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

《暴风雪过后》调查手记

拍摄日记

摄像师王忠新

　　世纪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时间灾情成为全国各界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作为全国最大的电视专题新闻栏目，《新闻调查》理应成为灾区报道的主力军。
　　据气象预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灾区将在元月二十三日（除夕）有一场大暴风雪。不知这场暴风雪将对遭受了雪灾的牧民又是怎样的打击？为了能够真实地记录这次降雪给牧民带来的灾难以及牧民们抵御暴风雪的能力和精神，《调查》制片人赛纳立即抽调人马组成摄制组。为了保证摄制组在恶劣的条件下顺利拍摄，从物质上作了充足的准备。租用超低温下用的海事卫星电话，购置专为去南极定做的棉裤和七个千瓦的发电机，像这样武装一个摄制组，在《新闻调查》尚属首次。你再看看办公室姚大姐和孙逊一趟趟那个忙劲，买了这个买那个，生怕我们到了灾区冻着、饿着，从寒痛乐到口香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还有制片人那一个个与灾区各方的联系电话，足以看出对此次报道的重视程度。

　　元月二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七）
　　下午，由徐涛、董倩、陈强、李宏卫、张天贺和我一行六人组成的摄制组坐着由王浏祥老师开的金杯面包车起程了。由于春节即将来临，我们这一走，无疑将在远离亲人的茫茫雪原上过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了。对于我和陈强来说，都是老同志，少在家过一个春节也习惯了，对于董倩、徐涛、宏卫这些平时不是妻子守着丈夫、就是丈夫呵护着妻子的人来说，春节期间临时离开几天也无所谓；但是，对于年轻的张天贺来讲，平时两地分居，好不容易妻子从珠海专程来看他，可他又要出征去内蒙，这种以事业为重的精神的确令我们感动。
　　出发时，制片人赛纳和当时还是执行制片人的张洁站在车门口亲自为我们送行。特别是在关车门那一瞬间，看到对我们寄予的那种目光，更加感到此行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因为，以我们的想象和我们所作的巨大努力，我们是准备到重灾区寻找到至今仍被困的灾民，然后由我们将他们营救出来，记者扑上前去与灾民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当我们带着受灾的牧民突围时，又一场暴风雪席卷而来，于是我们也被围困在大雪之中，迷失了方向；一天一夜后，我们终于用海事卫星电话与组织上取得联系，随后，一架直升飞机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而这一切都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你想，这将是多么感人和生动啊！
　　虽然，我们是放弃了在除夕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奔赴内蒙古雪灾现场，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却非常之饱满、斗志非常之昂扬。车刚刚驶入三环路时，坐在车中间的董倩忽然问大家：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大家一听先是一楞，接着便是哈哈一场大笑，同时对她说：“去内蒙古啊”！
　　我们的第一站是张家口，这里的气候和温度与北京没有太大差别。

　　元月二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早上七点，离开张家口时，我用温度计测了一下，温度是零下十度。
　　车到张北后，透过车窗看出去，地面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雪，明显地感到了一丝寒意。进入内蒙古地界后，公路两旁已是白茫茫一片，我们的心里也多少有些激动，尽管那高高的太阳透过车窗照在大家身上暖洋洋的，但毕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望无边的茫茫雪原，我们仿佛也看到了牧民和羊群在暴风雪中抗争的场面。大家急于到达灾区的心情也更为迫切。
　　车又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昏昏沉沉的我们睁眼往车窗外一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雪非但没有想象中的越来越厚，相反，有许多地方露着黄土和泥沙。看着这一切，宏卫有些失望了，大家在情绪上多少有些悲观，因为，这样的情景离我们想象的差得实在是太远了。车进入锡林浩特市以后，干净的街道和平静的人们更无法让我们把这些与雪灾联系到一起。
　　在锡林浩特市，宣传部的哈斯科长接待了我们。因为我们要去的东乌珠穆沁旗距这里还有二百多公里，为不影响工作，我们没有在这多停留。考虑到我们的路不熟，哈斯科长专门派了一辆三菱越野车为我们带路，我和宏卫坐在了这辆车上。在车上，宣传部给我们带路的那位同志对我们说：去年12月31日刮白毛风那天，他正好在街上，当时相互之间什么都看不见。元月一日、二日、三日这几天，温度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真正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成冰。听着他的话，我的身子也在发凉。
　　在我们离开锡林浩特市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去东乌珠穆沁旗的这二百多公里路程我们是在夜幕下走过的，虽然我们无法感受车外那冰天雪地的情景，但车里温度计上的负数却越来越大。晚上八点多，我们终于在新世纪第一个除夕的前夜到达了东乌珠穆沁旗，这时我看了一下温度计，零下三十度。
　　我们急于想知道灾情、急于想深入到灾区，在与当地有关部门的接触中感到他们对灾情已是很平淡了。在晚饭的餐桌上，一位有点醉意的局长对我们说：“灾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也活下来了。”我一听这话，顺便也说了一句：我们来晚了。此话一出，同仁们都乐了。但从他们的表情上我可以感受到，脸上在笑，心里却很沉重，因为我们最初的设想将成为泡影。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还是满怀信心，那就是气象台的预报：除夕将有中到大雪。晚上，摄制组召开会议，就片子的思路和结构重新进行了调整。

