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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中的记者 |
| 2001年09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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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做编辑，碰到有些牛哄哄的记者，就给他们讲我朋友的一个故事。
朋友也是做记者的，而且，以当时的情况（90年代的某年吧）来看，肯定属于做得还不错的那种记者，至少能写出很严谨很流畅很有节奏感的文章，至少鼓捣出了几单有一定影响的新闻，至少去哪个市县采访，哪个市县最低限度还有个宣传部长新闻秘书之类的前呼后拥。但后来，在许多人像赶集般向地多人少好赚钱的加拿大冲锋陷阵、此君亦欲加入“技术移民”的大军时，他高傲的自尊心却遭受到空前的打击：似乎人家不太信任做他这一行的基本质素，所以凡是做这一行的都得不到优惠的“技术加分”，所以朋友虽然满腔热情，想去魁北克投票支持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在给我的电话中，他恼恼地道：我当初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我特别见不得牛哄哄的人，故而每次讲这个故事，都有股恶毒的快感油然而生。
时隔多年，我再次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一群编辑和记者的头，我正在虔诚地阅读美国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林肯·斯蒂芬斯的传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一句话：报刊不仅能判断更多的灵魂升入天堂，也能把更多的灵魂拯救出地狱。我琢磨着这句话，顺便又琢磨了魏寒枫的《五大用人要决》，两个琢磨咬合在一块儿，催化的是另一个琢磨，就是《南方体育》到底要什么样的记者。
我是个正常人，疲劳一点儿，瘦小一点儿，但很少高烧感冒，所以我不会糊涂到以为我可以为这份报纸找来像很早以前的斯蒂芬斯、较早前的海明威、较接近的法拉奇这样的绝对大腕，我连那些忠实在守候在英国王室成员府第周围就只为拍出一张可能的牛逼照片的都不敢奢望，咱们这儿还有成千上万的道学家在如丧考妣地咒骂“狗仔队”，咱们这片土壤暂时还缺乏足以种植出职业记者（或者说忠实记录者》的养分。我只能假做“拔剑四顾心茫然”状，我只在条件允许我目光所及处，去努力搜寻发掘出那些潜在的优秀的分子，塑造《南方体育》渴望拥有的王牌记者。
这个猛人应该——
有张晓舟的才华。如果不是无知或偏执的话，大概没有人否认，在中国体育记者中，张晓舟的学养无出其右，读他的足球报道或评论，你能触摸到诗意，他歌颂欧文就是歌颂青春，他谈克鲁伊夫就谈价值观，尽管他不愿为中国足球挥霍他的才情，但他的文字仍然是有血肉有性灵有音乐性的。可惜他至今不会使用电脑，在编辑部里骂名沉重。
有马德兴的执着。《达拉斯晨报》的某头面人物昨天在广州说，资料量是记者水平高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马德兴的资料量无疑全国第一——据张晓舟称，马德兴出国时常带着四大包，其中三大包是足球资料，是故马老师能在上届十强赛前就提醒中国队留意马达维基亚。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马老师的不足也许是太过热爱，因为太热爱，所以有时难免偏执。
有李承鹏的洞察力。李大腕的文字仅次于张晓舟，但在张晓舟到处淘牒的时候，他在观察，然后写《中国足球资本论》、《中国足协搬家记》。我跟李大腕诤友相交多年，知道他不会五笔，写字比陈劲松难看，跟马德兴一样，太把中国足球当道菜，有时会忍不住去掺乎些本该厨子做的事。
有刘峰的热情。说阿拉伯语、英语和汉语的刘峰像彗星一样升起，他永远在路上，孜孜以求，毫无怨言，把选题交给他，他就能忠实地做好，堪称编辑部最欢迎的人。
有许绍连的操守。这是我的另一位好友，很多年前，他刚刚完全投入报界，他跟我谈了他认定的做记者的基本原则：不收红包不召妓。很多年后，我听说他完全履行他对自己的要求，这很有现实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他在报道某个问题新闻时处于相对公正的立场。
还有什么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客观与无情。我记不起那位南非记者的名字了，但我记得他那张著名的照片：女孩无助地呆立在前方，背后是虎视耽耽的秃鹫，我甚至能感觉到女孩的惊悚。作者在藉此摘取普利策最佳图片奖之后不久，就因为陷入深深的自责而一死了之。但正是他在拍摄过程的无情和对客观真实的追求造就了这张不朽的照片。你选择了这一行，你就选择了无情，你要做的是还原与再现，而不是加工与创造；你必须是个“他者”，因为你不是某个人的记者。
有了这个基础，王牌记者呼之欲出。
在我提到这些人当中，马德兴、许绍连正在长沙，效力于江湖闻之色变的瞿优远前辈麾下——我真有些羡慕瞿老大了，老大座前，真是猛将三千，高手如云呵，但咱们也犯不着穷酸：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后座那层酷酷的写字楼里，毕竟有着张晓舟的锦绣文章，阿村的诙谐幽默，小魏的苦思冥想，刘宇的高亢音量。
他们应该都拿得到“技术加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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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龚晓跃 来源:央视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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