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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电视，走进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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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电源插座坏了。
晚饭已吃过，又沏上了茶，只等待那部电视连续剧最关键的时刻出现。电路不通，手里拿着摇控器干着急。应该打开电视却没能打开，一片强大的寂寞扑盖过来。
电视连续剧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借用艺术的悬念构成的跌宕起伏的“雅”，去遮掩推销商品的“俗”。电源插座属于科技发展范畴，没有科技谈不上电视。电视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社会的产物。
人们看电视，说电视，骂电视，把电视当作朋友。朋友就是志趣相投的人，每一个观众都在寻找自己喜欢的内容与样式。电视观众与电视之间有一般的朋友关系，也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亲密就是时常想着。电视就是一个“念想”。
我是在大西北的银川长大的，一直住在一个干部家属院里。记得在70年代末，全院只有两台电视。为了能看到电视，我经常要动些脑筋，诸如送个什么东西或帮人家干些什么事情等招术都用过。有一次，电视里播出纪念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当时屋里挤满了人。主人提议，无论男女老少，都得站着看，以表达对周总理的缅怀之情。那天，我流了不少眼泪。记得还有一次是在另一个人家看日本电影《望乡》，当演到日本水兵列队雄纠纠地奔赴妓院时，主人大骂了一声，就把电视关了：“这还了得，电视台怎么放这种东西！”想看的东西只看了一半，就象有人开玩笑扼住你的喉咙又忘了松手。
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当年在《北京日报》还有一定的职位。不幸的是，他于1958年被送去劳改了。也就是那一年，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从北京来到大西北。那种感觉，也好像有一只大手扼住你的喉咙，不耽误你喘气，就是不通畅。1978年夏天，《北京日报》来信说父亲已经得到平反，要我们去北京办理有关事宜。就这样，我们得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高参于1965年11月30日因患肺炎逝世于延庆劳改农场。”同时，还得到了450元抚恤金。母亲说：“买台电视吧，算是个纪念，能天天看着。”
电视真是个“念想”，人在家里的时候，只要没其他的事情，总想打开它。就说我姥姥，每天晚上坐在电视前打盹，有时突然醒来，望着已经被换了频道的荧屏说：“这个人怎么刚才没见过？”有时候看她睡熟，如果有人把电视机一关掉，她肯定就醒：“别关呀！我还看着呢。”
人们喜欢走近电视，也喜欢走进电视。如今的电视愈加向观众靠近，观众也愈加有走进电视的机会。不必说到演播室参加各式各样的观众参与性节目，就是在城里的大街上闲遛哒，呆在村里的土墙边晒太阳，都有被摄入镜头的可能。自然，也有人为能走进电视而苦心经营，当个主持人能混个脸熟，企业也指望能上几次电视，以求提高知名度。
几年前，我曾与一位农民有了一段交情。当时我正在一个文化栏目里当负责人，那天正在办公室，传达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人要找我们，正在大门口，请我无论如何出来一下。我到门口一看，一位瘦长的中年男子，身旁还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和二个孩子。来人叫史保忠，家住河北省农村，他喜欢硬笔书法，用一年的时间抄了《三国演义》，又用一年的时间抄写了《红楼梦》，还将用二年的时间去抄写《西游记》和《水浒》。他是推着车来的，车上放着他的作品。
我和他谈了一会儿，便让他留个地址，一来是考虑将来如何与他联系，二来是想试试他的本事是真是假。他用握毛笔的手法握钢笔，写出来的字清秀、工整，和他的作品一样。再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那一车的作品，顿时理解了他的辛苦。我便马上联系录像设备，就在电视台门口对他进行了电视采访与拍摄，事隔不久，这个节目便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史保忠这个人真有毅力，他竟然在某一个晚上叩开了我家的门。他说：“高师傅，节目我看到了，我一定要感谢你。”说着，从兜里摸出二百元钱。我自然不要，他弯下腿就要下跪。看到这二百元钱，我的心里发酸，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钱，二十张十元的人民币，湿粘污脏。同样是钱，可钱所周转的地域与环境不一样，这是真正的血汗钱，这钱不知已在史保忠的贴身衣兜里揣了多久。那天，我把钱收下了。我送给他一件超过二百元价值的空军飞行服和一些孩子的用品。
