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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农奴把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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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从60年代走过的人都无法不记得才旦卓玛，因为她的歌声就象是那个时代的血液，流淌在时代的脉搏里，也牢牢地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几年来，这位老人的歌声不太多了，但是，只要能够把她的歌耐心地听一下，我们都敢于相信，不管是哈日还是哈韩的少年，仍然能够被她执着、热情、灿烂的歌声所吸引，所陶醉，这就是才旦卓玛。9月20日，才旦卓玛从拉萨来到北京，在《艺术人生》演播现场见到了她久违了的老歌迷。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为了见到才旦卓玛，很多观众从大连、长春、廊坊坐火车赶到现场。这一期节目的现场就象是一个民族的盛会，很多穿着藏族服装的观众，象拉木措、糜若如等著名的专家，此时专心坐在观众席上。为了参加才旦卓玛的节目，他们一早就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专心的到现场当一名合格的观众。
才旦卓玛来了，所有的观众起立，掌声久久回荡着，从看到她的第一眼，眼泪就在每个人的眼里闪烁。
才旦卓玛在藏语是“长寿仙女”的意思，虽然是出生在农奴的家庭，父母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美丽，长寿。西藏是歌舞的世界，小才旦很小的时候就会唱藏族的民歌。“我爸爸会唱一点藏戏，姐姐也会唱，因为家里我是最小的，每次他们唱，我就静静地听着，我想一定也要学会这个歌，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八岁吧，刚刚开始会唱点儿藏戏。第一次登台是十七八岁的时候，西藏在拉萨开一个纪念会联谊会，我是从日喀则参加的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到拉萨去开会，每个地区带两三个节目，我们日喀则带来两个舞蹈，两个歌，我那时不是独唱，是二重唱。本来有一个女的，她唱《牧歌》的，后来她由于病了，他们找我，说你能不能来唱一下？当时有点儿紧张，但是还有一个叫扎西德的，我们两个二重唱，他说不用紧张，好好唱。那个时候地区比赛嘛，我们一定要给我们日喀则争光，不要紧张。所以在他们的鼓励下，给我的帮助下，慢慢心就沉下来了，就好了一点了。”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部队进站，到了我家乡日喀则，日喀则部队的文工团住的离我家很近，我天天看他们在那里排练，又唱又跳，我放羊回来了以后，就赶快跑到那里去，在门口老是看着，我说我有一天那样多好啊，我一直有这个心愿。”
因为父母的反对，才旦卓玛没有能够马上参加文工团，但是后来参加了青年联合会到了祖国内地，那是才旦卓玛第一次离开西藏。“我知道我们祖国，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也搞不清楚，我第一次看到，而且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国内地。西藏解放的时候，毛主席、朱德司令大家都知道，我这次亲眼见到了，而且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我就想到我是最幸福的一个人，我想我们西藏人民，特别是穷人的小孩，没有共产党派来的解放军，不可能我们有那样的日子，所以我进了以后，握着毛主席的手紧紧的，确实是自己感到非常幸福。我们四个省市去参观，看了以后，确实感到人家真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这时我是更加清楚了。”
“我原来没有生日，我妈妈跟我说，大约是割麦子的时候生的，我说差不多是八月了吧，后来他们说你选个生日，几号？我说我选个8月1号，因为8月1号军事博物馆开幕的那天晚上，我到北京参加演出，在军事博物馆里头，周总理、陈毅总理他们都见到了，周总理看见我，说才旦过来过来，我们三个拍个照，这个印象是非常深的。另一方面我对解放军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在我们西藏刚解放的时候，下面部队住的全是盖的帐篷，也没有房子，不给人民带来任何麻烦，全是他们自己在那边做饭什么的。打水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好多嘴巴都是裂的，手都是破的。他们在家里是那么幸福、那么舒服，为了什么？他们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藏人民，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给我们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时我写了8月1号。”
一个妈妈的女儿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班招生，目不识丁的才旦卓玛考上了。她从西藏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刚到了上海以后，什么都不懂，老师上乐理课，在黑板上写着简谱，1、2、3，我都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我旁边有一个藏族的，从青海来的，我问他，老师写的1、2是什么意思？他说那就是简谱，他说下面还有划好多道道，那才是全谱。”
