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绶康访谈-
问： 我想您对西藏也是很有感情的，举办《西藏万象》微型图片展览之后，现在又举办《雪域情韵》影展，做这样的展览也是您自己的一种意愿，不知道您后来有没有回去过。
答： 没有回去过，因为患了心脏疾病不能去，我在西藏病倒之后，住了三个多月医院，医院检查里血液里几乎没有增加氧份。.因为分社工作过于紧张，不能让他们为我增加负担，所以就把我送回来了。
在西藏得感冒也是非常危险的，有些人得了感冒没有好就去西藏了，当天晚上就出了危险，现在的医疗条件好多了，个人的身体状况也不一样。所以你们进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别得感冒，容易转变成别的病。
问： 你在西藏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答： 五年，86年回来，西藏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就没有去过阿里。后本来想从新疆地区进去，那边路比较好，后来病了就没办法去了。墨脱进去了，墨脱不容易进去，现在已经有航线试航了。因为地质松的问题，容易塌方，墨脱的人大都住在山上，不住山下，我去的时候就住在他们修公路的帐篷里，白天好好的，天睛山清水秀，夜里我睡的死死的什么也没听见。藏族同志他们在打扑克，我迷迷糊糊的就睡了，当地人有经验，晚上他就出来看觉得地有微微的颤动，发现很清的水浑了，这是泥石流的征兆，就赶紧叫醒大家，我醒了之后闻到一股火药的味道，为什么有火药的味道呢，是因为石头相互撞击，山沟沟里面更多的泥土味道，我们就往山上转移。因为我们在山沟沟里面，这边是条河，就往另外一边跑，山上有好多芭蕉树，当我们跑到芭蕉树下的时候雨就哗哗的下起来了，轰隆轰隆的泥石流就冲下来了，二十分钟内帐篷大都被冲走了，要是不跑肯定就死了，因为当时是雨季好多工人都已经走了，看守人员加上过路的工人十八个人加上我们二十几个人，当时好多好多帐蓬，有什么储藏室、医务室，我住的原本是会计室，里面全都是会计的帐本，帐本都冲掉了也不知怎么办。
问： 您总共走了多久？
答： 四十多天，八月一号翻山进去，九月多从波密出来，全是走的。每个人配一个挑夫背东西，蚂蝗多极了，小玛蝗很小的密密的，是旱玛蝗，不是水玛蝗，树上很多，进去的时候我们绑腿都绑好了，脖子也围好了，不管怎么样但他还是无孔不入，还是到处都是血，我们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他不痛不痒的，一会儿就没有感觉了，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在农村长大，那里的蚂蝗很大的，他们就很怕，因为流血不止，我就给他们捉蚂蝗，还有蛇多，蚂蝗多蛇也多。我们到多雄拉山前一天部队对我们很好的，又给我们蛇药，又给我们绑腿又给我们拐杖，他们都给我们弄好了，又给我们说注意事项，说多雄拉山一定要在十一点前翻过去，不然很多人会出问题的，天气变化很快。部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坐下来休息，如果要休息也要站着休息，坐着休息会缺氧，窒息，就站不起来就死了，有好几个解放军就是这么死的，这里海拔并不高，可能四千多，但气候挺怪的。
墨脱那里居住的门巴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用藏文，语言是藏族的语言。门巴族长的有点像印度人，太落后了。交通闭塞。百分之七十的粮食都是玉米，有部分水稻，很好吃。我走到那的时候都快不行了，他们赶快找地方给我做玉米饭，鸡爪谷酒，一下子就把精神劲提上来了。在那里夜里睡觉的时候，还不能脱衣服，怕有蚊子、虫子什么钻进来，墨脱森林资源很丰富，但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木头摞起来的敲敲打打就住了，很简单两层楼，楼梯就是很简单的木头，切几刀就爬上去了，所以我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小孩爬在木头楼梯上，老太太也会上上下下走。
