金牌了。陈露决心退役,杨阳说:“我还要干到下一届。”

  (四) 任何体育项目大概都是起源于快乐的游戏,终结于艰辛甚至偏执。由快乐始、由快乐终的人实在太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陈露会在冰场上大哭的原因了。

  冬天已经过去。在长野我好像忽然发觉:冬天可以这样美好,而一场冬天的竞技又让快乐变得如此的艰辛。

  只有理解、热爱这种快乐,才能忍受和蔑视它带来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