才旦卓玛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当时的系主任周小燕，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师。“刚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练声完全按照学校别的学生一样，我们不会唱，咿、呀、噢，唱不出来，老师就想了个办法，比如“太阳出来了”就唱成藏语“尼玛下较”，声音就出来了，一说藏话就舒服多了。我能够在声音上保持我自己的特色，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基本没有动我的基本的嗓子的状况，而且风格特色没动。”
王品素老师不仅是才旦卓玛歌唱事业上的恩师，生活中她更象是才旦的妈妈。“那时买什么都要票，而且我刚到学校的时候，老是感冒，气管也不好，老师带我到医院去。当时在学校里熬药几乎不可能，所以每天到老师家里，老师妈妈给熬好了，第二天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带来。我觉得老师在我的身上费了很大很大的心血，而且那个时候她有好多病，但是她无论如何，一定要想个办法给我们上课。王老师的女儿屈晓丹那时还小，常说才旦阿姨比我还亲。所以我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帮助，没有这样的支持，不可能有今天的。老师去世的时候，我也去了，老师在医院的走廊里面搭了一个病床，我看了以后非常难受。”
听说《艺术人生》要做才旦卓玛的专辑，屈晓丹从上海给栏目组写了一封信，并捎给才旦卓玛一只充气的山羊玩具。这只小山羊是王品素老师生前最后一次买的玩具，几年来一直放在她的钢琴上。才旦卓玛拿到这个珍贵的礼物，眼睛湿润了。
1963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当时从雷锋的日记中找到的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成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时的主唱是任桂珍，才旦卓玛走在校园里，听到这首歌，她觉得这歌简直就是为她写的，她迅速找到王品素老师，要求唱这首歌，当时老师很奇怪，为什么要唱汉族歌曲呢？才旦卓玛用自己朴素的感情说服了老师，并在朱践耳面前用她自己的声音唱出这首歌，得到肯定后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这支歌迅速流传到了大江南北，朱践耳自己也肯定，很多人唱过《唱支山歌给党听》，但是唯有才旦卓玛唱得最深情。
唱支山歌给党听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才旦卓玛没有象人们想到的那样留在内地，她回到了生她养她的西藏，这里有周总理的嘱托，也有老师的期望，更有才旦卓玛对家乡的热爱。在西藏歌舞团，才旦卓玛更多的是下乡和到军队慰问演出。“西藏歌舞团有一个传统，到军队演出后一定要给炊事班的同志再唱一次。他们辛辛苦苦地，我们好不容易下部队来了一次，结果他们又在为我们做饭，也没看成，我觉得理所当然的去演。有时侯误了吃饭，没关系，他们会留下来一点给我。因为感情深，一到了那个地方也不觉得自己累了，嗓子不好了，就知道要给他们唱。”
关于艺术家，才旦卓玛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是组织上、人民给的荣誉的，但是自己还是应该每时每刻从自己的角度要看到，不要觉得人民给了这么多荣誉，自己就觉得了不起，歌唱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人民需要艺术，我觉得人民需要叫我们去歌唱，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唱，不管是在哪个环境下，在艰苦的环境也好，在普普通通条件下的也好，都要唱。比如说有一个战士需要我们去唱，我觉得我们也会全心全意去唱的。有的人给我说过，你现在职务这么高，你老唱什么。我说我还是搞这行的，我喜欢我这个事业，党培养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的钱，一直培养我，我作为自己来说，应该有一个自知之明。我要拿我的歌声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真的，我是这样想的。”
才旦卓玛目前已经是西藏的政协副主席，但是走在街上，很多人都会认出她，拉着她的手说：“阿家（大姐），给我们唱个歌吧。”才旦二话不说，张嘴就唱。
“我们平时到老百姓那里经常去演出也是不可能的，老百姓要是叫你唱个歌，我觉得我不唱就不应该了。人民需要我就应该做，我不觉得我是政协副主席，什么都不干，那不行，我爱我的业务，我爱我的事业，真的这样想的。我离开舞台有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还是希望有机会多唱一点，一方面对自己精神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们喜爱、喜欢你的歌，我觉得你应该很好地去唱出来。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也尽量自己这样做。我觉得人民需要我，我就应该去。”
关于演出的报酬，才旦卓玛说“到各地演出不完全是为了钱，为了报酬，主要是我想大家都想听演员的歌曲，也想看看我们这些演员，我觉得通过这样，更多的全国观众可以见一面，也可以互相沟通……”
关于目前的民族歌手，才旦卓玛说：“总的歌声都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缺乏个性。因为一听吧，差不多，听不出来是谁唱的。所以我觉得希望还是每个唱民族声乐的演员应该抓住自己的个性，应该唱出来。我有一次在北京，坐出租汽车，我坐在司机旁边，他看了半天，最后他说你是不是才旦卓玛，我说是的。那个司机怎么跟我说，他说以前我们一听谁唱的？这个是才旦卓玛，这个是王昆，这个是郭兰英，什么都可以听得出来，但是现在唱的那些人，听不出来，不知道是谁唱的歌，缺少艺术个性。所以我觉得像开出租车司机师傅，他也听音乐，分析，从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听了这个话我们应该有一些认识。”
