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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树杰：活出两辈子的精彩
文/宁柯
采访翟树杰——中国著名舆论监督类节目《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兼主持人，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愿望。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而言，想到要面对这样一位名人多少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没想到，通了一次电话后，翟树杰当即便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就聊聊吧。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的上午，我们在一间小小的审片室开始了谈话。翟树杰穿着非常洁净的棉布衬衫，深蓝色的长裤，一双质朴的褐色皮鞋，看起来神采奕奕。
记者：对于外界而言，人们除了知道您是《焦点访谈》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以外，至于其它的，知之甚少。我曾经在您写的《往事》中读到过关于您童年的只言片语，其中很多细节读来十分生动，但那是一篇没有完结的作品，所以令我很感兴趣的是，您的童年是怎么过的？
翟树杰：我生在安达，是在齐齐哈尔长大的，齐齐哈尔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前几天出差还回过齐齐哈尔一次，就到我原来学习的长庚小学看看。我当时很想见见原来的老师，可是当年教我们的那些老老师们都不见了。后来，当校方知道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十分高兴。一大帮学生围着我照相，说“翟大哥回来了，翟大哥回来了。”（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孩子王般的笑容）学校格局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齐齐哈尔的变化就太大了。但是，还是学校看着最亲切。文革期间，整个齐齐哈尔就只有两条电车线路，我还有一个邻居是开电车的呢，于是我们经常逃学去坐电车，绕着齐齐哈尔来回转，哈哈，就是为了玩。当时我的父亲在哈尔滨，后来等他调到绥化的时候，我们家就有随军资格了，于是我们哥仨就随母亲去了绥化。在绥化，我平生第一次坐了汽车，那是当时整个绥化军分区唯一的一辆，是一种很老式的前苏联产的嘎斯六九。在绥化住了几年，在那里我上小学一直上到初一就搬家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十八中是当地很好的学校。当地还有这么一种说法“三六一十八，北大与清华”。虽然，当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厉害，但是在那里上课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就到北京来了，上的是北京101中学。在中学我的表现一直很好，一直是学生干部和校团委的委员，因此事事都必须带头，逼着你就必须好好学习，此外还要特别守纪律。我觉得那几年，给自己的锻炼很多。在中学，我就参加了各种活动，写文章、出墙报、向广播站投稿、表演节目、唱歌、跳舞等等。为了能够看到许多当时不让看的小说和各种书籍，爸爸常常把我锁到宣传科的仓库里，一呆就是大半天，出来的时候灰头土脸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喜欢上动笔了。在学校里当学生干部的那段时光，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高中以前阶段，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绝活，就是不用胶水便能把墙报贴上墙，在墙上直接写大标语。（看着记者惊讶的样子，他甚是有些得意）因为，冬天天气很冷，所以只用刷上点水就能把墙报贴上了，哈哈。
记者：十年浩劫中每个人的命运都各不相同。当时的你，正值上学年龄，那么十年浩劫对你当时上学有什么影响？
翟树杰：大，冲击是很大的。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我们就基本没有上什么课。很多课程，如数学里的分数、小数、一元一次方程等等都是我自学的。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爱琢磨的人。当时在学校里，真正学到的就是写大字报。因为是文革时期，都写些大字报什么的，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得一手不错的美术字。到后来甚至连底稿都不需要打，直接就能写。还有一个就是写“讲用稿”。什么是“讲用稿”呢？就是做了什么好人好事，取得好成绩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到班级、学校里面宣讲。
当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开始以后，当时的翟树杰像其他人一样无法置身度外。他也加入到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不过幸运的是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这之后，他参军当了一名战士。这段经历拿翟树杰的话来说，那是“救了我一条命”。因为，军队在当时是唯一的避风港。进了军队的翟树杰，表现十分出色，很快他便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为了电影放映员。
记者：电影放映员？听起来，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翟树杰：是的，当了三年战士后，我成了电影放映员。你不要看这好像是个简单的工作，当时在军队里，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要知道，我们团里边有400人和我竞争这个岗位。要求特别高，要会唱歌、跳舞、朗诵、能写文章……
记者：就是说，按照你们当时的标准，现在很多年轻主持人连电影放映员都当不了，是吧？我不知道这么对比是否合适 ？
翟树杰：（大笑）那个时候，挑选电影放映员，基本上就是按照主持人标准来挑选的。哈哈……城市兵又很多，光北京的就有十几个，竞争压力很大。
记者： 请您讲讲当放映员的事情吧，那个时候每周要放几次电影？
翟树杰：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下到各个部队里去，大冬天的坐在卡车上到处跑，给大家放电影。那时天气特别冷，一个星期要往山沟里跑好几次。最多的时候，一部电影我就放了九遍。
记者： 是不是到了放第九遍的时候，您已经不需要放了，往台上一站就可以直接给大家表演了？
翟树杰：差不多。好多电影里面的插曲我都会唱，什么山东吕剧，朝阳沟、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统统会唱。那个时候放电影也要练习业务的。我有一句话叫做“干什么都要做好”。其实，我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后来，都是如此，不管什么条件我都会努力做好。就拿放电影来说吧，我能在刮大风的情况之下，在几分钟之内把放映机架好。在全军放映员考核中，我不是第一也是前几名。其实，很简单，凭的就是一句话“做事认真”。当然，我也因为做事认真吃过亏。小时候，我们在田里举行拣麦穗比赛。我总是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弄明白，就是因为太认真了，别人都是挑着拣，而我却把每根麦穗都仔细拣起来，那当然要落在后面了。这种认真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直到现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竭尽全力，这样心里就安心了。小时候，老师叫我“小猫”，就是总猫在最后面，不喜欢抛头露面。可是后来当了班干部，为了做好工作，我就努力克服这个缺点，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
