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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初夏，河南开封。市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的军官骑自行车到处察看。有一天，他乘上了人力车，途中询问车夫生活情况，特别对新的河南督军有什么意见。车夫回答说，车夫生活本来就很若，自从新督军冯玉祥来开封后，就更加苦了。因为冯督军自己不坐洋马车，人家轻易也不敢坐车。加以夜间戒严太早，生意大不如前。坐车的军官听了这番话，下车后给车夫银元一枚。第二天全城戒严时间推迟到深夜11时开始。原来这位军官就是河南督军兼北洋陆军第11师师长冯玉祥。
二十年代是军阀横行的时代，谁拥有了一个省的地盘，谁就拥有了权势和财富。冯玉祥当然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感受比别人更深切。自1920年撤离驻防两年的湖南常德后，欠饷一直困扰着他的军队。面对这难以解决的顽症，他甚至多次想过自杀。有一次，他走投无路，竟指挥他的士兵去截留火车装运的政府税款，但始终不准自己的官兵去抢夺平民的财产与食物。1922年春天，他放弃陕西督军的位置，帮助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队打败了东北张作霖的军队，作为报偿，他担任了河南督军。他将欠了几个月的军饷发给官兵，此外，还有足够的财力招募上万名新兵。在河南，冯玉祥的第11师和以前第16混成旅时一样纪律严明，他本人也像以前一样热心公益。1922年秋，上海一家英文杂志评选十个中国最伟大的人。参加投票者有35000人。排在第一名的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第三名是风头正劲的胡适博士。河南督军冯玉祥名列第二名，在军人已经声誉扫地的年代里，能够赢得这样的好评必然要有过人之处。舆论虽然对冯玉祥有好感，但上任不到半年的冯玉祥很快被免去了河南督军的位置。吴佩孚驻在离开封不远的洛阳，是中国最有权势和声望的将军，连北京的总统、总理、总长们也得他的脸色行事。但眼皮底下的冯玉祥却是个个性倔强的人，他拒绝接受吴佩孚推荐来的官员。在吴佩孚过五十生日时，冯玉祥甚至送来一罐清水相贺，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清水。心高气傲的吴佩孚决定把冯玉祥从河南赶走。他的命令很苛刻，规定冯玉祥只能带走第11师，其余新编的军队不准同行。这个消息震惊了刚上任5个月的冯玉祥。他决定前往保定。而对强硬的吴佩孚，冯玉祥希望能够得到直系首领曹锟的支持，曹锟是吴佩孚唯一效忠的人。他的大本营就设在保定。为了周旋，冯玉祥不得不去参加他讨厌的酒宴。酒席上，人们谈的都是打牌输赢多少，到什么地方嫖妓。冯玉祥开始一言不发，只是吃饭，终于听不下去，又不便发作，便对筷子说：“我只好和你说话了。”
 在戎马倥偬中，冯玉祥将军总是每天找时间记日记。几十年坚持不懈。他喜欢在日记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写下自己的打算。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至今珍藏着冯玉祥将军亲笔写的厚厚的日记。冯玉祥的女儿（冯弗伐或者冯理达）回忆道：父亲早年的习惯是，凌晨五、六点钟起床，提着马灯到书房写晨勉和日记。被吴佩孚从河南赶走，冯玉祥很生气，甚至失眠。但这位将“坚忍吃苦”四个字作为毕生信条的军人决定坦然面对这个局面。他谢绝了河南士绅的挽留，立刻准备起程。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听从吴佩孚的摆布。在火车站，新招募的士兵，佩戴第11师的番号上车，然后第11师的老兵打着第11师的旗号上车。他们沉着而迅速统统挤在五列火车上，很快全部运完，不留一人。当吴佩孚得知这一情况时，这支3万多人的队伍已经到达北京城下了。
1922年11月10日。北京火车站。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及各部门代表在迎接冯玉祥的到来。9点15分，迎候的人群看刚被北洋政府授予的扬武上将军。冯玉祥从简陋的运马棚子车箱里钻了出来，令讲究排场的北京官员们大惊失色。没有人想过，两年后，这举止有点古怪的将军会颠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冯玉祥稍作寒暄后，便乘汽车到达设在市内禁卫街的检阅使署。离开河南，冯玉祥的官职变成了陆军检阅使。但没有别的部队需要他检阅，他只能检阅他任师长的第11师。第11师司令部设在北京市内古老的旃檀寺。他手下的官兵大都驻扎在南苑的兵营里。南苑，地处北京近郊，却远离北京的繁华烦器，是练兵的好去处。1905年，冯玉祥就随军在这里驻防过，还将多病的父亲从安徽老家接到这里，可惜它的父亲当年底就在这里去世，使他十分感伤。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以后的整整两年里，冯玉祥在南苑尽心训练军队，练出了一支劲旅。