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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现今的处境，正在一个挣扎期间。救亡歌曲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代性艺术，它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大；它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所以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少不了救亡的歌声。同胞们：这是我们争自由的日子！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乐队最强的时候是用大鼓，将来若有需要，大鼓不够了，可以用大炮！总之不要受乐器的限制。
——冼星海
 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承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希望用宏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
——冼星海
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而群众能受他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件音乐史迹。
——冼星海
1938年11月的一天，在从西安北上去往延安的汽车里，有一位神秘的乘车人。他身着一套黄色的半旧西装，不苟言笑，戴着一副墨镜，帽子也从早到晚都压得低低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冼星海。
望着车窗外这片与南国迥然不同的黄土地，三个月前还任职于国民党武汉三厅的冼星海思绪万千。他回想起自己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前前后后：“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和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能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封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
1938年11月3日上午，冼星海和妻子钱韵铃一同来到延安。为了迎接这位曾经留法六年而后又回国将全国的抗日歌咏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大音乐家，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专门为他开了欢迎会。刚刚成立的鲁艺音乐系太需要人才了。而冼星海也顾不上谦让，他要马上开始工作。
冼星海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的时间，以及晚饭后二小时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我到的时候和以后，学习的空气很高。他们似乎都很忙，各人的事情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得很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剪下来的图照，此外就没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布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这样条件艰苦而又学习热情高涨的大学冼星海还是第一次见到。留法之前，他曾先后就读于广东的岭南大学和北大音乐传习所。当时的岭大是一所贵族学校，半工半读的冼星海因家境贫寒时常受到有钱同学的耻笑。同学夏云曾回忆到：“（他）平素极少说话，口唇紧闭，表情严肃沉毅，自信而不骄傲。唯在指挥乐队或演奏乐器时，则显得活泼而稳重，动作有力，两眼放光，另有一股英气迫人了。”
对于个性朴素率直的冼星海来说，延安的健康与明朗开始让他感到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延安艰苦的生活环境，在冼星海眼里也处处洋溢着浪漫的情调：“他们分给我一个窑洞居住。以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像个洋房，不同的只是，天花板是穹形的。后来我更知道它有冬暖夏凉的好处。”“我住的地方是一条小溪流入一条河的山沟边。春天冰雪融化了，河水、溪水浓重地、磅礴地向东奔流。在柳树枝头抹着苔绿的包围里，礼堂——从前是个教堂——的塔尖插入明秀的天空，引起我异国的回忆。”
