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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是下层匠人劳作的手艺活儿，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
－－梁思成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是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亡的现象。
－－梁思成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
1937年6月的一天，大多数北平人还保持着多年来形成的生活节奏。居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思成一家，正忙着准备出发去山西五台山。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搜寻一座可能是兴建于唐代的古寺－－大佛光寺。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宛平城外，日军正在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演习的内容就是攻克北平。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卢沟桥一带制造了多起事端，终因中国军队保持克制而未能得逞。可是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已经临近了。那一年梁思成三十六岁，
梁思成，中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的长子，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在当时就被誉为中国的国宝之一。他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建筑不是下层匠人劳作的手艺活儿，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
1937年6月22日，他们出发了。因为小时候一桩车祸留下的遗症，梁思成背部微微有些驼，一只脚也略有点跛，但他始终保持着充沛的活力。他的夫人林徽因也出身名门，是三十年代中国有名的才女，和梁思成志同道合。佛光寺真的存在吗？如果真能找到这座唐代古寺，对中国建筑史来说，将会是一个最辉煌、最重大的发现。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民族经济和文化获得短暂的发展并趋于繁荣，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时文化界的主要潮流，却一味迎合西方的新潮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外部侵略和内部战乱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少数几大城市的短暂繁荣，并不能掩饰广大乡村的贫困和落后。梁思成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难以实现。他不无担忧地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是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亡的现象。”林徽因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通讯也曾写道:艺术是未曾脱离过一个活泼的民族而存在的，一个民族衰败湮没，他们的艺术也就跟着消沉僵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
在他们的眼中，建筑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而在当时，中国古建筑的发现还是一片空白。鉴于这种情形的长期存在，日本学者便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1936年，日本近代建筑史学博士伊东忠太在新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提出:“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言下之意，中国人不具备研究自己艺术和历史的能力。在本世纪的那段艰难岁月中，中国面临着国土被侵略，文化要丧失的双重危机。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日后梁思成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古米尔对中国建筑史非常感兴趣，并向梁思成询问有关情况。梁思成这才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只能回答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建筑从来就不是一门艺术，顶多只是一些工匠们的手艺活而已。
1925年，梁启超把一本新近发现并重新校印的古书寄给梁思成。在扉页上梁启超写到：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这本书叫《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各种建造图例和标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册。梁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在一阵惊喜之后，又感到莫大的苦恼，里面有太多的术语无法读懂。但他已经看到，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一扇大门已经打开。对这本书的解读和研究，伴随了梁思成整整一生。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梁思成决定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完成一篇《中国宫殿史》的博士论文。1928年2月，他告诉导师，为了完成论文，必须回国去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从此以后，梁思成回到了祖国，开始他梳理中国建筑史的事业。
1937年6月26日，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太原的梁思成一行人，再乘坐公共汽车，在平原上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后，到达了五台县城。
从五台县到佛光寺，梁思成他们走了整整一天。骑着毛驴环绕于崎岖的山崖小道上，坡陡路狭，行路艰难。像这种探险般的野外考察，梁思成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刚刚加入国内唯一的研究建筑的学术机构－－营造学社。引发他们第一次实地考察的是一张照片。
1931年年末，在北平的鼓楼，展出了一张蓟县独乐寺的照片。梁思成的同窗好友杨廷宝看到后告诉了梁思成。梁思成马上被照片中巨大的斗拱所震惊，猜想这也许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他决定实地去考察一下。
1932年4月，梁思成和二位营造学社的同事从北平出发，前往约80公里以外的河北省蓟县独乐寺。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考察的第一步。然而，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对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准备的：“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将会习惯于这种而毫不惊奇。……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林徽因在家中牵肠挂肚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梁思成从蓟县终于打来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经梁思成考证，独乐寺始建于公元984年，是当时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对独乐寺的实地考查，在那时是一个创举。这种方法意味着不再坐在家中，单纯以文字方式研究，而是走出去，实际考察和寻找、测量古代建筑物，用照相及写生方法记录。这是中国人用科学的方法，从实物中研究中国建筑的开始。
第一次实地考察就获得如此重大的发现，这让梁思成兴奋异常。他迫切地想知道是否还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这时梁思成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在这本书中，梁思成有一个重要发现。他看到117号洞中有一张唐代壁画“五台山图”，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这让梁思成看到了发现唐代建筑的希望。
1937年6月，梁思成和他心中的佛光寺越来越接近了。
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筑历史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可是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建筑物的保存极为艰难。