而且，命运和机遇在不经意间，将这位失意的将军和他的军队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吴佩孚则为他的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中外人士混杂的地方。繁华街道上的灯红酒绿色犬马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诱惑，巍峨的皇宫，喧闹的天桥，端庄的四合院。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缓慢而闲适。冯玉祥和他的军队在面临新的考验。许多眼睛在盯着这支新来的队伍。军营周围的村民从末见到过像冯玉祥这样的军队。官兵健康、温和、朴素，不像其它军队那样欺负平民。只有一个多营的士兵随冯玉祥进入北京城区，他告诫那些不准进城的官兵：不要以为不进城就不快乐。受苦自有受苦的好处。至于进城的官兵，绝不能像从前其它军队在北京无所不为，令人敢怒而不敢言。我军是爱国的军队，应当一反所为，尽力保护百姓。
冯玉祥不太爱见客，在日记里，常常可以看到他对自己这一点的责备。其实，不管他怎么做，他也融不进北京那个看上去优雅，但散发着腐朽气味的达官贵人巨商大贾的社交圈，何况，他也根本不想。只是他的举止特别，使他成为许多人谈论的对象。初次见到冯玉祥的人都会对他的外貌印象深刻。他大眼浓眉，身高1米83，长得魁梧壮硕。在与别人的合影中，他的形象最好辨认，因为总是他比普通人高一个头，甚至一个半头。这样的体魄天生适合当个军人。冯玉祥给客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生活的简朴，就像苦行僧。他不抽烟、不喝酒。客人来也没有烟酒招待。他身为陆军上将军，每餐只要一菜一汤。客人来了，特殊一些，再加上一两个菜。他的衣服除了非穿不可的军礼服外，从不他穿绸呢绒，都是土布衣服。穿绸缎到他那座客的人都有点提心吊胆，传说冯玉祥在陕西当督军时，看到穿丝绸衣服的人就会向他敬礼，然后告诉他，我不是向你敬礼，而是向你的衣服敬礼。这扬武上将军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决不坐豪华卧车，而爱坐挂铁篷的货车。这样的人来到北京，来到追逐个人私利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北京政坛，免不了被看成怪人，许多同僚始终怀疑冯玉祥不是不近人情，就是虚伪做作。对冯玉祥来说，一切却很自然。童年的艰难生活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记忆。虽然冯玉祥祖籍是安徽巢县，但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河北保定康各庄度过。那时，冯玉祥的父亲薪饷很微薄，不满10岁的冯玉祥经常将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等到父亲的军饷发下来再去赎当。当铺的柜台很高，冯玉祥得踮着脚，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冯玉祥日后告诉他的孩子们：那时进当铺受的气，并不比坐监牢好。11岁时，他的母亲生病，小冯玉祥为了母亲康复，虔诚向佛像跪拜，但无钱治病的妈妈还是死了。为了给家里多挣得点银子，到兵营中补了个额，开始练习步枪打靶。在部队里，他的衣服食物极为简单，好多存点钱，把孤单的父亲接到身边供养。他习惯简单的生活，一生同情穷困的百姓与士兵，本能地厌恶奢华的生活，甚至将它看成是罪恶和堕落的源泉。
在南苑，冯玉祥一家住在五间瓦房里。屋里的火炕是冯玉祥夫妇领着传令兵自己砌的，窗户纸也是自己裱糊的。官兵们直接喊他儿女的名字，甚至小名，但不喊少爷小姐。就是对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也不喊太太，而是直呼夫人的名字。在家用餐时，冯玉祥会冷不丁问他的子女：“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孩子们便如实回答：“当过农民、渔夫、兵丁。”冯玉祥就这样经常提醒自己、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军队不要忘本。南苑军营营门口，挂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标语牌，横额上写着“大家庭”三个字。每天在清晨八点钟，冯玉祥会亲自上操场，监督训练，他手下的旅长、团长们也一样。卫队营就在司令部旁，他亲自点名，开始用点名册，几天以后他就能够知道每个人的姓名、籍贯和家庭情况。他喜欢与下级军官士兵间始终保持直接的接触。夜晚时分，营房静悄悄的，官兵已经躺下。冯玉祥有时会带着随身警卫人员，直接进入想考察的兵营，严令营门卫兵不许声张，不准向他的官长报告。然后，他悄悄睡在普通士兵的兵营里，听着士兵谈话，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和军官带兵好不好。连长以上升迁，冯玉祥都要当面直接训话、勉励。当他统帅三万多人时，频繁的巡视、演讲与会议使他疲于奔命，嗓子疼和疲劳过度是常有的事。在有红军之前，不论是什么军队，极少有高级将领像冯玉祥将军那样了解普通士兵、爱护普通士兵。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军纪时，他像严父；关心士兵生活、卫生、健康、家庭、出路时，他像慈母；教士兵射击技术、体操要领时，他像师傅与兄长。而在教如何作人方面，更像个耐心的教师。冯玉祥常给官兵们讲，他是在军队中当伙夫出身的。没有人比1892年就当兵的冯玉祥更知道士兵的喜怒哀乐。从11岁起在军中打杂，15岁就正式从军。从一个没有枪高的清帝国的少年士兵一直升到了民国的陆军上将。军队是他生活的全部。