1929年，24岁的冼星海揣着五十法郎，独自来到了巴黎学习音乐。临行前他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和上海以洗衣维持生计的母亲道了别。他是这位清贫妇人的唯一寄托。但是受过多年音乐教育的冼星海实在太渴望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了。冼星海来巴黎是学音乐的，可是他首先要学习生存。他在餐厅当跑堂，在理发馆当杂役，他给人家看过孩子，守过电话，抄过乐谱，甚至到街上咖啡馆拉提琴。饥饿的纠缠，使他在巴黎的点滴成功都变得苦涩。当他破天荒地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并在高级作曲班拿到一个作品奖的时候，教授问他想要什么奖品，他的回答是“饭票”。除了饥饿，还有寒冷。冼星海住在巴黎的小阁楼里，门窗是破的，夜里寒风呼啸却没有棉被。他睡不着，只好起来写作，可是煤油灯又一再被吹灭，他只好在黑暗中，含泪默想着自己的乐章。他写出的《风》，是他在巴黎时期最成功的一首印象派作品。在俄罗斯音乐家普罗科夫耶夫大力推荐下，这支曲子曾在巴黎的电台里播放。
冼星海的才气与表现力也引起了印象派音乐大师保罗·杜卡的注意，这位老先生相信他的才华，免费收他做了自己的学生，希望能培养出一个来自东方的音乐家。也正是在那时候，冼星海参加了“国际工会”，从此有机会看到了关于祖国的新闻片，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夫艰难的生活，看到了国共分裂的大屠杀……“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不再顾及技巧，只想来描写与诉说痛苦的人生和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此时的冼星海早已抛弃了学院派所谓的“慎重”。初到巴黎时，他曾花八个月的时间写一首《D小调奏鸣曲》。而今，在生活的窘迫与民族的灾难逼得他走投无路时，冼星海却乐思如泉涌。
身在异国他乡的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那多灾多难的祖国。“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的大游行，纪念的那天，参加的人非常拥挤。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三色国旗飘扬，我每次都很感动。在1932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我照例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两眼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终于，在1935年，冼星海义无返顾地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他要为劳苦的大众写歌，为铁蹄下的工农谱曲。
他参加了话剧运动，并开始为电影和话剧作曲写歌。从电影《壮志凌云》、《小孤女》、《青年进行曲》，到话剧《太平天国》、《日出》和《复活》。其中最为人们传诵的，是电影《夜半歌声》中的《黄河之恋》等插曲。那是他，一个南国生长的青年，第一次刻画北方的黄河。如他自己所说，“寄怒号于悲鸣之中”。
1937年秋，在东三省沉沦之际，冼星海创作了《我们要抵抗》。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抗战歌曲，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而后，他创作的《战歌》更是打破了百代唱片公司的销售纪录。这片国土上郁结的所有悲愤终于从冼星海的音乐里找到了发泄的最强音！
冼星海这样评价他的音乐：“中华民族现今的处境，正在一个挣扎期间。救亡歌曲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代性艺术，它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大；它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所以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少不了救亡的歌声。”“同胞们：这是我们争自由的日子！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乐队最强的时候是用大鼓，将来若有需要，大鼓不够了，可以用大炮！总之不要受乐器的限制。”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后，作为上海演剧第二大队的一员，冼星海与洪深、金山、王莹等十几位队员当即决定乘船北上，进一步把抗日歌咏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一次，他给母亲的告别信是在从上海到苏州的船上写的："亲爱的妈妈，我是在上海开火后第五天离开那素称安逸的上海的，我并不是忘记了你伟大的慈爱，我更不是忍心来抛弃你，去走千万里的路程，可是我明白自己的责任。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承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希望用宏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我不时在妈妈面前说过，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音乐家，我要做个生在社会当中的救亡伙伴……再见了，孩子在征途中永远祝福着您！”不想，这一别竟成了母子间的永别。冼星海母亲的余年是守着他留下的钢琴和远方带着硝烟味的来信渡过的。到她去世时，家里的用具已典当得不剩几样，但这两件东西她却保存得完好无缺。
