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审判（6月5日） 

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07日 11:26)

　　一次正义战胜邪恶的审判，

　　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罪恶深重的日本战犯受到严惩

　　和平正义的人类公理终获伸张

　　对于渴望世界和平的人们来说，今年应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刚刚过去的五月，我们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八月，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将到来。在这样的时候，许多人都在反思历史，祈求和平。然而，曾经发动这场人类浩劫的责任国之一的日本却逆时代大潮而动，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已经不是罪人”。日本右翼言论令人震惊与愤慨的同时，也让人再次想起了57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厅宣判：“所有日本被告，有罪！”就在那一刻，所有日本战犯就被人类正义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反法西斯盟国便多次声明要严惩战争罪犯，追究战犯责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郑重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认定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

　　此刻，罪行累累的东条英机开始感到，末日真的就要来临了。

　　他每天很少走动，而是躲在书房里，装模作样地翻阅书报。并且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用木炭在心脏处画个酒杯大的圆圈，时刻准备自杀。

　　1945年9月11日，东条英机听见寓所四周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知道自己的住宅被人包围了。他独自一人来到书房里，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手枪，是两年前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送给他的，从未使用过，他也许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这把枪，就是对准自己的心脏！此时，这个双手沾满献血的恶魔无奈地撩起衬衫，对着自己心脏的圆圈开了一枪！

　　但是，东条英机并没有死成。听到枪声，美国宪兵立即冲了进来，将他送到医院。经过抢救，他重新恢复了过来。这似乎是天意。若是用自杀来逃避公理与正义的审判，那就太便宜他了。作为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之一，他必须活着接受公开审判。

　　为了防止日本战犯脱逃，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开始加大了规模。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巢鸭监狱候审。

　　就在盟军在日本大规模逮捕战犯的同时，1945年11月20日，在德国纳粹发源地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拉开序幕。纽伦堡审判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绝不放过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人。

　　1945年12月16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日本投降书各主要条款。经过同盟国的多边磋商，同意组成由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11个国家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盟军总部第一号特别通告，下令“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大楼，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的原办公室。在这幢大楼内，战犯们曾炮制并推行过危害人类的侵略计划。现在，那些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宁、摧残人类的法西斯战犯必须要在这里接受惩罚。在这幢大楼内，战犯们曾经试图决定世界命运，而现在军事法庭却将决定他们的命运，被告人往昔的滔天罪行，将成为他们走向断头台的阶梯。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威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8点50分，从车上下来第一个踩到混凝土地面的是曾经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的南次郎。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曾经发表过“广田三原则”并起草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第6个下来的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审判程序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由代表盟国起诉方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作认罪传讯。这之后，法庭就进入正式庭审。庭审分为4个阶段：

　　一，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对质；

　　二，被告辩护方面辩护，提出反证，对质；

　　三，检察方和辩护方相互辩论；

　　四，检察方面进行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

　　辩护方面的最后申诉结束后，法庭就进入最后阶段，由法官闭庭进行内部讨论，起草判决书，量刑，最后是宣判。

　　5月3日上午11点14分，首席检察官季南率领盟国检察团首先进入法庭，接着，是日本战犯被押进法庭。

　　庭长卫勃在一片相机快门的按动声里致开庭词。他语调平稳柔和地说：在来到这里之前，各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要无所畏惧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审判。

　　为了逃避惩罚，被告辩护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借口，对远东国际法庭的起诉提出质疑，对于起诉书中提到的“破坏和平罪”，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

　　首席检察官季南对被告辩护团的发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提醒人们：

　　“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经中，包括审判战争的发动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序幕就此结束。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正式开始。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检察官一直为错综复杂的法庭斗争感到担忧。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兵强马壮；就连仅仅和日本打了两次小规模边境战争的苏联最初都计划派出70人的庞大工作班子参加审判。但中国当时参加法庭审判工作的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

　　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主要由向哲浚和倪征燠负责。

　　对于中方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难，难在举证上。中方所面对的两个被告：一个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老谋深算一言不发；另一个是气势汹汹、号称要在法庭上和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的板垣征四郎。

　　向哲浚和倪征燠商定，组建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倪征燠担任顾问组组长。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

　　此刻，中国检察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中国检察官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土肥原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中国检察成员接下来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会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在这10天里，倪征燠代表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