冯玉祥将带兵的经验告诉下属军官们，他相信：“古今来带兵之道，千言万语，一句话概括起来讲，要以带子弟的心肠带兵。”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作的。在南苑，有一位士兵因为失血过多而生命垂危，冯玉祥向医生伸出了胳膊，将军的血注入了士兵的身体，赢得了生命。从此，他的军队中，官兵献血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还帮助一位受伤的士兵擦澡。这位士兵望着将军高大的身躯感叹说：“我的爹娘对我都没有这么好过。”冯玉祥特别关注士兵的健康与卫生，防止非战斗减员。每个团设有澡堂、理发室，官兵互相理发。他经常亲自检查士兵们的手、鼻孔与脚看是否有问题。在和士兵见面时，他交待得特别详细。诸如：小心煤炉熏死人；如遇手脸破裂小口，急须用药膏贴；手破不可用土擦；眯眼切不可用手擦，须用洗净；不能用公共手巾。在他的军队里，军官除营长以上有小灶外，连级军官一般与士兵同吃同穿。冯玉祥还规定，年节或者婚丧大事送礼，只许上级送给下级，而不许下级送给上级。冯本人和高级军官在吃、穿、住三方面也都简单朴素，与士兵一样，同穿布衣。不像一般北洋军队高级军官过着与士兵悬殊的生活。官兵家属来探亲，冯玉祥亲自招待，请他们吃饭，还要家属放心，在他的军队里，官兵不准吃烟，不准喝酒，不准嫖赌，不准拜兄弟。他们的子弟绝对学不坏，如若退伍回家，也是安善良民。根据陆军法律，士兵入伍3年，即应该退伍。但当时国家不统一，也没有人遵守这个规定。冯玉祥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发现战士退伍的生活无法解决。士兵们到军队里就是因为在农村无法谋生，如果硬让他们回去，无异逼他们作土匪。冯玉祥在南苑办起了织袜厂、缝纫厂、毛巾厂、藤器等。让全旅士兵都分班学习，将许多人培养成了熟练工人。许多退伍士兵可以靠这些技能谋生。他对部下说：送你们钱财，不如教你们学习工艺，学了工艺可作为终身安家的本领。每年的5月7日，南苑的军营都在肃穆、紧张与兴奋中度过的。每个官兵都知道这个日子的含义。1915年这一天，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冯玉祥的客厅里悬挂万国旗，就没有日本的旗帜。有一天，一位日本武官拜访冯玉祥，发现了这一点，深感奇怪。冯玉祥说：“我讲出真实原因，恐怕你不想听。我想购买日本旗但买不到，自从日本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后，凡是卖万国旗的，都已经将日本旗烧毁。”日本武官只得默默无语。每年的这一天，冯玉祥的军队都举行阅兵式。到了1924年的“五七”国耻日，各部队的营门外，扎起松树牌，中间书写“国耻纪念万不可忘”八个大字。左右书写“二十一条”。冯玉祥和旅长们分别讲述中国将被外国共管的危险，还有安南、朝鲜、印度等亡国的惨痛。全军阅兵式开始，当队伍经过检阅台，冯玉祥大声问士兵，“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官兵高声回答：“是老百姓的！”当天午饭，冯和部属同吃玉米面做的馒头，馒头上都印有“勿忘国耻”四个红字。南苑的驻军平日按季节替地方服务。如春播时借给老乡们牲口替他们耕种；夏收时派军队下乡，替他们收割；秋冬时，替地方修路，军医院替附近老乡们治病。1924年8月，永定河水暴涨，十分危险。冯玉祥连续两天到河边观察水势。一天深夜，附近居民向冯报告永定河险情，冯当即派两个团前往护堤，并以拿出军供给灾民喝粥解饥。第二天早上，冯玉祥率领各旅旅长及团营长到现场参加抢护，终于堵上了决口。部队在防洪抢险中有百多人受伤。永定河堤内有荷花池，荷花盛开。老百姓传说荷花是为冯玉祥而开，所以经久不凋谢。水势下降后，冯部刚刚撤离，忽然得到河水又涨六、七尺的险情报告，冯玉祥亲率所部官兵，日夜守护在堤岸上。冯夫人集合军官眷属组织了一个临时的看护队，进行救护伤兵的工作。苦战多天终于战胜了水灾。百姓为感谢冯部这一义举，特立碑铭文，以志纪念。事后，政府嘉奖冯玉祥部，发给布鞋五千双犒劳士兵，平均每六人一双，但如果由水利当局抢修这一巨险，非要花去几十万元不可。南苑一带的民众编有一首歌谣：“冯玉祥驻南苑，替俺收麦和种田，不喝俺的水，不吃俺的饭，这样的军队真少见”。