从1932年到1937年间，梁思成已实地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一直期望发现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他在文章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败于近代列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段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又茫然无所知。佛教和道教被斥为纯粹的迷信，许多庙宇被没收并改作俗用，被反对传统的官员们用作学校、办公室、谷仓，甚至成了兵营、军火库和收容所。毫无纪律的大兵们由于缺少燃料，竟把一切可拆的部件－－隔扇、门、窗、栏杆，甚至斗拱都拆下来烧火做饭。看着古建筑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毁掉、被重建、被改建，梁思成痛心无比，究竟还有没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存在？他根据经验判断，如果有，它应该地处偏僻的山区，香火不旺，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天灾和战火。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的《清凉山志》中读到了佛光寺的有关记载。上面写着佛光寺处于五台山的外围，祈福进香的信徒很少。这份记载和梁思成的推断吻合了，但大佛光寺还会保留到今天吗？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而人类可能是最大的敌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对战争的忧虑，使梁思成觉得必须加快考察古建筑的步伐。否则，战争一旦爆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发现那些幸存了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
1937年夏天，佛光寺在梁思成走完了一条漫长的发现之路后，来到了它的面前。
当年寻找佛光寺的四人中，梁思成、林徽因、纪玉堂都已去世，最后一位见证人－－建筑学家莫宗江教授也因重病住进了医院。六十二年前，那次建筑史上最辉煌发现的具体情形，我们已听不到当事人的回忆了。唯一的依据，便是梁思成1944年10月发表在《营造学社会刊》上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发现佛光寺的具体日期，也是根据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些书信记录，结合我们自己的实地考查推断出来的。
1937年6月26日的黄昏时分，梁思成一行到达豆村附近，这就是《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标有“大佛光寺”的大致位置。今天，当年人烟稀少的豆村已成为豆村镇，有一万多人口，在镇中的唯一交叉路口，标明离此东北约5公里处便是佛光寺所在。
这段5公里的沙石路，直到今天，游人还是很少，正如梁思成当年所判断的那样，交通不便，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所以修理装饰都很困难，而正是这些原因，使佛光寺这座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并在1937年的6月26日，向梁思成展示了它恢宏壮美的身姿。
“它是一座雄伟的建筑。”
“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已久远。”
“但它能比我们以前发现的木建筑更古老吗？”
“难道它就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所展示的佛光寺吗？”
“难道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吗？”
“那高大的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
然而真正的调查和判断是困难的，它究竟是不是唐代木构建筑？究竟建造于何年？千年的沧桑变迁中，它是否被后世彻底改建过？
6月27日，艰难的考证工作开始了。
佛光寺正殿居于10多米的高台之上。正殿横长34米，内殿纵深20米。殿中有一巨大佛坛，赫然耸立佛像三十余尊。周边是一圈五百罗汉的塑像。整座殿宇净高近9米。塑像、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看过了，无论是单个还是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点。这时候，梁思成他们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确切建造年代。
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会写在脊檩上，佛光寺的北檩隐藏在一层顶板之后。梁思成决定从檐下空隙爬进去。然而等待他的是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无法驱赶。就在这时，梁思成的手电筒照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们忽然看见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种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如获至宝。”
“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6月28日，也就是梁思成在佛光寺的第三天，他们终于有了最重大的发现。林徽因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注意到了有很淡的墨迹。
“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写在梁柱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喜欢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确认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公元618年一直延续到公元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
林徽因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角度来辨认离地二丈有余的横梁上的字迹。她依稀看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原来出资建造这座庙宇的是一位女施主。”同样身为女性的林徽因，因激动而担心，是否是自己生动想象产生的幻觉？她快步地跑出大殿，在她的记忆中，大殿前耸立的经幢上似乎有同样的字迹。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那座现在已被完全保护起来的经幢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横梁和经幢上的字迹吻合在了一起。
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的天王像挡住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是“武则天”，而正是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本人。佛光寺，一座至迟建造于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就这样被发现了。
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注定当时要被忽视的伟大发现。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年仅36岁的梁思成站在这座辉煌的古庙前，激动不已。而战争来了，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顿时显得无足轻重。整个民族在为生存而流血。作为一个建筑学者的梁思成，只能以执着而默然的方式，完成他那一代人应该完成的发现。
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是梁思成从五台佛光寺打电报回北京，报告发现了唐代建筑寺院。这张报纸的第三版还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标题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向日严重抗议，事态不致扩大，和平解决有望。”实际上，事态正在急剧恶化。但远在消息闭塞的五台山区的梁思成，并不知道这一切。直到7月15日，他才读到报纸，知道了北平发生的一切。
1937年，对于梁思成而言，是辉煌的一年，也是灾难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最后四个月，梁思成全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不久，豆村被侵华日军占领，成为进攻五台山的一个重要据点。佛光寺在刚刚被发现之后，又面临着一场浩劫。
50年代初，当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梁思成提出要保留北京的古城墙，改为老百姓的娱乐场所，把政府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他不断地向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
1961年，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公布了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门、故宫，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等。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因病去逝。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机会再去一次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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