我们新华社，只有西藏分社要从内地派人去，三年一换，也有藏族记者，但是量不够，所以号召内地派记者进去。我是属于这种情况的，我是要求去的不是派我去的，我的申请报告打了好多次，因为我很早就喜欢那地方了，当时正好有这么个机会，那边有个记者要回来，要人去换，当时我们支部书记就要把这个领导的要求往下传达，请记者报名，结果一个记者也没报名，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大家都懂得讲实际了，我一直就想去西藏，所以打了报告去西藏。正好没人报名，如果有记者报名我也不会去了，因为先就让记者去了，因为我是支部书记，于是这就让我去了，当时那里原来的摄影组组长调走了，我当摄影组组长， 感觉任务挺重的，因为我自己也挺喜欢藏族地区，组里发的稿也多，一下子把这些人带动起来了，大家都很融洽，藏族记者他们都会讲汉话，有的时候汉话比我讲的还好，当时我去墨脱的时候，社长都叫我不要去，说墨脱不是一个容易的地方，我的年龄、身体不行，但我还是坚持了，同去的一位藏族记者，一路上给了我很多帮助。
问： 那次是为什么去墨脱呢？
答： 北京有一个民族研究所，他们给我们新华社分社写了一封信，他们要出一个一系列的民族方面的画册。他要了解门巴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分社信到了我这，我是摄影组组长，那么我们也很有意去，当时分社社长说那非常艰苦，地方也很危险，而且老百姓家里也有这个习惯，不能随便喝酒，因为酒里有毒，他们觉得可以把你的运气转到自己这来，到了那边也不顾了，人还是要经过这艰险的，人的人生观都得到改变，因为当时差一点就死了，后来对物质就比较看的淡漠了，所以最后转移的时候一些毛衣呀都留给老百姓了。另外我知道了人的个体时间是很宝贵的，生命要珍惜，所以我回到北京之后对西藏很怀念，可以说西藏给了我后半生，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搞了一个"西藏万象"图片展览，这个展览一直搞到现在，西藏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五年中拍的胶卷已经是不可计数了，当时记者的胶卷也有限止，当时规定一个胶卷至少发稿两张，就算你完全任务了。另外每个季度还有一个定额问题，每个季度要达到一个标准才算完成任务，我是搞形象的不是搞文字的，西藏对我的形象思维触动很大，我们分社记者都超额完成任务。 所以到最后他们不想我回来，我自己也不想回来，七九年我在西藏分社的发稿数是最高的，本来西藏定额是最低的，上海、北京最高，所以西藏对我的后半生对我的事业有很大影响，所以我在西藏这五年也做了一些事情，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是值得怀念的。我当时把照相不仅仅当作是任务，照完了就完了，我是看哪个好，哪个对我有感触，有人说我什么都照，看见山拍山，看见石头拍石头。我觉得，西藏的山、水、树木、石头，统统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照它。
问： 您觉得西藏什么地方最好？
答： 我觉得各有特点，你如果喜欢欣赏西藏江南的风光的话可以到藏南去，如灵芝，察隅;如果你要看宗教方面你要到拉萨、日喀则；你要看壮阔的地方要到藏北去，像当雄；各种不同的地域带给你不同的感受，我在拉萨的时候经常去大昭寺周围的八角街，经常去跟朝佛的人一起转经。
大昭寺早上黑压压的一片，晚上也是，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转寺，这些藏族同胞来自不同地方，他们的装束都非常丰富，对我拍照很有兴趣，还跟有的人认识了，但认识了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沿途乞讨，后来知道其实来这里的好多人都是带了不少钱来的，并不是很穷的，他把钱献给寺庙捐给喇嘛了，然后就只能流落讨饭。但他们觉得这是积公德，所以那时西藏讨饭多是一种假象。
天葬当时人们是可以去看的，又有些怕又想看，就是这种心理，当时我刚到拉萨，我的司机问我想去看天葬吗，我说当然想了，他说我先给你看看风怎么样，天上有烟，他说有天葬，冒烟是因为天葬工人要把松枝、酥油和青稞点燃，这烟是送鬼神的，还有一种天法就是通知天鹰，天葬台很简陋，都在山崖旁边，天葬工人当时地位很低下，我在拉萨的时候心脏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可能死了，我跟我们的同志们说我死了之后要天葬，不要地葬，你们还可以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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