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2.30 15:31 |
|
投资的先生，编剧的先生，演戏的先生，报界的先生，发行的先生，批评的先生，在这生死关头，千万千万，替中国影戏多多地留一点余地，叩头叩头，叩求大家慎重投资，慎重编剧，慎重导演，尤其叩求各阜戏院主，成绩不好的影片，宁可损失本钱，不要拿出来捣乱市场。拜托了！——郑正秋”
当时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们这样莫名其妙地做着无师自通的导演工作，真不知道闹了多少笑话。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想到过。摄影机的位置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做戏。连续不断地演下去，一个镜头，一个机位，一拍到底，直到200尺的胶片拍完为止。——张石川
好莱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厂，每年以巨大的资金投入生产着数量众多的或成为经典或成为垃圾的影片。在这里，商业片有了自己的经典模式。以这种模式生产的电影，被冠以“大片”之名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00年之后，中国将每年进口20部好莱坞大片。也就是说，中国人每18天就会看到一部“大片”。一部影片支撑起观众18天的兴趣，好莱坞付出的代价是上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多个熟练制作班底夜以继日的辛苦劳动。如果要让一部影片支撑起观众60天的兴趣，那又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1913年的中国上海，一个名叫郑正秋的导演，回答了这个问题。
1913年，袁世凯大总统还在做着不合时宜的皇帝梦，但当时民间最喜欢的却是民主、平等这样的字眼儿了。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这一年最时髦的东西，是一种被叫做影戏的洋玩艺儿。这个洋玩艺儿就是电影。
那时上海的电影院里，放映的全是洋人拍的各种风光片、爱情片和打闹片。
1913年9月，《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广告：亚细亚影戏公司“厚资聘请新民社诸君扮演中国戏剧如家庭新剧《难夫难妻》……，此中国演剧摄入影片，洵为海上破天荒之第一次也。”花钱刊登这份广告的人就是当时上海著名的戏剧评论家郑正秋。
9月29日晚9时，中国的第一部无声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剧场开演。这是郑正秋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人的第一个故事片。
郑正秋原籍广东潮阳县，是上海潮州藉巨商郑洽记土行老板的养子。少年时郑正秋体弱多病，曾为病痛而吸食鸦片。育才公学毕业以后，他就在郑洽记土行帮父亲打理生意。当时的上海，从小东门外陆家石桥到北门外的三茅阁桥曾是法国的租界。这里客栈林立，街上大多是长袍马褂、长辫及腰的南方人。郑洽记土行就开在小东街。可是郑家的这位少东家却对经商无甚兴趣。也许是天生对文艺一行的敏感，很快，他就结识了一大批名伶。当时的毛韵珂、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都是郑正秋的座上客，而刘鸿升、谭鑫培等人的唱段，不管挑哪一句出来，郑正秋都能入情入理地讲上一个时辰。因此，郑正秋成了当时上海有名的“戏呆子”。
对郑正秋失去耐心的父亲终于把他从铺子里“请”了出去。从此，上海滩少了一位少东家，却多了一位剧评家。
1910年的11月，郑正秋正式在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民立报》上发表专栏剧评文章，专栏的名字是：《丽丽所戏言》。郑正秋巨大的创作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字，使他很快成为上海滩最有名的剧评家。曾经有一次，郑正秋因为家事让别人代写了几篇剧评，居然有许多人来信要讨个说法：你怎么能不写了？郑正秋高屋建瓴的指点，已经是当时上海文艺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让郑正秋满足。相反，他发现现存的上千种剧目中，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诲淫诲盗、迷信凶杀和因果报应的，改良戏曲的愿望在心中一天比一天强烈。
但是，面对文化贫困的戏曲界，郑正秋的宏愿却难以实现。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这种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做得了这种工作。郑正秋几乎绝望了。这时候，郑正秋生命中最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张石川。
张石川，浙江宁波人，当时在上海的一家洋行当买办。一个名叫依舍尔的美国人，从朋友手中买下濒临倒闭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想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里赚钱。当时在上海靠经营影戏放映而发家的外国人数量众多。于是他找到在洋行里当买办的张石川，他想知道中国人想看什么。精明的张石川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找到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的郑正秋，并邀请郑正秋加入电影创作。
那年的上海仍是外国资本的天下。经济的上升、物质的繁荣促使娱乐业的兴旺。但郑正秋的新剧主张——创造人生、改正社会，使观众在娱乐当中得到很深刻的暗示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所以新剧在上海没有市场。苦闷之际郑正秋答应张石川去拍电影。
但是郑正秋和张石川根本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也没有电影剧本创作的概念，不知道去拍什么。好在郑正秋有新剧创作的经验，所以他们商定借鉴新剧的样式。