其后一年间，冼星海随演剧二队辗转苏州、南京、徐州、郑州、开封、洛阳，直至武汉。一路上，他走到哪里，就把歌写到哪里，唱到哪里，教到哪里。他说：“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歌曲都不写伴奏，我的回答是‘没有空’。目前大众还不是最需要我写伴奏，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歌曲。我以写一首伴奏的时间，去写两首新歌。”
1937年，演剧二队到达武汉。冼星海应郭沫若厅长之邀，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官员，负责音乐活动。他同好友张曙一起，每天工作十几个钟头，建立了六十多个群众歌咏队，晚上是歌咏大会，白天是歌咏大游行。那时候的武汉，献金运动与唱歌并重，是一个抗日歌咏之城。其间1938年夏天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水上火炬歌咏大会最令人难忘。台儿庄大捷后宣传周的第三天，各个歌咏队在武昌集合。他们先是在几条大街上游行，晚上登上了轮渡，举行水上火炬大游行。冼星海登在指挥船的高处，拿起指挥棒，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最后关头》、《中国不会完》等。轮船向汉口方向渡去，歌声也从船上一路传到岸上，岸上也是人山人海，歌声不绝。武昌的几艘船到汉口后，又跟汉口的歌咏队联合起来。场面非常壮观。在学唱抗战歌曲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群众也掀起了高昂的抗日情绪。
如果说在到达延安之前的岁月里，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战现实给了冼星海创作“无数小曲子”的激情，那么延安相对平和而自由的创作环境和自信自强的心态，则给了冼星海一个在创作上修养与内省的机会。在这里，他开始了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深刻思考，开始了对中国民歌的大规模搜集整理，也开始了创作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的梦想。
由塞克作词的《生产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第一个新音乐形式的试验。虽然冼星海自认为这首曲子有全曲风格不统一、词曲联系不紧密等缺点，但大合唱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等还是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传世之作。而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与成功却在必然之中带着浓厚的偶然性色彩。
1939年2月，《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当时的国民党特派员光未然带着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演剧三队在途经黄河壶口向太行山进发时，从马上跌下，摔伤了手臂。为了给光未然就近治伤，全队人员迂回到了延安。
在为演剧三队举行的欢迎会上，光未然同志介绍了自己创作《黄河》歌词的意图和构思的情况，并亲自朗诵了这首长诗。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冼星海听得更是入神，更是激动。光未然刚刚朗诵完，声音还在窑洞里回荡，冼星海就急不可待地一个健步冲到挚友光未然面前，一把把歌词抢过来说：“我有把握将它谱好！”刚刚渡过黄河的三队队员对过黄河壶口的惊险记忆犹新，冼星海就拉住他们，让他们一一讲述过黄河的体验。
田冲回忆说：“我亲身感受最深的就是过黄河时在船上的情景。我们在岸上就听说了，阎锡山那时候，就淹死过一个上海的游泳健将。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了这个漩涡的厉害。我们到岸边看了看，船很小，河面比现在宽很多，水是从壶口下来，很急，有个漩涡，而要到对岸，就必须经过这漩涡，掌握漩涡的舵手就可以利用漩涡顺利过去，不熟练的就被淹死了。我们当时刚上船时嘻嘻哈哈，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已经十月了，一个老船夫脱得光光的，晒得身上完全是赤铜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他一个人在摇桨、摇舵。等我们到漩涡那儿就感觉不对了。漩涡一下子把我们冲上去了，一下子又把我们落下来，但他很沉着。我们躺在那儿，看着他非常沉着地掌握着，吆喝着。过河之后，我们都觉得确实是一场战斗，一场上战场以前准备的战斗。这个战斗并不下于与敌人的搏斗，也是生死的搏斗，也像打了一胜仗一样。”
从合唱、独唱到对唱、轮唱，把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和蓬勃的反抗力量用多样而又具体的中国音乐形式表达出来，这可称作是“印象派”音乐创作的反向操作。不过，对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冼星海却不太在乎。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敏感艺术青年了。他所在乎的是曲子是否大众化，是否简单上口，是否能够适应当时演唱人员的素质和乐队的水准。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组彻彻底底为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的人民谱写的大合唱。它只有被人民接受、在人民中传唱并能鼓舞人民前赴后继、冲锋杀敌，才是真正地成功了。写中国民歌风味浓郁的《黄水谣》时，冼星海一蹴而就。但写到中国前所未有的颂歌形式的《黄河颂》时，冼星海犯难了。整个《黄河大合唱》就是一个黄河的颂、时代的颂。而《黄河颂》是它的主调。这个曲子如果写不好，其它写得再好，也不行。所以他花再大力气，也要把这个《黄河颂》写得不一般。他摆脱一些颂歌的意识，在民族音乐昆曲里找。他反复研究昆曲，速度进展较慢。