　　元月二十三日（除夕）
　　这一天很冷，我们的面包车终于不能忍受严寒的考验而冻成了残废，无法履行它的职责。而当地有关部门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也未能给我们解决交通工具，这一来急得我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每个人的心情都很郁闷，直到把我们都熬得没有了脾气，还是未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当然，我们也没有因此而闲着，去气象局进行了采访。除夕的餐桌上，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心情不好，几杯酒下肚就晕了，徐涛则为了明天能保证有车辆下去采访，比其他同志喝得更多一些。据陈强讲，徐涛刚放完鞭炮回到房子里就对他说：走，老特务，放鞭炮去！陈强一听他这话，知道他喝醉了。没能在除夕夜之前下去，是我们摄制组最痛苦的事，尽管电视里的春节联欢节目很精彩，但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去看。好在这一夜并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雪，这多少让我们心里有了一丝丝安慰。

　　元月二十四日（大年初一）
　　在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这一天，两辆日本三菱车载着我们摄制组全体成员奔驰在茫茫雪原上。今天我们是要去宝立格苏木寻找那两位曾在暴风雪中活下来的少年，说起来，宝立格苏木离东乌珠穆沁旗虽然只有几十公里路程，但由于路面全被大雪覆盖，很难辨别方向，于是我们不得不将宝立格的苏木长请来为我们当向导。我们坐在车里，看到车外雪白一片，没有任何方向感，任由汽车一会前进、一会后退、一会往左、一会往右地来回折腾。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一户人家，我们心里的这个急劲就甭提了。而晕车的张天贺实在无法忍受汽车这样无方向地转悠，不得已只好停车，独自下车将早餐全部倒了出来。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见到了那两位蒙古少年，当时他们穿着崭新的蒙古旗袍、骑着高头大马，正在去拜年的路上。蒙古少年看上去很英俊，体格也非常健壮，如同大小伙子一样。在他们的蒙古包里，两位少年平静地向我们述说着在那天暴风雪突然降临时，他们如何用智慧与暴风雪抗争的动人故事。我们被少年娓娓道来的故事所牵动、感染，自然而然地忘却了时间。采访完之后，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但谁都不提吃饭、喝水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中，平时很容易的大小便，在这里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特别是摄制组中唯一的女性董倩就更不容易了，为了减少大小便次数，她只好从早上就开始不喝水，一直到晚上工作完之后。
　　其实，冷点、饿点我们都能坚持和忍受，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为我们开车的师傅，在我们采访时，与好客的主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开了，照理说，大过年的喝酒也无可厚非，换句话说，要是真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走了，那也罢。然而，他是摇摇晃晃非要走，这一来，在回来的路上，可苦了坐在那辆车上的陈强、董倩和徐涛。本来路况就不好，车还一个劲往雪堆里开，车不是倾斜得很厉害，就是上下震动。极富有坐车经验的陈强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只有死死地抱住摄像机，生怕把摄像机撞坏了。就这样大家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直到这位师傅再一次将车开到雪窝里后，非要让陈强给他拍一段录像，陈强扛着摄像机绕着这位师傅转了几圈后，他还不甘心，又将给我们开车的师傅（他的侄子）叫过去，让陈强又给他拍了一段后，他这才算完事。看着同事被一次次地折腾，我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但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发火的结果只能是被折腾得更厉害。好在我们安全地回到了驻地，然而，拍摄时的那种兴奋和激动却让这一路给折腾得无影无踪。