1923年底，冯玉祥经历了悲伤的时刻，他的结发妻子刘夫人生病去世。不久一位女性进入他的生活。她就是李德全，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冯玉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听到李德全的讲道，对她的学识、口才很是佩服。和冯玉祥一样，李德全也喜欢简朴而有意义的生活，她还乐意抚养几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们.1924年2月29日，冯玉祥与北京女青年会当干事的李德全在北京卫理公会礼堂举行结婚仪式。李德全当时28岁，冯玉祥42岁。从1920年到1924年，基督教是冯玉祥精神生活的支柱。冯玉祥的作息时间非常紧凑而有规律。下面是他平常一天的作息时间表：早六点起床，先祈祷，再看《圣经》。七点，反省自己之错误。八点，查阅官兵。八点半，早饭，毕，办公事。十点半，会客。十二点以后，写字。下午二点，办公。三点半，看“道理丛书”。五点至七点，运动游戏。七点后，看英文，写日记。九点半，祈祷，就寝。透过这张时间表，可以发现冯玉祥好学、勤奋，爱惜时间，而且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冯玉祥在1913年就受洗入教。当时，他发现许多基督徒不抽烟、不喝酒，家中的女性不缠小脚，孩子识字念书，这些都对他有吸引力。有一件事使他感受到了基督博爱精神的伟大。1920年，冯玉祥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美国医生罗感恩在常德开设广德医院行医。一日，罗大夫给冯夫人的亲戚刘先生看病。有精神病的刘先生突然开枪打中罗大夫，又开一枪，子弹穿透了冯玉祥的肩头。冯玉祥上前夺过手枪，而罗大夫因流血过多，送至医院就死了。冯玉祥决定向他的家人赔偿损失并深表歉意。冯玉祥送给罗夫人的赔偿金被原封退回。而且罗夫人继续帮助刘先生看病。冯玉祥将补偿金寄给罗夫人的儿子，这位在美国半工半读的小伙子将钱寄了回来，说，他的父亲是为医治病人而死的。如果自己学成之后，也要来中国工作。冯玉祥深受感动，决定用罗家退回的钱，造了个活动房子，起名思罗堂。队伍行军到哪里，都带着这个活动房屋，教徒们在这个房子里讲道，做礼拜。在其他人看来，冯玉祥的军队是一支奇特的军队，他们受洗，作礼拜。每星期日，请中、外牧师查经、讲经，每年春季停止操练、上课一星期，专门布道、查经。冯玉祥用基督教对官兵进行精神熏陶，含义很深。1924年2月间，冯玉祥部下官兵有1000多人同时受洗。3月间，10多名牧师为5000名官兵举行集体洗礼而忙得团团转，场面十分宏大。冯玉祥也应邀到外面的教堂登台讲道，听众从各个地方赶来。“基督将军”的名声传遍全国。
冯玉祥极爱读书，常说，三日不读书，便觉得面目可憎。冯玉祥的女儿回忆道：我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只入私塾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书，这就是他的学历。他一生没有任何学校的文凭。父亲的学问，都是后来在军队里用公余时间学习的。父亲领兵期间，曾请过名流学者及大学教授多人到军队内讲学。每星期，教育总长黄郛都到南苑兵营讲述军事政治学，他每次在南苑演讲约二小时，冯玉祥与全军营长以上军官一同听讲。两人志同道合，冯玉祥希望在政治得到黄郛的帮助。黄郛想依靠冯玉祥的力量推翻曹、吴。黄郛感叹过：上至总统，下至小官，没有一个官员像冯玉祥这么好学的。如果不看书，不了解世界大势，冯玉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北洋军阀而已，而不可能始终追随时代而前进。他不仅自己好学，冯玉祥还让官兵识字。冯玉祥军队的兵95%出生贫寒的农民家庭，缺乏教育。冯玉祥编“八百字课”、“三百字课”帮助他们认字。每连在每天每顿饭前，教士兵识字两个。他常说：“我不学无术是个粗人，你们要不好好读书，将来怎么办。”没有势力教他这么做，也没有势力逼迫他这么做。他在这支军队身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影响。他塑造了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一支军队。凭借的完全是以身作则的道德感染力和坚强的意志。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他的练兵带兵治军方式近乎奇迹。这支劲旅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只是静待时机的到来。