最初郑正秋想拍的影戏并不是《难夫难妻》，而是另一部叫《黑藉冤魂》的片子。《黑藉冤魂》是刚刚在上海引起轰动的文明新戏，讲述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少爷，由于抽上了鸦片，最后负债累累，导致家破人亡。
郑正秋从来就没有放弃他的教化社会的主张，他自己就抽鸦片，他为什么要拍《黑藉冤魂》呢？他是用教化社会的武器首先讨伐自己。
同现在所有的电影导演一样，无论他们有什么想法，投资方的建议是不可忽视的。而郑正秋的投资方是外国人。鸦片在外国人眼里是他们赚钱的捷径。如果依舍尔拍控诉鸦片的电影，他的那些同胞们是不会放过他的。依舍尔打定主意：如果想拍《黑藉冤魂》，我不会投一分钱。郑正秋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寻找新的题材，仍然想用电影这种全新的方法去实现他在新剧中的主张。
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令人侧目的事件。郑正秋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1913年，大洋彼岸的妇女们举行游行示威，争取选举权。有的妇女甚至勇敢地冲进赛马场，丧生在马蹄下。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在同胞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而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结束，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此时的中国，民主还是一句空话。老百姓们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力。婚姻更是不能自主，大多由父母包办。郑正秋对包办婚姻感触颇深。他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的。鸦片拍不成，他把目光转向了包办婚姻。他想重新写个剧本，名字叫做《洞房花烛》。
《洞房花烛》，讲的是乾坤两家，一家娶媳，一家嫁女，两家门当户对。但男女二人素昧平生，也没有自己的主张，任媒人穿梭奔走，命运受人摆布。最后历经繁文缛节，两个不情愿也不相干的男女被送入洞房，宾客们不祝他们美满幸福，只说一声早生贵子。
想法有了，构思也有了，郑正秋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这个3000多字的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诞生了。等米下锅的美国人不再挑剔了，他们马上同意投资。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就这样开始了拍摄。
张石川相信，这次是一个机会，他相信以自己的精明，加上郑正秋的才华一定是包赚不赔的。而郑正秋的想法很明确，要替社会着想，要选择大家脑子里想的事，使他们容易感动，使他们在娱乐中得到启示。通过电影，也实现他的新剧主张，就是寓教于乐。他想起自己看过的查理·卓别林的影戏。这位世界知名的喜剧明星总是一个落魄的小人物形象，穿着破上衣，舞动着手杖，走进观众的视野。这样的小人物形象，正是郑正秋想要表现的。
完成了剧本之后，找演员成了最头疼的事情。那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培养电影演员，也没人懂什么是电影表演。郑正秋只能在文明新戏的演员中挑挑拣拣，最后看中的居然是外地剧团的16个学生，演员都是男性。因为当时风气未开，女人是不好上台的。看着男演员剃光胡子，对镜贴黄，郑正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一直提倡改良旧戏，结果自己拍戏，一样要人男扮女装。
当时的拍摄场地就在上海圆明园路的一块空地，十分简陋。拿竹篱笆在路边的空地上围个圈，再在圈内按一般的舞台布置，三面挂上幕布当作三堵墙，一个摄影场就算构成了。掌机的是老板依舍尔。张石川指挥依舍尔，郑正秋负责给演员说戏。
在那个简陋的摄影场里，有很多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了节省开支，墙上的自鸣钟、衣帽钩都是画出来的，连一部分桌椅都是让寿衣店扎出来的，因为租金太贵了。由于主创人员对电影知之甚少，大家只能按文明新剧的方式生搬硬套。表演夸张失真而卖弄，连化妆都是舞台化的，油彩浓重，两眼像两个大窟窿。那时候特写镜头没有发明，演员需要表达强烈感情时，只能捶胸顿足。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笑话。拍摄两个仆人在客厅打闹的一场戏时，拍到一半就天黑了，大家只好收工。不料，其中有一位演员嫌自己的服装不如同伴的好看，第二天早上就抢穿了人家的衣服，结果拍出了一段两人衣服都穿错的片子。
张石川回忆说：“当时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们这样莫名其妙地做着无师自通的导演工作，真不知道闹了多少笑话。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想到过。摄影机的位置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做戏。连续不断地演下去，一个镜头，一个机位，一拍到底，直到200尺的胶片拍完为止。”
当时的胶片是从德国进口的，每盒200公尺。拍摄《洞房花烛》一共用了四盒。
当拍到最后一个镜头时，郑正秋突然意识到这部片子的最终意义。于是他决定放弃《洞房花烛》这个名字。他无法用这种引人瑕思的名字给这么沉重的内容命名，直到1913年9月片子的巨幅海报贴在新新剧场的门口——《难夫难妻》。
在9月29日以后的连续60天里，这部当时的国产“巨片”在上海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观众来讲，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种全新的娱乐。他们看到电影里中国人自己的真实生活，这是在平时经常发生的故事。他们很快被剧情打动，并深深地陷入其中，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深远。中国电影从此由戏曲短片过渡到戏剧故事片、从娱乐人生演变到教化人生。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后来的电影评论家柯灵认为这部影片比胡适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还早6年，内容也比后者有深度。《难夫难妻》是中国民族电影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中国故事片的里程碑。