　　元月二十五日（大年初二）
　　也许是昨天的事弄得大家心有余悸，也许大家都再经不起那样地折腾了，我们提出了换车的要求，也正因这一要求让当地政府为难了。车辆一时调整不过来，我们只好在旗里采访赵生旗长。他虽然到这个旗才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但他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却并不陌生。采访中他告诉我们，这场雪灾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去年遭受了旱灾、蝗灾后，又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与1977年的那场雪灾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单纯的雪而是风雪中夹着大量的黄沙。像这样的情况在牧区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牧民都未曾见过。同时，旗长还告诉我们，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牧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防灾的能力上比过去提高了很多。虽然今年这场暴风雪来势凶猛，但牧民的损失却比1977年那场雪灾要小。之后，旗长还就造成草原环境恶化以及对草原的治理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们到东乌旗后这是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但他那精彩的谈话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和知识的旗长，从后来他给我们的名片上证实了我的判断，除了旗长的头衔外，还有“博士”二字。

　　元月二十六日（大年初三）
　　早上天有点阴，还飘起了雪花，见此情景我们的心情有些激动，特别是据当地人讲，今天“白毛风”又要来了。于是，我们又精神大振，赶紧收拾好设备就出发了。我们的车在茫茫雪原上迎着不算大的“白毛风”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一户牧民家，这家的兄长告诉我们，在这场暴风雪中他家死了二百多只羊，他们为此很伤心。他告诉我们，暴风雪来的那一天，他们并没有赶着羊群外出，只是因为羊圈太小，无法从容地让所有的羊都能得到保护，除了被冻死的以外，有许多是被相互挤压死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用摄像机记录了冻死在雪地上的那一堆堆死羊。离开牧民家，已过了中午时间了，找到下一户牧民家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于是徐涛说：吃了饭再走吧。就这样，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打开了速食米饭，这顿饭，别人吃得怎么样我不敢说，我是吃得有滋有味。
　　午饭后，我们的车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又碰上了一位小伙子。他对我们讲，他是在赶着羊群走敖特尔时遇上了暴风雪，因当时毫无防寒措施，他的近百只羊全部冻死在了暴风雪里；他还将我们带到现场，把羊从几尺深的雪下挖出来给我们看，拖出来的羊一只只都被冻得硬邦邦的。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心情很沉重。再一次让我感受到那场暴风雪给牧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元月二十七日（大年初四）
　　今天继续深入灾区采访，我们希望能去更远一点，去雪更厚的地方。的确，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雪平均厚度都在五六十厘米，但当我们来到雪原上那一座孤零零的蒙古包时，却看见了这样的情景--蒙古包内一位老奶奶怀里抱着两只小羊羔。主人告诉我们，小羊羔是昨天才出生的。当我们问及他们家受灾的情况时，主人说，一只羊都没有死。我们问他：为什么呢？主人说：入冬以前就将大部分羊卖掉了，剩余的羊就有足够的饲料来满足其过冬，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损失。看到这一家老老少少在这寒冷季节里的那种和睦的氛围，我们想：如果草原上的牧民们都这样做，那该多好啊？

　　元月二十八日（大年初五）
　　采访结束了，在要离开时，这心里还真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为此，我们摄制组全体成员还专门在乌里雅斯太宾馆前留了一张影，因为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这里度过的。其实，我们是因为有暴风雪才到东乌珠穆沁旗来的。然而，从到灾区到离开灾区都未曾见过一天大风大雪的天气，对于我们来说，无法拍到更精彩的画面，是一种遗憾，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来说，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因为灾区的牧民再也承受不起打击了。在我们返回北京的途中，我们得知沙尘暴又要来了，心里不觉又沉重了许多，但愿草原上的牧民们能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