在南苑练兵的两年里，也是中国政治酝酿巨变的时候。1923年6月，穷困的北京政府已经国库空空，官员、教师与军人的薪金不能够及时发放。大总统黎元洪在直系军人的逼迫下出走天津。曹锟通过贿赂国会议员当选大总统。在北京乌烟瘴气的时候，国民党在广州正式改组，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国民革命拉来序幕。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结成三角反直联盟，大家都把目光注意到南苑的冯玉祥，只有吴佩孚仍旧自高自大，还梦想用武力统一全国，而不知道暴风雨即将来到。1924年的北京城里，散发着一种政治上腐臭的气味。中南海里驻着大总统曹锟，他用金钱贿赂国会议员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而对国内的反对者，他并不惊慌，因为他的部下中有两位最出色的将军：吴佩孚与冯玉祥。当孙、张、段三角同盟形成之前，孙中山曾派冯玉祥的基督教友徐谦敦促冯玉祥参与倒直行动。冯玉祥感到自己兵单力薄，末作明确表示。不久，徐谦又来见冯，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转交给冯。劝他倒直，冯玉祥说，时机未到。此后，孔祥熙又奉命将孙中山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进一步劝冯倒直。张作霖、张学良的代表趁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往贺喜，以图联合冯玉祥瓦解直系。
1924年8月，苏浙战争爆发，敏感的人都知道，酝酿已久的奉系和直系的大决战即将拉开序幕。9月5日，冯玉祥拜见大总统曹锟，询问他对战争有何准备。曹锟不以为然地说，有你冯玉祥、胡景翼二人拱卫京畿，不就等于养了两只虎，不是不预备，谁敢欺负我？冯玉祥直言不讳地抱怨说，虽有二头虎，但不让它吃饱，它怎么有劲呢？当时的北京政府已经烂到骨髓。战争就要开始，冯玉祥派军官去领枪械。主管枪械的李彦青是曹锟的亲信。平日与同僚，就在窑子里、饭馆里办公，打牌，喝酒，躺烟灯。如果与他们混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否则，只要不行贿，则一无所得。对这种荒唐透顶的公开勒索，冯玉祥恨得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但还不得不节衣缩食向他行贿领取枪械。更让他气愤的是，被勒索的钱并非李彦青一人所得，身为大总统的曹锟居然也从中分一杯羹。冯玉祥失望之情是可以想像的。9月10日上午，北京近郊的南苑昭忠祠里，冯玉祥见到了坐汽车专程赶来的老友孙岳。那天细雨蒙蒙。这位官居十五混成旅长的将军曾经与冯玉祥共谋反对清皇帝的滦州起义。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武穴通电反对内战被段祺瑞派人团团包围。孙岳代表曹锟前来说服冯玉祥开湖南常德，才免除了全军被缴械的危险。面对阵亡官兵的坟头，孙岳感叹道：民国成立不过10多年，这里已经躺下这许多战士了。冯玉祥笑着打趣道：“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您百年之后，人当如何称您？”孙岳苦笑说：“像日前这样的干法，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走狗罢了。”冯玉祥追问道：“您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作人家的走狗。”孙岳闻言大笑，停住脚步说：“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走狗，莫可如何吗？”说着，两个人到了坟地中间的草亭里坐下。冯玉祥愤然说道：“目前闹到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之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辖的虽然名叫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还不到三万枝枪。处此境地，不可以莽撞。但我们必须努力，把一批祸国殃民的混帐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创造民国的先烈！”孙岳十分恳挚地说：“您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力量相助。此外还有胡景翼，肯定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我可以负责去接洽。”随后，在第11师旃檀寺司令部，冯玉祥会见了胡景翼将军的代表，他的官兵多数是陕西人。冯玉祥得知他们愿意协助他反对曹锟吴佩孚，很是高兴。冯玉祥向使者提出，“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几点意思，要和您开门见山的谈一谈。第一，吴佩孚为要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争，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如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是建国大纲您读过没有？