当郑正秋和张石川煞费苦心地在马路上用篱笆圈起摄影场时，在美国的洛杉矶，有人第一次把好莱坞与电影联系起来。一位尚未成功的剧作家西席·地密尔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舞剧作家杰西·拉斯基，他们在好莱坞以每月75美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仓库，用来作为拍摄工具的存放地。投资方是纽约的手套商人山姆·戈德费西。他们要拍的是西部片《印第安妻子》。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西部片。这个时候，好莱坞还是一片不毛之地，但西席·地密尔认为这是个拍外景的好地方。
如果要论起当初的区别，郑正秋与西席的区别在于，郑正秋拍的是伦理片，是棚内拍摄；西席拍的是西部片，是实景拍摄，这一切同样发生在1913年。
《难夫难妻》上演不久，郑正秋得到消息，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孙中山远渡东洋，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开展讨袁运动。多年以后，孙中山与世长辞。感伤之余，郑正秋专门创作主演了《孙中山之死》，以寄托自己对一代伟人的仰慕和缅怀。这一年，在郑正秋的生命里，有了太多的意味。
《难夫难妻》的制作对郑正秋来讲是一个偶然，他仍没有看中电影，也没有认识到电影的重要性。郑正秋继续探索他的新剧。张石川继续拍电影并做了许多搞笑片。这也许是他们的一个分歧。从一开始张石川就把电影当作赚钱的工具，而郑正秋一直是以教化人生的目的去做电影。虽然《难夫难妻》引起轰动，但郑正秋依然故我地去做新剧去了。他离开摄影棚长达十年之久。
其实，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当时电影界的诸多弊病。郑正秋在1913年曾说：“投资的先生，编剧的先生，演戏的先生，报界的先生，发行的先生，批评的先生，在这生死关头，千万千万，替中国影戏多多地留一点余地，叩头叩头，叩求大家慎重投资，慎重编剧，慎重导演，尤其叩求各阜戏院主，成绩不好的影片，宁可损失本钱，不要拿出来捣乱市场。拜托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人忙于打仗。这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长足的发展。民族经济上去了，便有了民族电影发展的契机。这时的郑正秋和张石川等5人合伙搞证券交易，随后在股票狂跌中负债累累。张石川建议拍一部电影赚点钱来挽回损失。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郑正秋重操旧业，走进摄影棚。他们成立了后来非常著名的明星电影公司。
郑正秋一生拍过40多部影片，最有代表性的除了《难夫难妻》之外，还有《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
《劳工之爱情》讲述一个小人物郑木匠的爱情故事。影片中，郑木匠的掷果传情，取材于我国古代美男子潘安掷果盈车的典故，富于想象力，很受观众喜爱。
郑正秋真正走向成熟的是电影《孤儿救祖记》。这是郑正秋和张石川合作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该片在全国各大影院连续上演半年之久。它对明星公司以致对当时的中国电影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当时在中国上演的外国影片也无法与其竞争。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中国民族电影运动的高潮，电影公司纷纷成立。
郑正秋逝世的前一年，拍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姊妹花》。《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戏院连映60天，远远超过现在的进口好莱坞“大片”，首创了国产“大片”的纪录。由胡蝶演唱的该片插曲《催眠曲》更是风靡一时，成为街头巷尾、妇孺皆唱的流行歌曲。郑正秋是中国电影的拓荒牛，“中国电影之父”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郑正秋既有伯乐之才，而且求贤若渴。在他身后，留下三个赫赫有名的学生。一个是蔡楚生，他给郑正秋做了六年的副导演。他拍摄的《渔光曲》在1935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上获奖。他的另外一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深深地感动着观众，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一个是胡蝶。胡蝶是郑正秋亲自挖掘培养的演员。在郑正秋带病到片场工作，衰弱得要躺在担架上时，总是胡蝶走过去帮他把毛毯盖好。公司要派人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博览会，郑正秋放弃了这次机会，却大力推荐了胡蝶。一个是阮玲玉。阮玲玉与第一次郑正秋相见，是在郑正秋主持的中国第一所电影表演学校——明星演艺学校招生的时候。阮玲玉由于紧张，发挥失常，是郑正秋坚持给她再试一次的机会。他相信阮玲玉会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
中国电影先行者郑正秋，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悉。可是，我们记得胡蝶、阮玲玉的风采。令人宽慰的是，这些明星们，都深深地记住了她们的教师郑正秋。
1935年，郑正秋去世，那一年他46岁。胡蝶，甚至在郑正秋去世之后，特意买下他的房子，自己搬进去住。她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就是不能忘记郑正秋，因为这个人永远都是大师！
|
|
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