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2.24 10:04 |
|
侯仁之出生于1911年，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并获人文学学士学位，1946年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侯仁之对建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地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其最重要的成果集中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他还经过实地考察，揭示了我国大西北部分地区近两千年来的沙漠化过程及其主要成因规律，为沙漠化的防治提供了论据。侯仁之的主要著作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北京城》等。他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和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的第一人，为北京城的总体规划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经过实地考察，揭示了我国西北近两千年来土地沙漠化的主要成因规律，其研究成果凝结成数十部重要文章、专著和文集。侯先生还是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首位提案者，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北京西客站旁有一个莲花池。1998年冬天这里还是一片荒废已旧的池塘，两年后，这里已变成了一座生机盎然的水上公园，它在古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渐渐被人们关注，这些变化缘于一位九十岁老人的奔走与呼吁，这位老人就是侯仁之，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
记者：这么大一个北京城需要保护的东西非常多，像莲花池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水池了，为什么您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呼吁来保护它？
侯仁之：因为它说明了北京城的起源，北京城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北京城在哪儿？不在这个地方，最初的北京城就在莲花池的旁边，成长起来现在叫莲花池，当初叫西湖，以后湖太小了城市扩大了特别到了封建时代，皇帝的都城有漕运，把全国的漕粮运到城里来必须有运河，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所以北京城这才搬家迁居到今天北京城的起源，就是现在北京市元大都开始建造，所以很有意思。
记者：莲花池是北京旧的一个起源了，现在它已经没有这种功能了，如果没有的话会对北京有什么影响呢？
侯仁之：你不明白北京城为什么在这儿成长讲不清楚啊，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时最清楚记载是1500年以前已经有人记载，郦道元的《水经注》他讲到最早的北京城起源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水源，一个呢在平原上，稍微高一点儿的地方高丘。而这个地方有蓟丘，所以北京城最早的名字蓟，就以蓟丘而得名。
记者：蓟丘在哪儿？
侯仁之：我考察过。可惜在文革的时候给拔掉了，就在白云观的西墙外头它的遗址，一个高丘，一个水源提供了最早的三千年前北京成长的位置。
侯仁之说，每一处古迹和文物都是有生命的，最早的北京城是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向分封的一个诸侯封地，这个名叫蓟的小城靠着莲花池的水繁衍生息，莲花池经过多年的演变，逐渐枯竭，到西客站建造时莲花池曾被考虑用于地下建筑。
记者：当时有可能莲花池被占用的时候，您好像在夫人的陪同下，80岁的时候爬到西客站最高的地方去。
侯仁之：哎呀，爬到顶忘了多少层了，里头还在动工楼基本盖成了，还没有电梯，我到莲花池一看，哎呀堆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写文章了，莲花池应该保留恢复它以后，市里了解这个情况，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讲讲北京城的历史，我就用了一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有点奇怪，这是什么结果，莲花池是最早的北京城的起源，后门桥是现在北京城的起源，这一下子他们考虑了，决定要维修莲花池，还要重修后门桥。
后门桥是北京什刹海的一座老桥，来往的人们很少知道在元代建都时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起点，因此，也很难理解侯仁之为什么会为一座破败的石桥奔走呼吁。
记者：如果这个城市的历史，比如说后门，桥没有重新修缮起来，是不是会说它的历史相对来讲就断掉了一部分？
候仁之：应该是这样。忘掉了它的重要性，中轴线就以什刹海为起点，往北一直到钟鼓楼，往南穿过景山到故宫，这条中轴线世界无比的，我比较过美国华盛顿也有中轴线，远不如我们的中轴线，它靠两条河连起来咱们好多人工的设计增加了中轴线的分量，非常好，所以我就想还是如何呼吁吧。把这个后门桥保护下来，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后门桥保护了，真狮石兽挖出来了，更重要的是水流过来了。
侯仁之说，研究历史地理，需要读万卷书，更需要行万里路，今年冬天，侯仁之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这位当年燕京大学校园里的长跑健将如今已不能象以前那样自如地行走了，但人们依然把他看作是一位关怀现实的历史学家，一位永远充满激情的地理学家。
记者：听说您那个时候去莲花池后门桥后来都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侯仁之：骑车。我有一次骑车进城，在西四跟三轮车撞了。我家里不让我再骑了。
记者：像这种对于历史地理的考察到实地去看，是您的一个工作习惯吗？
侯仁之：是。是这样，很重要。不经过实地考察绝对不行，光凭书本不行。
记者：像这样到实地去考察的习惯最初的时候是怎么形成的呢？
侯仁之：我很幸运来到（北大）这个学校。不但这个地方是有它的特点，风景很好，新盖的学校，而且我有一位老师洪业（洪煨莲）。老师严格极了，他讲写科学论文怎么写法，他一个学期讲了一半两个月，他讲完了，原则原理都讲完了，下步怎么办。他一进来看着我们就笑，我们觉得很奇怪，十来个学生，人不多，那时候他黑板上写题目了，每人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找去。下课了，进图书馆，找了以后我选了三个人写成论文，必须把你的根据都说明来源，注好哪个书，哪一卷，哪一页，这个论文他给我加了一个批，他批我的论文，我得很高的分。