把这个细细读一读，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最后，冯玉祥对这支善打乱仗却军纪散漫的盟军感到担忧，他提醒到“我们既拿定了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地步，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1924年9月15日，东北张作霖的军队向山海关一带进军，要向直系军阀洗雪二年前战败之耻，全国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山海关。北京陷入一片慌乱。17日，住在中南海的曹锟大总统将吴佩孚将军从河南洛阳召到北京，任命他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宣布，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在危难之际，曹锟决定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他的这位副手，也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18日晚上7点。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威风凛凛地调兵点将。中南海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的长条桌边，挤满60多人。那晚与会的人员，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高级将领及相关人员。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也在会场上。这身材魁梧的上将比周围的人高出了几乎一头。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记载了那天他对吴佩孚的印象，在冯玉祥等与会人员坐了许久后，吴佩孚才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他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年黑色坎肩，胸口敞着，扣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懒散而又傲慢。在这次会议上，冯玉祥受命担任第三路司令，配合第一路吴佩孚、第二路王怀订作战。冯玉祥担任的一路出古北口到热河的赤峰，交通不便且地方贫瘠。腐败的政府与吴佩孚的不怀好意，使冯玉祥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冯玉祥出发之前以军队训练不够为名留下了一万多人的军队。在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后，冯玉祥向曹锟保荐驻保定的孙岳出任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见冯玉祥笑道：你是让我帮你们开城门是不是。吴佩孚担心冯玉祥有异心，又派胡景翼部监视冯玉祥的军队。胡景翼将这一切告诉冯玉祥，两人不禁相视一笑。9月18日，冯玉祥任第三军总司令。21日，他的先头部队出发，24日才开拔完毕。每日行军只有二三十里，完全没有以前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24日，冯玉祥的司令部从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果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冯玉祥的部队整整有3个旅从那里经过，而路旁枣子却依然满树。许多百姓夹道而立，笑嘻嘻看着冯玉祥他们行军。冯玉祥问他们，枣子短了没有？百姓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吃我们的枣子……又说：弟兄们看见枣子长的好看，我们就请他们吃，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做什么……他们还是不吃。冯玉祥觉得士兵能够如此自觉遵守纪律，很是欢慰。深秋季节，北方已经是寒风凛冽，准备已久的东北军队早已经穿上了老羊皮袄，而冯玉祥的军队仍然是单衣。沿途没有兵站，粮食马料和衣服都要向当地人民征收。吴佩孚的军队可以乘火车，冯玉祥的部队只能步行。而且，冯玉祥军行军的地方荒凉，上百里没有人烟。凭冯玉祥军队的一贯作风，也不可能骚扰百姓。一路上，官兵怨言载道，冯玉祥却在等待最佳时机。他已经会见了东北张作霖的使者，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条件，共同推翻曹锟、吴佩孚。冯玉祥见到了段祺瑞的使者，约定反直事成以后，孙中山主政，让段祺瑞主军。张作霖站与冯玉祥方面达成停战协定后，便集中兵力山海关，加强对吴佩孚亲率的第一路的压力。10月12日，吴佩孚只得离京到山海关前线督战。他的第三师也从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丰台开往前方增援。
