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长征开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激战。我们以两个团的兵力迎战敌人两个师，并以超乎想象的意志力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在那场战斗中，我带领的团有一半战士倒下了，两位营长牺牲在战场上，我自己也身负重伤。
    1934年9月，红军开辟的根据地已由29个县减至瑞金、长汀等几个县了，红军部队日益削弱。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路军团撤出根据地，在瑞金集结后向湘西方向前进，以期与那里的二、六军团会合。但由于敌人集中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毛泽东同志只得放弃了与二、六军团的会师，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地区——贵州进军。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纵队从新安、全州之间渡湘江，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将部队开往贵州。我们五师奉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以每天100余里的速度急行军，日夜兼程，抢占湘江渡口。并李天佑师长命令十四团和我所在的十五团在新圩附近阻止广西白崇禧部队的追击，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湘江。
    接到命令后，我和团长白志文、参谋长何德全迅速带领部队到达新圩制高点，指挥构筑工事，组织防卫。就在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我们布置好部队，立即派出侦察员，不久即接到报告：敌广西第七军两个师，正向我军迫近，距我军大约20华里。我们的两个团兵力必须迎战敌人两个师，且阵地又是在平地上，只有些小丘陵地带为依托，三四天的任务确实很艰巨。但经过政治动员之后部队战斗情绪高昂，表达了保证中央部队安全渡江的决心，作好迎接战斗的准备。
    双方一经接触，战斗就十分激烈。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满天，很快扩展到看不清敌我战线了。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军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们用大炮和手榴弹向敌人发起猛烈轰击，敌人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但我团也伤亡130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第二天敌人在拂晓时就发起了进攻，由于敌人炮火的配合步兵的进攻更加猛烈了，我团一、三营伤亡增加，前沿几个小山包也丢失了。部队伤亡越来越大，眼看着一个个重伤员从我的指挥所旁抬过去。这时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住阵地，才能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那个时候三个营长已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达到200余人。
    师领导对这里也很担心，派人到阵地慰问，并告诉我们：中央部队正在渡河，兄弟部队已经大部分过去了。我明白，部队伤亡再大，阵地也要坚守住。如果敌人攻占我军阵地，新圩渡口就会被敌人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向师长表示了我们战斗到底的决心，同时，也表达了我们一直想到的一点意见：我们坚守住阵地，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的连续进攻。同时，也希望中央纵队能放弃一些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加快速度过河。中央部队早过河去，我们就放心了，也使部队减少伤亡和损失。师首长答应转达我们的意见，我心中也感到轻松了许多。
    之后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一次次发起总攻，妄图吞掉整个阵地。不久，我和团长都负了伤。团长伤很重，已经不能动弹。我头部负伤，疼痛难忍，但还能坚持行动。如果团部领导全都退下去，势必影响部队战斗情绪，师部了解情况后立即派师参谋长胡震来代理团长指挥部队继续战斗。
    战斗进行到第3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被我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约七百余人。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坚持到12月1日下午四时，师部传达军团部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兄弟部队。我们把伤员安排好，这才迅速过江追赶主力部队。
    在红五军主力渡过湘江以后，负责后卫的红军继续在江口边阻击敌人。最后，仍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被敌切断，未能过江，造成严重损失。湘江战役中，我们师参谋长、几位营长和许多革命战士都血洒湘江，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永难释怀的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