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李之死》调查手记

客观栏目的主观节目

编导王猛


  你有一位朋友,平日里奉公守法,身体健康,突然在一个初秋的下午被派出所民警从家中铐走。在关心他出了什么事的同时,你会不会担心倔强的他会挨打?

  几个小时之后,正在和老婆看《大宅门》的你,呼机上传来这位朋友被民警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消息。在伤心之余,你会不会把他的死因和刑讯逼供联系起来?

  又过了几天,戴着黑墨镜、穿着黑西服参加朋友葬礼时,你被有关部门告知:全身上下有八处伤的朋友是因患有精神病服药自杀。在擦干眼泪的刹那间,你会不会怀疑有人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

  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过去了,你在街头偶遇朋友头发已斑白的母亲,得知她仍然拿着一份儿子死因不明的报告书到处控告申述。在几多钦佩、感动、同情之后,你会不会难以抑制你心中的愤怒,为你所生存的这个社会里还存在这样黑暗的角落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你想起了那句话:当丧钟响起时,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为每一个听到这钟声的人而鸣。

  --这就是《新闻调查·范李之死》作为一个选题被操作的唯一原因,也是这个节目从操作开始就贯穿始终的主观情绪,这种主观情绪正是这个节目天然具备的拉动力。

  也正是由于这种主观情绪,这期节目至少在我心目中不是一期好的《新闻调查》。我相信那些喜爱与忠实于《新闻调查》的观众,从中没有看到《新闻调查》一贯的冷静、客观与理性。具体说来,《范李之死》和标准的《新闻调查》之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

  一、 解气与解惑

  解惑是《新闻调查》节目操作的理由、目的和方法。好的《新闻调查》节目是由一个又一个“惑”的提问和“惑”的解答串缀而成的。解惑自始至终就是一种客观行为,至少在节目播出时,创作者的主观情绪已被“惑”本身的客观存在所掩盖;而解气则是一种主观情绪的宣泄,它的前提是一个已被事实认定的,或是已被观众心理认定的答案,也就是说解气是一种对观众主观判断的迎合。

  事实上,在节目操作过程中,我们的情节设置也是围绕着解惑而展开的,一个“惑”是范李究竟是怎么死的,另一个是此案为什么十八年查不清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客观的解惑过程变成了主观的解气了呢?

  1、“惑”的答案未等拿出,已在观众心中主观成形。范李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还没提出,观众就从“警察”、“手铐”等词句中找到了答案。虽然我们客观地对比了“医院诊断”与“法医鉴定”的差别,并记录下了我们寻找当事人的过程,但是由于先入为主的答案,这种对比和记录更像是在解气。同样,为什么此案十八年查不清楚?只要有了十八年这样一个时间的概念,所有的理由只能被主观认定为是推托,更何况那些当事人又都拒绝了采访。

  2、缺少客观有效的手段。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证据全部由话语双方的其中一方提供,另一方当事人回避的态度更加坚定了观众的主观臆断;而这些证据虽然只是疑问,但是它再次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当然,要是在节目中多几段寻找当事人的过程,在老母亲的采访中加一句“你为什么认定儿子是被打死”的质问,会使我们的客观态度更为明确。节目整体的客观面貌要靠双方话语权的平衡和有力的话语支撑点而形成,但是这两者在一个至今尚未定案、另一方不愿接受采访的节目中很难找到。

  二、 关怀与理性

  理性是《新闻调查》把一个新闻事件叙述40分钟的唯一理由。理性包括节目中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和建立在这些分析之上的建设性观点,而关怀是一种情绪的凝结,是一个节目好看的“锦上添花”之作。没有理性的支撑,关怀往往被冷静的观众所嘲笑。

  《范李之死》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可以作理性的分析:

  1、我们的司法诉讼制度是“因人而法”来保护人权,还是维护了“因法而法”的法权?由于刑讯逼供致死是公诉案件,所以就算李裕芬告一万年,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只要检察机关不立案,这件事就只能在“内部调查”的范围内进行,她甚至不能去找律师代理此案,也就是说,别看李裕芬告了十八年,事实上她连“法门”都没迈进去。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究竟怎么办?这是可以形成一个理性探讨层面的。

  2、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党委、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如何避免包庇、维护和搪塞?范李死后第三年,四川省政法委组织的那次调查没有结果的理由只有一个--人既然已经死了,何必再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声誉?而以后的调查,要是翻了案,岂不是有一批人会因以前的调查弄虚作假而承担责任?至于人大,究竟是你说了算,还是我的直接领导说了算?这里存在一个对“为人民服务”与“对上级负责”的理解问题。恐怕这个问题可以从“天理、人情、国法”的传统法的精神谈到现代法治社会的构成要件。

  3、此案发生在今天会怎样?这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给整个节目接一个“建设性”的尾巴。1983年时正值“严打”,那时的“严打”和今天的“严打”在法律环境上究竟有哪些不同?能把这个问题谈深刻的专家我想不难找。 那么为什么在节目中没有涉及这三个方面的理性探讨,更多的只是事实和情绪呢?这个问题,我不太好清楚回答。

  综上所述,带有天然的主观情绪,把解惑操作成了解气又缺少理性的《范李之死》在《新闻调查》五周年时播出,可谓是“播不逢时”,因为冷静、理性、客观恰恰是《新闻调查》五年来最值得骄傲的品质。但是如果你问我“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期节目?”我仍然会倔强地告诉你唯一的一个理由:十八年前发生在李裕芬家里的事今天依旧在许多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着,而且有可能明天就会发生在你的头上。但是我以为这样天生具有主观情绪的节目一年还是有几个为好,更何况它并不比《大国的握手》主观。

  节目做得慌乱,有许多细节留下了遗憾,但是在文章的结尾,请允许我套用节目中那位检察官的一句话:

  检察官说:“这件事最好去问范李,但是可惜他已经死了。”

  我说:“节目播出之前再改一遍就好了,但是可惜节目已经播了。”

  当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时,请不要忘记《新闻调查》的热线电话--010-6857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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