10月19日，冯玉祥召集他的高级军官进行密谈，这是他第一次向自己的军官透露计划。冯玉祥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大家跟我这么多年，历尽了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会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旅长鹿钟麟起立说：“我们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永远跟着你干，任何艰难，在所不计。”冯玉祥公布了回师北京、推翻曹吴的计划，全体军官一致赞同。布置完毕后，冯玉祥命令封锁北京到热河的道路，扣留相关人员，以防止走漏消息。10月21日，冯军开始行动，各部疾行军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营帐和炊具都放在原地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时间。数万之众，一路行军，真如流水一般，而且对沿途居民毫无惊扰。先头部队鹿钟麟部于22日即到达北苑，各部行程一般都达到一昼夜二百里左右，创造了步兵行军的空前速度，只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够作得到。鹿钟麟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人车数百辆鱼贯人城，所有武器皆隐蔽在大车之内；鹿钟麟率部于夜12时行抵安定门。因已于事先接到通知，孙岳部徐水昌军大开城门，鹿钟麟指挥所部控制了北京城。孙岳派人将总统卫队缴械，曹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第二天早晨，市民们出门一看，北京全城贴满了国民军的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冯玉祥军队的岗哨，士兵们的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色袖章。市内秩序井然，一切如常。这是一场规划周密、行动迅速的军事政变，竟不费一枪一弹。23日当天，国民军将领按计划请黄郛出面组织“摄政内阁”，代行总统与总理权力。冯玉祥的军队逮捕了他们最痛恨的李彦青，并处死了他。曹锟的弟弟曹锐因贪污被捕，恐惧之余，吞服鸦片自杀。24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在北苑会议，决定将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三部改组为统一的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胡、孙二人为副司令。国民军编为三个军，冯、胡、孙分兼第一、二、三军军长。三人还强迫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的大总统曹锟接受了三项条件：一，下停战令；二，免除吴佩孚所兼各职；三，自动退位。曹锟无奈，一边盖印，一边叹道：吴子玉，我对不起你了。10月29日，下午四点半，冯玉祥会见客人时谈起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革命者，十几年来忍耐再忍耐，就是要为国家作一件光荣与轰轰烈烈的事，不然死不瞑目。此次摧毁曹、吴后，每一个士兵至少须每月给饷二十元，每一个人民至少须得五亩地，有钱者至多不准过一百万元，新政府将尽力修铁路及汽车站，以使交通便利。11月1日，冯玉祥等致电广州，请求孙中山北上。吴佩孚在前线惊闻北京有变，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吴佩孚军军心动摇，开始了大崩溃。他不听别人的劝阻，亲率一师军队回救北京，结果在天津被冯玉祥的军队击败。不过，冯玉祥无意取他的性命。吴佩孚大哭一场后，在英国军舰帮助下乘海军运输舰南逃，经上海到武汉，以求重整旗鼓。11月3日，冯玉祥军占领天津。11月4日，黄郛主持临时摄政会议，通过了冯玉祥提出的修改皇帝优待条例的建议。冯玉祥派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执行。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根除复辟祸根，这是冯玉祥多年的愿望。1911年他参与策划滦洲起义，失败后他被押送回籍。1917年张勋复辟，他首先出兵讨伐辫子军。当时，他就上书政府，强烈要求取消优待条件，将参与复辟的溥仪驱逐出宫，可是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置之不理。紫禁城小朝廷的末日已经来临。鹿钟麟率领士兵解散了皇宫卫队的武装。皇宫内惊慌失措。鹿钟麟与溥仪见面：“从此以后，你是愿意当平民呢，还是愿意作皇帝？在我们中华民国不允许皇帝存在，我们有对待皇帝的办法。”溥仪答称：“我既答应接受修改优待条件，当然不能再作皇帝，我愿意作一个平民。”鹿说：“我们对平民当然要保护。”面对咄咄逼人的国民军，溥仪不得不答应迁出宫外，交出印玺，收拾私物，离开故宫。