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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上）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实施了，它的出台使我国开展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法治时代。
江亦曼：不容易，七十年代末提出，后经四次反复，始终感到不成熟。
23年的研究完善，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的五次论证起草，2001年12月29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江亦曼：随着法的颁布，结束了长期以来只是依靠政策、党内动员来开展计生工作。
在我国，虽然计划生育立法是二十世纪七十年末才提出来的，然而实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1953年，首次人口普查发现我们的人口已不再是“四万万同胞”，而是6亿，四年后统计又达6.5亿。当时，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提出应当实行计划生育，这便是著名的《新人口论》，然而这一观点在那时却遭到批判。随后我国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在1962年到1972年的十年里累计出生了三亿人。过快增长的人口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让实行计划生育成为必然选择。七十年代，我国开始在大规模提倡计划生育。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太多是那时的口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更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成为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虽然这是对党员、团员发出的号召，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迅速成为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进了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依靠行政的强制，政策的制约，二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稳定。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效果好，生育总和率由最高时的6%降到了1.8%。
 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所生孩子的数量。按照国际公用的惯例，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要低于2.1个孩子，人口就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进入低生育。目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1.8个孩子，这个数字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的国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放宽现行的生育政策呢？
在新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我们看到，它的核心就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既不放宽也不收紧。
主持人：9月1号计划生育法，等于说就正式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了，那么大家自然很关心，作为国策，大家已经听了2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法？
张维庆：因为计划生育，大家叫天下第一难事，规范公民共生育行为，这个本身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所以从种种因素来看，这个计划生育从没有法到有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主持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大家说计划生育法出台真是不容易的，20多年，那么过去难在哪儿？一直不能出。
张维庆：难在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和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就是老百姓希望多生孩子，我们要限制生育，那么这个矛盾在过去是比较尖锐的，因为过去的经济不发达，人民群众存在着实际困难和问题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国家又负担不起这么过快增长的人口，那么怎么办？只好采取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主要靠行政手段，所以那个阶段你说要立法他确实是比较难出台，你说一个完全管老百姓的法，这个法怎么立呢？那么后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人们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也提高的比较快。计划生育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也随着这个形势的发展来转变，转变到一个为群众提供服务的方面，在服务中加强管理，那么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那么计划生育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群众以法履行计划生育义务，这就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主持人：另外谈到这个法律出台的背景，可能还会涉及一个问题，比如说70年代末，我们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当时处在一个人口快速膨胀的阶段，从那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刹车，经历了20多年，现在整个人口的出生水准到了一种什么样的？
张维庆：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长期艰苦的努力，我们中国过快增长的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由过去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这种生产类似已经转变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似，也就是说达到了接近和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那么这个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主持人：那么在这样一个生育的状态下，大家可能自然也很关心，那已经持续一段低生育的这种状态，为什么不可以适当的放松呢？
 张维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生育政策，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国情，法上写了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所以这是中国人口太大，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类在中国，所以这个国情我们必须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第二个就是经过将近30年的实践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现行的政策，绝大多数已经得到理解和支持。有了这两条那么现在的生育政策就必须稳定，不稳定就要导致人口的回升和反弹，这是我们过去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教训。
主持人：其实您刚最开始谈到这个法律出台的时候就谈他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计划生育现行政策方面，然后推出这个法律，那么接下来可能都是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说到了现阶段，我们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计划生育了，而且效果也很明显，为什么现阶段开始不能实施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呢？
张维庆：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首先我说明他不是部分一胎政策，城市里多数地方他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但是多数省规定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一两个孩子，那么农村大多数规定生一个女孩子，还允许再生第二个孩子，这是考虑到农村，农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生产需要，制定的符合农民群众利益和意愿的政策，那少数民族地方有的还可以生3个孩子，你像西藏的话，农民还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所以中国的生育政策，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一个孩子的政策，第二现行的政策已经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所理解，没有变动的必要。
主持人：那么另外我觉得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否也可以帮百姓算一笔帐，如果现在每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的话，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可见的年份里是一个什么样？
张维庆：按现在的政策来确定，我们根据人口专家的侧算，就是到2035年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在接近16亿，就是高方案的测算，就可能实现零增长，那么以后人口就会逐步的下降，我们为了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在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接近16亿的情况下，那么才会实现零增长后，缓慢下降，就中国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6亿。是这么一个概念。
主持人：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来实施的？
张维庆：对，是。
主持人：回到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话题，前一阵子媒体炒得好像也比较厉害，就说高学历可不可以生二胎，比如说两口子都是硕士毕业的，这样的话他们生二胎将来中国人口素质不还上升了吗？
张维庆：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炒作的必要，第一我们政策是稳定的，没有改变的必要，第二就是说硕士、博士他们的观点就是因为素质高，所以他们生下的孩子就一定素质高，这个是不科学的，那就回到过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又回到这种血统中的观点上去了，这是不科学的，人的素质的差别，先天的差别，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及其个别的，个案以外，那么就是说硕士、博士生二胎，那就意味着农村的老百姓素质低，可以少生吗？那么这个观点我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科学的一种东西，那么现在是生二胎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你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生二胎，这不存在是硕士生，博士生，连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样。
主持人：那张主任，大家已经看到将来独生子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结婚之后，就可以生二胎，什么时候会进入高峰期，然后会不会导致城市大多数的家庭都变成，都可以生二胎。
张维庆：这应该是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你要如果是70年代到80年代定了这个政策，那么现在这一批孩子，已经到了婚育期，那么他们就面临着一个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如果是80年代90年代初定的这个政策，那么再过十年这一批孩子也就到结婚的年龄，所以说随着城市的十年以后，我估计城市里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就自然过渡到生育两个孩子的时期。
主持人：那么大家其实还经常议论这个话题，尤其当人口计划生育法要9月1号实施的时候，大家自然要关心，就是说有人多生，但有人还不生呢。为什么就是比如说面对不生，现在一些家庭，或者说城市里的，应该有所奖励啊，或者说指标应该进行有偿转让啊。
张维庆：我们想，我们是按政策生育，而不是按指标生育，我们的人口计划是个宏观调控的计划，并不落实到每个人，只要符合政策就可以生育，但是他不生孩子，你要奖励的话，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那大家都不生孩子那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怎么繁衍发展，那如果都不生孩子，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主持人：还有好多谈论，就是关于这个新法，大家可能也发现，谈到了男性生育权，把他当成一个很新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怎么来把一句话写进了法律？
张维庆：法律里面没有写男性生育权，法律写的是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包括男性生育权和女性生育权，那么男性生育权这个概念是个别报纸炒作的一种观念，我要说三句话，第一生育权是双方的，第二男性生育权也应该得到保障，但是第三中国的现实情况是重男轻女是主要的，维护妇女的生育权是重点的。
主持人：回到这个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每一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恐怕脑子中都琢磨这个法律的问题，那么在您这一任终于开始实施了，您觉得当时实施这样的法律，对于中国整个人口的发展和未来一段时间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维庆：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修改了国家的基本法律保障，那么第一，可以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持续健康的向前发展，第二通过这部法律的实施，可以促进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第三这个法律的有效实施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的满意程度，第四就是这个法律实施的结果，将会有利促进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后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良好人口环境。
计划生育法的出台，虽然基本政策没有改变，但是，真正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计划生育工作迈入了法制的时代。让我们真正地感觉到这样一个“天下第一难事”，这样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民族未来的百年大计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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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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