　　倪征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法庭最终判定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有罪。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人们需要弄明白：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究竟发生过没有？在中国南京被攻陷前后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1946年9月，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

　　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

　　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

　　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幸存者的证词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对影像内容，日本记者连用三个“惨”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率先刊登了约翰·马基由电影胶片冲制的南京大屠杀照片，令世界为之震惊。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

　　检察官：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吗？

　　约翰·马基：“是的。”

　　检察官：“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后是怎样对待中国老百姓的？”

　　约翰·马基：他们立即采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屠杀，通常由个别日本士兵进行的，但在那里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有数百人是刺刀捅死的，有个妇女诉说日本士兵将她的丈夫捆缚后，就在她的眼前扔到水池里而被杀死的，她什么也做不了，他就在她的眼前被淹死的……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

　　研究者认为，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

　　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地犯罪事实被揭露出来。

　　这是在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刊登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为了赞颂他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攻城略地武士道精神。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威风凛凛。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项目是杀人，看谁砍中国人的头砍得多。

　　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实际在南京遭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

　　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倒票现象，特别是在东条英机受审的那些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竟然卖到了800日元一张。而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一个月的薪水也只有500日元左右。

　　1947年12月26日，法庭开始审理东条英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早早就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

　　东条的辩护人清濑一郎穿着高腰军靴开始作开头陈述，他完全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东条开始朗读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这份口供书长达220页，4易其稿，弥漫着一股日本记者形容的“东条腔调”。

　　1947年的最后一天，首席检察官基南反驳盘问开始了。

　　基南：东条先生，第二天（1941年11月5日）东乡外相没有向野村大使发下面的电报吗？（电报说）“上述方案不可能达成妥协时，作为最后的对策，准备出示乙案，因此希望火速通报美国方面对甲案的态度。提出乙案时须预先请示。这个电报是东乡外务大臣根据你的训令发出的吗？”

　　东条英机：不是我的命令，传达的是政府的意思。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以他才诡辩说是这是政府的意思。但他11月5日发出的电报等铁证证明东条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东条英机主持下，已经决意要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了。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东条是战争主谋之一。

　　随着1948年冬天的到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逐渐到了最后阶段，人们都在期待着看到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英文文本的判决书总长度达1212页，一共宣读了7天。

　　战犯们提心吊胆听着判决书的宣读，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结果。

　　第7天，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持续了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卫勃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最后一次走上法官席。卫勃的手里拿着量刑书开始宣读：“入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继续进行。根据审判条例第15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有罪的被告宣判。

　　卫勃：

　　被告荒木贞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终身监禁。”

　　被告土肥原贤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坂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松井石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还有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东条英机是最后出场的，他穿了一身军服。

　　卫勃：“被告东条英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从22日晚上8点起，整个东京城戒严。

　　执行官走上指挥台。按照抽签先后次序，第一个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第二个上绞刑台的是东条英机，然后是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以及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36分钟以后，最后一个战犯木村兵太郎死去。

　　1分钟以后，战犯被处决的消息就通过电波传遍了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战争结束后，对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审判是天经地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所有受害者立场，不仅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更是国际正义对侵略罪行的审判。

　　二战后，日本在承认侵略事实、反省侵略历史、在宪法中承诺放弃军队和交战权的前提下，取得了各国的谅解，日本得以重返国际社会；许多受害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使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承认了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表示了深刻反省和道歉。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95年8月15日，即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时任首相村山富士发表了历史性的“村山谈话”：“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时期，由于国策错误走上战争之路”；“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今后为了不犯这样的错误，谦虚接受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并对所有牺牲者表示哀悼”。同年，村山访华时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参观了卢沟桥和抗战馆。

　　但是，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道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却只是停留在口头和表面上。日本首相小泉虽然在访华时参观过卢沟桥，也曾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但他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先后4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让人不能不怀疑他反省战争和道歉的诚意。

　　记忆历史有不同的方式，表达出的是不同的历史观。在德国首都柏林，矗立着占地1.9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日本静冈县伊豆半岛，却有着所谓的“七士之碑”，“纪念”的是被绞死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难怪英国《独立报》刊文指出，日本极右分子“又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就像是冒出的一股未经处理的污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作为历史的声音，梅汝璈法官去世前10年写下的话仍发人深省：“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责编：薛蓝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