鹿钟麟亲自将他的送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在溥仪离开故宫之后，宫内的宫女和太监等都自由迁出宫外。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出宫的第二天，段祺瑞指责冯玉祥不该强迫清帝迁移。冯玉祥复电称：“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6日，北京全城挂国旗表示庆贺。冯玉祥雷厉风行的措施，虽然是初露锋芒，但在保守的北方已经被视为大逆不道。特别是摄政内阁的成立，尽管冯部并未参加一人，可是各方面却认为这个内阁完全受着冯的操纵。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张作霖。各省直系军阀在南京组织的十省大同盟，对于摄政内阁也表示不予承认。这个内阁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欢迎。黄郛为内阁的成立设宴招待执行外交团，这本是一般的外交惯例，而外交团竟然谢绝参加。除了面对段派、张派的压力，国民二军和三军都想得到河南的地盘。两军只要军饷，但并不愿意听冯玉祥的命令。冯玉祥难以应付复杂的政局，放弃初衷，与张作霖等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被放在一边，而孙中山北上也成了不尴不尬的旅行。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11月25日，失望的冯玉祥提出辞呈，下午四点半到天台山隐居。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到达北京，冯玉祥未能够与他见面，而是派他的夫人李德全到医院探望生病的孙中山。孙中山赠给冯玉祥《三民主义》6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1000册赠冯军，冯玉祥将它们发给军队作为军官的必修课。冯玉祥的军队扩大为六个师，察哈尔、绥远、北京一带为国民军控制。这支作风简朴的军队最终选择了贫瘠的西北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冯玉祥担心繁华都市的奢侈之风影响自己的官兵。1925年1月，他离开天台山，前往张家口，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统帅的部队从此称为西北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冯玉祥部全军下半旗，官兵带黑纱一周。从这一年开始，冯玉祥对基督教的热情有所减退，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越来越崇敬。他彻底与北洋旧势力脱离，而与南方的革命势力携手合作，自己还到苏联去访问。1926年7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9月，冯玉祥回国，在五原誓师，呼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时，他发表演说，对于首都革命作了回顾。他说：“因为我对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意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虑，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说出来，好让国人知道我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原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革命的观念来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风景秀丽的泰山，是30年代冯玉祥长期陷居读书之地。在那民族危亡的年代，他一直为反抗日本侵略而呼号奔走。1947年8月，他自美国搭“胜利号”轮赴苏联。9月1日，在黑海敖德隆港，因轮中放映电影时起火窒息而死，终年65岁。1953年10月15日，他的遗骨被安葬在泰山山麓。墓碑上刻着他为自己写的一首诗：冯玉祥一九四零年五月二十日作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里躺着的是一位平民的斗士，一位真正爱护士兵的将军。一位求知欲极强的探索者。他具有军人般的坚毅，农夫般的节俭，宗教徒般道德自律，慈善家的心肠。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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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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