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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4月28日 10:56 来源:

  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

  富兰克林说,恭候运气的人连一餐饭也无法保证。

  于是,三个月后,我主动出击,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当最后一次从1层清扫到18层,再从18层下来,拿了工资和这座大楼里所有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告别时,我竟有一丝留恋。这里是我的第二课堂,穿制服的工头、日本老太、每天出出进进上厕所的男男女女,给我上了多好的一堂社会课。有对着镜子笑的,有跑进来哭的,有一次还撞上一对偷情男女。人生百态都在这个最隐私的地方发生着。走出这里,我不再怯生生,熬过了最低层,还会怕什么!

  在东京的涩谷区,有一家不大的亚洲料理店,老板经营有道,这里的东西好吃不贵,顾客盈门。菜单上有几道类似中式的家常炒菜,也许是喜欢来这个餐馆的人有一些中国缘,招工的时候就雇了我。当晚我从6时开始在这里打工。这个点儿,小店里客人最多,活也最忙。

  洗碗这活儿最要命的是不可以戴手套,怕洗不干净,也容易打滑。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没几天就变得很糙,而且开始裂口子。但我还是喜欢在餐馆打工。因为和清扫的工作相比,这里需要跟人打更多的交道。只要是日本人,都是我练口语的“靶子”。每晚小店热热闹闹,人气旺旺的。除我这个学生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工,他们比我来得早,对我很友善。因为我眉毛浓浓的,眼睛闪亮,总是笑着。进门第一天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芭比”。

  得宠是久违的事,在这里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比如说,忙不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桥本的男孩子会主动过来帮我洗碗,为此,他还挨过店长的骂。洗碗的时候,我曾一次打碎过四个盘子,胖厨子挺身而出帮我担下责任,以至我没有被老板娘罚款。至今我还忘不了他们的笑脸。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在这里我学会了感恩。

  但是洗来洗去,我还是洗出了心理障碍。直至今日,我最痛恨的家务活就是洗碗。我曾发誓要找一个一辈子不让我洗碗的老公才嫁。但在当时,洗碗这活儿可是有发展前途的,可以跃升为做端盘子的跑堂。当我觉得自己把这一辈子该洗的碗都洗完了的时候,其实很快,我便如愿以偿地端上了盘子。这就意味着我的经济收入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语言就是生存的手段,就是钱。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的时候,这种动力是无可替代的。我的口语和听力与日俱进,这种进步如三月的小雨,润物无声。有一天自己会吓一跳,能听懂周围人说的话了!

  端上客人要的菜,我退到一角。这天客人不是很多,我却忙得很。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日语学校要求每天必须掌握的70个新单词。偷偷打开来看一眼,赶紧合上,心里默记着。样子有点像考试中作弊的学生。

  “对不起……”有的客人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没话找话。

  遇到善意的人我会应答几句。碰到张扬的主儿,我会用自己的招儿。

  开始可以装听不懂,这招很管用。“原来是外国人。”一般客人就会宽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饶的,我从来不生气。笑着把一连串的英语甩过去。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韩国人做过英语翻译,英语好得可以骂人!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脸上一定要笑着,笑着较劲。心里痛快着呢!

  日本人对英语有一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给周围的人看出不懂,“ok,再给我拿瓶酒。”他口气软了下来。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个男人,女人要学会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

  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种活儿店长马上就会派给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民族歧视,非常生气。后来才感觉到,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只有了解艰难,才会品尝快乐。

  说到苦,那时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艰难的日子里,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那么简单的事。发工资了,考好了,别人的话能听懂了,我说的话,别人也听懂了,都会有一阵阵惊喜。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之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 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能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欢吃面条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儿,带着嘶啦嘶啦的响声埋头大吃。这成为他至今仍怀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妈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很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要6000多日元。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阶段拼命打工赚钱的目标。餐馆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加班,虽然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但想到多挣的钱可以和甜甜的葡萄挂钩时,顿时就能打起精神。每天快下班时就盼着来客人,多干一个小时,多挣一个小时的钱!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盒美丽的葡萄捧到了爸妈面前。这盒葡萄足够让我在店里站上了七八个小时。看着爸爸、妈妈一边责怪,一边把艺术品一样的葡萄送进口中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责编:李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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