4月份，对延安越来越依恋的演剧三队收到国民政府的通知，本想在延安呆下去的队员们只好又做好了4月底离开延安的打算。这样一来，冼星海正在为演剧三队编排的《黄河大合唱》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告别演出。七首合唱乐曲，冼星海竟在五天内就完成了。但他仍然为演出的质量担忧，原因之一就是演剧三队只是一个业余合唱队，这样复杂的多声部的大部头作品他们还是第一次接触，有的学员连识谱都要从头学起。另外，鲁艺艰苦的办学条件也使乐队的乐器缺三短四，严重影响演出效果。不过，乐器问题被冼星海因地制宜地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几把铝勺放进搪瓷缸里猛晃就成了打击乐，而低音胡则是煤油筒加上羊肠线赶制而成的。为准备演出，情绪高涨的队员们将已穿得很脏的国民党的棉军装脱下来，将中间的棉花掏出来，剩下的夹衣拿到延河中去洗、晒干、叠好、铺平，再垫在屁股底下压，压得平平整整。
终于盼到了演出的那一天。听说吃生鸡蛋是润嗓子的，结果在开幕之前，一人发了一个鸡蛋，吃了。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邬析零指挥，第一次在延安鲁艺的礼堂公开亮相。冼星海站在舞台一边，心里一点不比台上的演员们轻松。
台下座无虚席。很多延安的同志也不知道演剧三队是共产党，只知道是国民党，说要看看国民党的演出究竟是什么样。台上，邬析零的眼睛瞪得像两个灯泡似的，瞪着队员。他手一举，就预备了。他的指挥棒一哆嗦，大家伙儿一下子就高声大唱。
田冲回忆说：“第一个就是《黄河船夫曲》。假如《黄河船夫曲》搁在第二个就不会是这个效果。一下子，一声“划哟！”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这种呐喊的声音，大家需要的是真实的声音，好听不好听是次要的了。要搏斗，我们唱这首歌，也只想到战斗，不是在唱什么歌，是一场跟船夫同心合力地在那儿战斗。”
邬析零回忆说：“唱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船在划，都忘了自己，所以情绪很高，都唱过头，有一段独唱叫《黄河怨》，演唱的女高音在高音区的地方都走了调。”
田冲说：“《怒吼吧，黄河》，没有多多少少受过国防主义教育的人，只是凭着一股子民族感情是唱不出来的，他心里必须是含有全人类。那时候，是法西斯蹂躏着世界。虽然二战还没开始，但是我们已预感到。结尾也是一种呐喊，观众接受呐喊，不接受美声，因为那个时代，需要呐喊，需要战斗，不需要软绵绵的……所以第一次演出，我们体会到它是呐喊出的，那是一个呐喊的时代。我们给予呐喊，唱出这首歌。那是真实的呐喊，发自内心的呐喊。”
几十分钟将尽，当《怒吼吧，黄河》的尾音落下的一刹那，掌声、叫好声和抗日的口号声像雷声一样从大礼堂的后部滚向了台前。观众们沸腾了！他们从那发自肺腑的歌声听到了自己想唱的歌、想说的话、想向全世界宣布的民族自卫的誓言！而冼星海也露出了紧张几天之后的第一次舒心的笑容。从演员与群众交织的激情里，他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成功，一次真正的成功！
几天之内，《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了延安根据地。当演剧三队在5月11日最后一次为中央领导演出的时候，冼星海亲自执棒指挥。唱到《保卫黄河》时，激动的他突然转身朝向激动的观众，示意大家起来。《黄河大合唱》就这样第一次成了千百个中国人对一切侵略者宣战的号角。
从此以后，它从延安根据地被唱到国统区的机关部队，从抗日的年代唱到和平的日子，从中国唱到美国、苏联、香港、台湾，从一代唱到另一代，从一个世纪的晌午唱到另一个世纪的黎明。冼星海自己这样评价：“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而群众能受他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件音乐史迹。”
冼星海从一个爱国音乐家成长为一个胸怀全球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者。1940年，冼星海踏上了从延安去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谱曲的旅程。看着身边送行的鲁艺学生，他很高兴自己当初做了来延安“看一看”的选择。在这些年轻人里，有数十个都是拿着冼星海召唤他们的信来投奔延安的。
从这儿再走向哪里，他的心里都是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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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海萍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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