关于卡拉OK，才旦卓玛说：“现在时代不同吧，年轻人的娱乐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往上海音乐学院选送了十五个歌唱演员去学习。学校里的老师到西藏来招生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学生唱的都是通俗歌。后来那些老师全是很耐心地教他们练声，慢慢的他自己的声音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毁了好多年轻人的声音。”
关于假唱，才旦卓玛说：“我觉得现在有的是因为工作需要是可以的，但是太多了也是对观众不负责任。因为观众买了票来的，要听你的歌，假唱实在有点儿过分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天天唱了很多歌，声音一点也没有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声乐的今天舒服，几天不太舒服，有的嗓子不舒服有点儿毛病，可能假唱，这也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人民负责。”
关于为什么近几年来没有给大家带来新的歌曲，才旦卓玛说：“这几年唱了不少新歌的，但是由于一个创作关系，一个是宣传关系没有流传开。我们在西藏唱了，没有在全国各方面都宣传，就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歌曲，我以前唱的时候在上海、北京，那个时候，广播电台录音了，电视台录像了，一下就传过去了。我们西藏那里，我们也唱了不少新歌。但是由于宣传关系没有在全国推出去，就是这个原因。”
吉祥的月亮
1957年，在才旦卓玛还没有到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她就和青海的一位藏族青年结婚了，很多年来，他们风风雨雨，牵手走过的大半个人生，现在正在安度晚年。
“我们结婚得很早，我艺术上能够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我觉得也跟我家里老头子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的小孩生了以后，四五个月就扔在家里，都放在他那里，我就走了，去演出。但是我觉得他对我艺术上的支持很大的。他有时候又当爸、又当妈，所以我两个小孩，两个都是在他那里关心、成长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各方面条件有了，机会有了，但是家庭的帮助、支持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有时候可能也有点意见，但是我的任务又比他多一些，他搞行政工作的，不管怎么说他基本上稳定在办公室里工作。所以他有时候说也是说了一点，但是他最后还是干工作。所以有时候一说我明天、后天要走了，他就说，哼，你把这个家当成招待所了。第二天我也还是走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搞事业的人吧，家庭的关系、家庭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孩子们还是跟爸爸亲一点。因为他们觉得他带多了，妈妈在不在也无所谓，反正到时候都走了，吃的、穿的都是爸爸给他们安排好了。有一段我老头到老家去了一下，小孩我看着，他们就是想他爸爸，我说妈妈在这儿你还想爸爸，他们就说想爸爸。我就问妈妈走你们想不想，他们说有时候想有时候不想，就直截了当就说了，所以感情还是跟爸爸重一点。”
“我的女儿3年前去世了，33岁，因为她当时脑溢血，平时血压也不高，最后医生说是先天性的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所以可能是破裂了，就是这样的。当时早上去上班了，下午就回不了家。我们在西藏也想过办法抢救，后来抢救无效了，不行了。所以对女儿我心里也是非常难受的。而且我觉得她在家里带给大家的都是欢乐，女儿她可以体贴父母，父母有些负担的东西她可以担起。我老头身体不太好，都是她在家里照顾他。后来她一去了以后，我老头说怎么可以女儿先去世呢？我老头身体更不行了。为什么？他非常伤心，他年龄这么大，72了，他说不应该让她走，应该是我走。突然他的血糖一下就高了，后来医生说这个可能是精神上压力太大了。所以当时确实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时期。但后来大家也劝了，他们说你还是要自己注意一点，因为我下面还有外孙，六岁，今年七岁，所以他们说你老的老，小的小，你这个家里，自己得注意一点。
现在在家里，我儿子，还有一个小保姆帮忙，叫他们照顾。我和儿媳妇都出来了，现在在我家里还有我女婿，小孩还在家里一起在生活，相互照顾。”
朱军代表《艺术人生》栏目送给才旦卓玛的爱人一个小小的礼物，一对健身球，那上面有个大大的“寿”字，朱军说：“这两个球它在转动的时候，就可以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但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它有一种相互的作用力，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只有各自都围绕着对方转起来的时候，这个家才非常的幸福，而且在这个家里才能够发出这样悦耳的声音，所以我想请您把这个带给家里的叔叔，祝他健康、祝他快乐！”
或许能够献给才旦卓玛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藏族观众带来了洁白的哈达，同时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自发地唱了一首歌《一个妈妈的女儿》，才旦卓玛不仅是藏族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也可以说，她的歌声是全人类的。（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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