记者：等于现在的一百分还多呢。
侯仁之：这个我也保留下来了。
记者：我想您这一生论文肯定写了无数，怎么这一篇，单单一直留在手里呢？
侯仁之：因为开头，这是我的开头。这是我听了我的老师讲解之后必须按照老师（说的），言必有据必须有根据，而且注明出处，哪一卷哪一页都得写清楚，告诉人家你不是随便讲的，这点我得我老师益处太大了。
记者：就是说通过这篇论文，您的收获绝对不是说找到历史上谁藏书最多，而是掌握这个工作方法，
侯仁之：你这点讲得很对。一个方法是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你可以开辟自己新的（天地），等于我盖房子一样，我只知道准备砖准备瓦，准备木材材料好了，怎么建筑一个大厦，我没想到过他教我怎么建成一个大厦，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理论体系，这点对我影响很大。
对于九十岁高龄的侯仁之来说，人生有许多良辰美景，似乎都比不上七十年前的那个秋天，他第一眼看到的北大校园。
侯仁之：一进西校门，半亩方塘，一个石桥。我来的时候还有水，从（桥）底下冒下出来，那个时候看见真是心里高兴啊，一进来以后想起一首朱熹的诗，宋朝诗人，哲学家。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现在呢，水不行了，我等待那天到来再见清水，重现于未名湖里头。
记者：历史的发展不仅影响地理环境。您最早出来求学的时候原本好像打算学的是医学？
侯仁之：对了，我的父亲让我学医，所以把我送到潞河中学预备转年，中学毕业就可以投靠（医科）大学，我就来了。刚来了两个星期九一八事变一侵入，我们同学听说组织起来军训，结果搞了一个学期，到寒假的时候再也不许搞了，那时候国民党政府不许学生运动，所以我寒假就没回家，住在学校，哎呀痛苦极了。
国难当头，个人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在那个苦闷的夏天里，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一篇文章深深影响了不到20岁的侯仁之。
侯仁之：他那个文章说抗日不能停留在知识（阶层），必须唤醒民众，必须到民间去，如何到民间去唤醒民众，这是首要的任务。不要留恋在大城市，哎呀我看了以后，我说我怎么到民间去啊，我不升学了，我想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原籍（河北）教小学，不就到了民间吗？宣传抗日寒假完了以后，校长是我父亲的朋友。就找我，侯仁之你怎么样？暑假要毕业，了你有什么计划？我说我想回原籍教小学，他火了，教小学你父亲让你学医，我说我对学医没兴趣。你对什么有兴趣？把我问住了。我一想看了顾颉刚的书，我很有兴趣。他说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你为什么不考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那时候是贵族大学，花钱很多的。我说是贵族大学。他说你的成绩可以保送你免费入学。我这样到了燕京（大学）。
在大学校园里，侯仁之不仅从前辈手中接过了知识的火把，更培养了坚定的气节。1940年，侯仁之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为护送进步学生前往解放区抗日作了不少工作。
侯仁之：抓到宪兵队一个牢笼里头，两个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是年轻的老师，我最年轻了，我的同屋我一说你准知道孙道临，他是学生（那时候叫）孙以亮，我们俩关在一块儿。冬天很冷，白天不能说话的，每个人盖一个小毯子，他在那个角我，在这个角，晚上我们躺下来，头在一块儿，日本宪兵就穿那个软鞋来回走。你要说话就打你，叫起来站过去打。
记者：您挨过打吗？
侯仁之：我没挨过打。我们（说话）不让他们知道，孙道临和我，我们俩把擦脸的手巾盖在脸上。
记者：可以说话。那您那个时候跟孙以亮，就是后来的孙道临关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都会谈些什么呢？
侯仁之：我那时候想写一个小故事，黄河的故事。
记者：因为什么呢？
侯仁之：因为我被捕之前刚看了一本大书，是西方很有名的一个传记作家，这传那传写了好多名人。最后他写什么传？他不写一个人，他写《尼罗河传》。他序的第一句话就写：他说在每写一个人的传记的时候，我看见一条生命的河流。只有一次，在一个河流之中我看一个人的生命，他讲尼罗河。我说黄河的生命比尼罗河还要重要，中国文化在这儿成长，现在新生力量也在这儿成长，我想写这个讲给孙道临听，他也很鼓舞。后来他记着这个事写信告诉我，在监狱时渡过了（难忘的时光）也没害怕，真奇怪总是有希望，总是觉得国家一定会起来。
当年的孙道临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侯仁之则在不被关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保持着当初的激情，他进行了故都历史研究和西北沙漠考察，解决了国家许多重要问题，当年的《黄河故事》写作计划没有如期完成，但侯仁之在现实的探索中撰写了他的人生大书。
侯仁之：两次，有一次叫我带队度假一次到青岛，一次到大连。我都没去。别人说你到哪儿去，我到沙漠里。你不到海滨到沙漠。我乐在其中。你们可不知道发现的喜悦，找这个城砖，找这个古迹，哎呀，高兴极了，追踪一个线索来研究它的起源。过去有人说为什么变成沙漠了，这个问题来了，可是结果文化大革命戛然中断，送到鄱阳湖边去劳动。我就练习还锻炼，我挑砖啊，一边九块，在甲板上颤颤爬那个坡，44个台阶爬上去，还走一段，放在车上，我说好，这是锻炼将来我还得进沙漠，有一个总是抱着一个前进的希望。我要活下来我要干我的活儿，
记者：您在考燕京大学之前，曾经想过要把知识还给人民，就回到小学去教小学。那后来选择了学习历史，这种把知识还给人民的想法，也一直没有忘记？
侯仁之：没有忘记。我讲为什么要学习到底，对国家有什么用处，我觉得清朝有一个大学者顾炎武对我影响很大。我在图书馆读他的书掉泪。我记得很清楚，泪就掉下来。他说了几句话，国家适逢多难，书生真可耻。对国家多难，毫无帮助，感四国之多难，耻经士之乏术，乏术就是没办法，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想有点儿办法虽然不是当兵不是学军事，可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
1940年刚刚而立之年的侯仁之获得燕京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那时正是救亡图存的抗战年代，年轻的侯仁之曾对他那些更年轻的学生说：一个青年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并努力培养他的气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因此蒙受他的利益，六十年过去了，侯仁之仍然把这两点视为他人生的源头。
|
|
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