又过了二个月，史保忠又来找我。他神情沮丧，告诉我说：他妻子嫌他没本事，村子家家都盖了新房，就他家没有，一天到晚只会写字。实指望通过上电视能改变生活，可上了电视还是没出名，作品也卖不出去，就一赌气跑到山西她姐姐家去了。
我答应再帮他，因为我刚从四川绵阳回来，知道那里有一个“三国”公园，如果给他们寄出几张样品，若能收购，在公园里办一个手抄《三国演义》的长廊，岂不两全其美。可过了一段时间，绵阳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对此事很重视，派了几个专家看了样品，但发现有两大错误，一是繁简字不统一，忽而繁体，忽而简体；二是错别字比例过大。
从那以后，史保忠又来了二次，以后就再也没来。他和他的妻子曾经对上电视所报的希望值过高。可电视不是一切，只是一个“念想”。
电视不只是个“念想”，也是一个“新贵”。它抢占了普遍人的生活，掠去了老百姓的时间，夺走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节目好了，观众就叫好，节目不好了，观众就骂几声：“什么东西！”然后，或一动不动，或在屋里转个圈儿，拿点什么东西，再接着往下看。
从传播媒介问世的时间先后排列，电视当在报纸、广播之后，但从传播优势看，当属电视这位形声并茂，朝气蓬勃的翩翩少年了。
无线电广播技术的发展，使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有可能把新闻事件最迅速地、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从国家的一端传送到另一端，并有可能在洲际进行播出。由于电视与广播相比，更具图象优势，所以也就更加得到观众的青睐。在我从事电视实践的十多年来，处处都能够感觉到观众对电视的重视程度。
拍电视也是个力气活，不同于其他媒体可以单枪匹马，独往独来。电视被技术制约，需要多人合作，只要一工作就会有“动静”，一有“动静”就容易有“故事”。
记得有一次在四川境内拍片，我们路过一个县城，城边的路段有一处塌方，被毁坏的路面积并不太大，可就这么一小段路，却使上百辆车困在县城。司机们很生气，纷纷对我说：路坏了三天，就是没人管。
我当时也很着急，对摄像师和主持人说：“架机器，拍！”我们采访拍摄的消息不径而走，半小时后，我们被请进县委，又过了半小时，一位领导走过来说：“我们已决定停止全县所有的会议，全县干部义务修路。”二小时之后，我们的车与那上百辆汽车一起安全出发了。
这件事说明了人们对电视的重视，不是我自己有回天之力，而是电视帮了忙。
有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到县里去报导一次会议，他来晚了，会议已经开始，他竟然一进门就大声高喊：“谁让你们开的，重来！”这是一件真事。电视所处的地位使电视自身的感觉“日益骄固”。这也就难免暴露些诸如“浮燥”“不求甚解”等毛病了。
电视还有一个功能，说起来比较庄重，电视是一个“天平”。由于老百姓对它过于依赖，往往把它视为“包青天”。看看中央电视台门口，哪一天没有人来上访，他们认为只要是找到了电视台就找到了公理。这也是因为电视自己创造了一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质量高的东西。不必说上访伸冤，就是那些神经有毛病的人一天又一天地站在电视台门口，“狂想”正爱恋着自己的节目主持人，也能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或者是精神安慰。
电视是个“天平”。它使一个足不出户的人看到了青藏高原和南极；它使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知道了司马迁和爱因斯坦；它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理解了林黛玉和罗密欧；它使一个相对遥远的距离慢慢地靠近。对于一个拍电视的人来说，如果能编出这样的作品，能够使内心不平衡人看了之后感到平衡，那这个作品就是好作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电视作品能够让内心平衡的人看了之后感到不平衡，那这个作品就是更好的作品。
电视的形式是一个“念想”，电视的地位是一个“霸王”，电视的功能是一个“天秤”。但是电视的命运呢？也就是一个摇控器或是电源插座。只要节目不好看，摇控器上的小纽向下一按，就成了一个“摆设”。仅仅是一个“摆设”。不是么？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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