记者： 当了三年兵之后，您又做了些什么呢？
翟树杰：后来我就被调到总参，做新闻干事，主要是在新闻电教室工作从事宣传工作。正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电视。我是军中第一批用摄像机的人，也是军中第一批使用电视设备的人。我们管自己叫“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军中的宣传骨干，很多人都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工作。比如，我们军事部的毛财旺、纪录片室的亓克君、海外中心的迟明泉等等。我们都是“一期”、“二期”的，我们关系很好 ，直到现在都一直保持接触。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拍的第一部片子吗？
翟树杰：那是当然了。不过现在回头再看那部片子，简直不堪入目。那是一个关于“六一”的片子，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后来经验渐渐丰富了，就开始拍专题片，其实就是纪录片，不过当时叫专题片。第一个专题片是1986～1987年左右拍摄的，《青城一点杜鹃红》。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说干就干起来了。当时，我安排那个老年军人从山坡上慢慢走来，手里拿着资料，小路两边都是鲜花，还配上了音乐。其实，那些“鲜花”都是我们做的假花，满山坡插的都是，弄得挺浪漫……现在看来实在幼稚，但是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后来拍的片子慢慢就多起来了，1989年做了一个节目叫《大学生搬家队》，整部片子都是以采访的形式来表现的，这在当时解说加画面充斥屏幕的时候是比较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央电视台评比的时候是最后一个播放的，这个节目一放，困倦的评委们看了之后全都为此而鼓掌。后来，再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形式居然很像我们现在的《焦点访谈》。后来又拍了《中国蓝盔》、《3：30分起爆》等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作品。在记者站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受到的锻炼是最大的，后来我被提升为记者站站长。
在新闻道路上已经有所斩获的翟树杰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一个更专业的电视记者。作为中国最有实力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这个时候进入了翟树杰的视野。于是，“一咬牙一跺脚，什么都不要了，就来到中央电视台。”1995年转业，1997年，才办的正式招聘手续，那年他正好四十岁。很多人都很惊讶他的举动“胆子够大的了”。面对这样的说法，翟树杰对战友说，你们活的是一辈子，而我活的是两辈子。因为我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了。” 经过多年的拼搏奋斗，他不仅成为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而且还成了《焦点访谈》的制片人之一。
记者：《焦点访谈》到今天已经走过10年，在中国舆论监督类电视节目里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阶段，想要逾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央电视台还有《新闻调查》、《社会纪录》等颇有影响力的栏目，各个地方台也纷纷推出类似的节目。面对它们，您作为《焦点访谈》的制片人之一，准备如何应对？
翟树杰：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靠大家的支持。除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以外，观众对我们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第二，是内部环境。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第三，我认为，必须保持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这样才能让《焦点访谈》立于不败之地。创新包括策划、采访、编导、摄像、包装、推广等各个方面。我们一直在仔细研究这些环节。
记者：您成名以后，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翟树杰：变化是有的，但就我内在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变化方面，我觉得自由少了些。上次我去建材家具城买瓷砖，想和人家讨价还价，结果被人家认出来了，老板死活不肯让价。哈哈……
记者：人们总说，一个成功的儿子是和他背后父母的支持分不开的。所以，我很想请您谈谈您的父母。我记得，关于您的父亲，您曾经用“耿直”二字来形容。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能讲讲吗？
翟树杰：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过去一直是做宣传工作，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宣传处长一直到总参，后来去了军事科学院，宣传工作可以说是个专家。说起他的“耿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他和他们的领导去某地考察，还有最后几天了，那位领导说到附近游玩一下吧，我父亲说还有几个地方没考察完呢，最后倒底还是没有去成。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个很有原则、很有责任心的人。
记者：那么，您的母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对您的一生影响大吗？
翟树杰：我母亲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从某种角度而言，比我父亲更能干。她原来在齐齐哈尔民政劳动局工作，后来搬家到北京又当过厂长，是个很热心、在处理复杂问题上很有见地的人，个性也非常刚强。当我父亲在外地的时候，她一个人将我们兄弟三个带大。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即便退休下来，她也总是闲不下来，还帮别人找工作什么的。她的心脏病挺严重，可就是不能在家休息，只要一在家休息准犯病。一折腾什么事儿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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