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结过婚，但感觉夫妻之间的事本就是一笔糊涂帐，特别是在恩断义绝的时候，比仇人还要仇人。

    王秉权和余常凤的婚姻就是如此，不论是幸福的结婚，或是无情的离婚，或是“可恶”的重婚，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但就是这三步曲，人便走向极端。

    王秉权有选择幸福的权力，余常凤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但这两者之间似乎不可调和，对于余常凤这种出生农家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余常凤的北京之行与其说是告倒丈夫，不如说是更希望找回丈夫。她担心的不是“包二奶”、“重婚”，而是“离婚”。她可以允许丈夫在外面养小，底线是丈夫不能抛弃她。

    余常凤的担忧来自于对“离婚”的恐惧，与当年“秦香莲”进京告状的心理并无区别，眼睛的问题只是加重了这种恐惧，因而也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

    王秉权的问题也出在对“离婚”的恐惧。第一次离婚，王秉权被社会舆论的介入吓坏了，之后女方提出的条件，也使他觉得离婚不可行。后来他选择的道路，一半是偷欢，另一半是逃避。

    王秉权的选择从根本上并无对错可言，只是手段上出了问题。一切的一切只能归结于生活本身的悖论：要么接受现实，要么承担改变的责任，选择其中的一条，你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王秉权是个追求者。

    孩子对父亲的仇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此对余常凤的同情也就打了折扣。仇恨只是大人之间的事，播种在孩子心里实在是没有必要。我不怀疑世上母亲对孩子的爱，但是如此只能适得其反。王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学会宽容比养成走极端的偏执心要好。
余常凤出行不便，儿子就是她的眼睛和拐杖，如果我是母亲，我是不会让儿子这样的。余常凤说借了几千块钱去打官司，长江就问，为什么不拿这笔钱让孩子上学呢。

    记得在余常凤的姑姑家，王宫看到我逗弄家里的小狗，便走过来说，什么时候我上北京，我给你捎几只小猫吧，我心里就一凉。这半年的告状生涯，王宫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世界观，他知道今后的生活与面前的这些人可能有关，心中便有奉承之意。王秉权和余常凤的官司打得最不是时候，今年王宫14岁。

    在编辑中，最大的困难是夫妻俩说法的出入。两个人都出外打过工，都见过世面，还有半口的普通话，说起谎来面不改色。据我判断，余常凤证词的可信度80%，王秉权为60%，误差往往在关键性的内容上。

    清官难断家务事，因此法律介入婚姻，似乎就有些荒诞的色彩。一个太刚，一个太软，不成比例。更何况《婚姻法》太过于含糊，正像一个爱管事的老太太，遇到实事却无从下口。

    有时候想想，夫妻之战真是天下最无谓的战争，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如果说婚姻具有不确定性，那么结婚就有赌博的性质，王秉权与余常凤谈了两年的婚姻，互相还是不了解，根本想象不到分手之时对方的凶残面目。当然，做到好合好散是可能的，按王秉权的说法，离婚就是用钱说话。

    老和尚背了一个女人过河，小和尚认为授受不亲，到庙里提出疑问，老和尚说，我在过了河以后就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呢？
婚姻同样如此，如果真正过了河，还是及早放下。一个人背两个，如王秉权者，迟早会出事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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