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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比达利更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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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奇怪而变化的胡须和达利一生惟一的女人加拉成了他的标识
■毕加索是达利“精神上的父亲”，弗洛伊德则是给达利影响最深的人
■想起达利让人产生联想的名词：疯、恶、超现实、梦境、偏执狂，还有行为艺术
达利：我的野心与日俱增
萨尔瓦多·达利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也是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1904年5月，达利生于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的费格拉斯，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预示着他要向天才的方向发展，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可窥一斑，“我六岁想当厨娘，七岁想当拿破仑。从此，我的野心与日俱增”。十七岁时达利进入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院学习，系统地掌握了古典主义绘画技法，为其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接触了大量新潮绘画流派和其他各种艺术流派后，经过不懈的探索与追求，达利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即把具体的客观世界的描绘同任意的夸张、变形、荒诞、怪异、省略和象征等手法相结合，创造一种介乎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从而使他不仅在绘画方面，而且在其他艺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如他与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合作的影片《一条安达鲁狗》，早已名闻影坛。达利还是二十世纪画家中最好的作家，他虚构的自传就是一部精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在超现实主义领域无人能匹敌
超现实主义是一种思维方法，贯穿于各个艺术领域，其最主要的特征即自由思维、自由创作，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并破坏和打碎一切既定格局。这恰恰与达利本人的性格相吻合，或曰超现实主义迎合了达利。当达利到达巴黎后，正赶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仿佛上天特意为他安排好了似的，达利如鱼得水，获得了飞速发展的环境和土壤。
达利说过，“超现实主义就是我”。可见他的灵魂深处即骨子里就是超现实的。他是这么想、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凡是别人拥护的他就反对，凡是别人反对的他就拥护。在《达利谈话录》中，当他被问到：“如果你不得不烧掉你的所有绘画，而只留下一件，那该是哪一件呢？”达利回答：“一件也不烧。”可见达利总是拒绝别人加给他的任何既定逻辑和思维方式，达利的逻辑就是反逻辑，反逻辑即逻辑。可以这样说，达利是深得超现实主义的要领与精髓的，在这一点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将超现实主义运动推向了极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与其说超现实主义成全了达利，毋宁说是达利发展完善了超现实主义。但他这种做法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达利最好的作品就是达利
达利在1929年至1939年的1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其个人艺术创作的巅峰。1939年以后，则更多地转向行为艺术方面，遭到了一定的排斥。止庵对此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见解，“在我看来，作为行为艺术家的达利在公众面前成就了画家达利，但是在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心中损毁了画家达利。关于达利，除了他太多的近乎胡闹的举动和言论之外，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无比精确的写实主义、‘偏执狂批评方法’和一系列因此而产生的著名形象，如柔软的钟表、腐烂的驴子和聚集的蚂蚁等。达利喜欢最真实地表现最不真实的物体和情景———这句话中的两个‘最’字没有任何保留意义，因为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达利的自我推销和自我炒作可谓与生俱来，登峰造极。标新立异甚至是哗众取宠之后受到关注正是他所追求和要达到的目的。达利曾亲率众人抬着长达25米的巨型面包在街上游行；也曾在伦敦讲演时身着潜水衣上台，观者目瞪口呆，而自己却差点儿被闷死。达利自己的话为此做了极为精确的注脚，他说，“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可见，他是在“没疯”地表现“疯”。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达利拿着自己的绘画作品去拜会弗洛伊德时，问其是否看到了无意识，而弗洛伊德竟说见到了有意识，真乃当头一棒！对此，车前子有过这样的阐述：“达利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他这一个人，他把矫揉造作发展到极端，比达利画得更好的画家起码有一打以上，但要比达利更矫揉造作，就很困难了。”“达利最好的作品，就是达利，他琐碎的画面，有时使他少得可怜、少得只剩达利这一个名字。”
达利惟一的女人———加拉
达利的画作中有两个重要形象，反复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加拉。达利的绘画，很大一部分都是不厌其烦地唱的对加拉的颂歌。在达利的艺术中，加拉的地位极其重要，她曾参与达利的创作，可以称作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员。止庵分析说，画家达利与模特加拉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利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加拉；这个女人是神。换句话说，把这个女人当成神的那个人是演员。“加拉的崇拜者”是他永远扮演着的角色。不仅如此，达利还强迫别人与他一同崇拜加拉。如果说达利是戏剧性的那么加拉就是戏剧性对象，是一个符号。达利喜欢这种戏剧性的对应关系，他对加拉所表现出的绝对真诚对我们来说，可能仍然是“达利式的恶作剧”的一部分。
唯独不表现美好
另一个不断在达利画作中出现的形象就是米勒的名作《晚钟》。达利对这幅画非常着迷，而且深受影响。为之写过一本书，并不断把这幅画画入他的画中。达利大概是对其所隐藏的残忍性感兴趣，因为超现实主义即意味着不表现美好，故而达利总的价值取向就是“恶”。在他的作品里，什么都可以表现，唯独没有美好；只有丑恶、恶梦而非美梦，而这梦也都是矫揉造作的。
我想到你没想到的
尽管如此，达利富于奇想的特殊才能仍不得不令我们为之赞叹。止庵认为，无论技术还是艺术，他都有别人很难具备的充分才华作为依靠。他的“偏执狂批评方法”既是一种努力把自己逼疯的方式，也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启发、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的方式；在对现有形象的无穷无尽的变异方面，达利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画家中以富于想象见长，其中达利可以算得第一；但是达利的想象未免缺乏含蓄，或者说，缺乏克制。他的想象的魅力在于其自身，而不在进一步的意味。他的表现多于暗示和隐喻，稍嫌直接。在这一点上，德·契里柯和马格利特要比达利做得好。不过想象本身就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创造，就足以赋予艺术以不容质疑的价值；达利画作中的想象是那么奇特，那么无拘无束，要说伟大，达利也够伟大的了。他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形象，即那个经常在其画作中出现的“柔软的钟表”；在这里，时间第一次被质疑、被消解了，这在二十世纪的画家中是不多见的。（北京青年报 张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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