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似乎盛产像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秋菊那样的女人，认死理，不服输，一根筋，吃软不吃硬。就因为村长踢了她丈夫的要命处，她硬是挺着大肚子拖着板车卖点干辣椒赚钱四处折腾打官司找说法，这是虚构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然而在手机黄色短信息满天飞，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同性恋、一夜情都得到极大宽容的现在，突然有个女人因为她的上司在办公室对她“动手动脚”就把上司以“性骚扰”的罪名告上法庭。一时间引得许多媒体忙碌起来。什么是性骚扰？司法实践中存在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社会到底会给她什么样的目光？法律会给她什么样的帮助？她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等等问题迎面而来。这似乎就是我们要做这期节目的理由。

    我们一行五人在编导陈新红的带领下悄悄来到西安，每人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擦干净嘴角边沾着的辣椒，剔完牙缝中的羊肉之后开始直奔主题。陈新红在电话中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性骚扰”一案的原告X女士和我们在宾馆见面。在狭小的房间里我们调整好设备，这位从背影看上去很美的女士开始对长江大姐诉说衷肠。我能从她的语速语调和她描述事件的细节中感觉到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找到倾诉的对象了，眼泪在没有任何节约的可能下顺便流下。但是她不同意出她本人的头像，她害怕这件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后对她和她的家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和陈威蹶着屁股忙了半天出了一身臭汗最后还是没拍成。我们全组的人在理解她的同时都陷入了绝望，这个片子能否拍成,一下子成了一个未知数。

    除了我们对这期节目本能的保护之外，我们还希望真地帮助这位受害的X女士。于是，我们五张嘴深入浅出地向她表达了我们的来意和苦心，不知是我们说服了她还是感动了她，最后她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她希望观众看不清她的脸，我们迫不急待地答应她并作出承诺一定保护她的肖像。第二天，我和陈威用六盏灯把她周围的环境打亮，使她的脸部处在曝光点以下三档光圈，整个脸部变黑，把她放在腿上的双手控制在曝光点下一档光圈。景别控制为中景，让观众从上半身的剪影中仍然能感到女性轮廓的优美。我们力求通过谈话中流露出的一些细小动作来表达她的心情，比如双手的搓动，多拍不同的景别，为剪接时留有余地。经过多次调整终于进入正式采访。随着她的叙述我们进入到她的生活场景。

    X女士在西安市某书店担任秘书工作，由于工作原因和总经理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于是总经理就兔子吃起窝边草来，经常借工作之便说一些挑逗的话，甚至还“动手动脚”。要是换作其他女人忍一忍可能也就算了，或者干脆顺水推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这是很多老掉牙的影视作品的习惯写法，也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故事。但是这位X女士偏不。她认为“动手动脚”是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讨个说法。她要求经理向她道歉并停止这种侵权行为。按理说这也简单，但是经理不但不承认错反而想方设法不让她继续上班。一气之下“几年来忍无可忍的”X女士就把经理以“性骚扰”的罪名告上法庭。

    这个案子比秋菊家的那个案子要复杂得多，秋菊家的那个案子只要认定她丈夫被村长所踢的要命处的伤害程度就可以直接判案了，但是X女士的这个案子远没有那么简单。首先是法庭取证难，因为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在特定的时间进行，很难找到在场的第三者作为证人；其次是性骚扰是以性的非法要求为核心，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最致命的是我国在立法上对性骚扰还没有相应的条款规定。尽管在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已经提出过议案并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答复，但是在民法和刑法里面都没有‘性骚扰’这样的提法。这一系列的难题也给这个案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困难重重，X女士还是坚决地站了出来，她说总得有人站出来，即便是打不赢这场官司也要打一个过程，要讨个说法，这一点她更像秋菊大嫂。

    专家指出，性骚扰是一种压迫形式，无论男女都可能成为性骚扰者或牺牲者，在一个男性为主体的权力结构社会里，妇女更容易成为牺牲者。一项调查发现，96%的受害者遭手情绪上的痛苦，35%的人身体受到损害。典型的影响包括愤怒、恐惧、焦虑、自我贬低、压抑、内疚、羞辱、难堪、恶心、疲劳、头痛、体重增加或减少。无论性骚扰者是不是有意识地压迫女童或妇女，性骚扰都导致了社会中妇女成就的下降。1986年美国制定了旨在惩罚性骚扰的专门法规。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都已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于禁止的违法行为。

    采访完X女士，我们力求见到那个被告人，我们也想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在电话中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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