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名：徐慨
性　　　　　别：男
血　　　　　型：A型
籍　　　　　贯：南京
学　　　　　历：硕士 ：

自　我　介　绍：
1986－1990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文学学士
1990－1994 南京日报社《周末》报 记者/编辑
1994－1997 南京嘉远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
1998－2000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硕士

主　要　业　绩：
1， 任职南京日报社期间，发表27万字，计90篇报道，获省、市各项新闻奖8项；
2， 任职南京嘉远广告有限公司期间，广告作品分获全国、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广告奖项共10项；
3， 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应邀赴美参加国际传播学会（ICA）第49届年会。

业　余　爱　好：书法，摄影，运动

最欣赏　的格言：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文章：行走在真相边缘

　　10月18日，就在《新闻调查》刚刚亮出“探寻事实真相”的旗号没几天，广西南丹县大厂镇鸿图选矿厂发生尾砂坝坍塌事故，造成28人死亡，50多人受伤。10月22日和23日，《新闻调查》连续接到群众举报称当地政府隐瞒死亡人数，并且，由于广西的一些高层领导在当地的私人矿井中有股份，当地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记者采访报道这一起事故。为了核实情况，我们在第一时间与当地一家党报的记者取得了联系，该记者自称事发后一直坚守在事故现场进行秘密采访，取得了大量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可以证明当地政府企图掩盖事故真相。他还说，为了销毁证据，当地政府在没有查清楚死亡人数的情况下就匆忙清理事故现场，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很可能什么都拍不到了。

　　事不宜迟，制片人特事特办，当即派一个6人摄制组赶赴南丹县“探寻真相”。在出发前的小组会上，“老特务”陈强以他惯有的怀疑一切的阴沉语调对大伙儿说：“这事儿，我觉着，得多准备几套方案。”这“多准备几套方案”是什么意思？是想方设法把死亡人数弄清楚？还是在死亡人数有可能弄不清楚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另辟蹊径？“老特务”当时没说，我也没听明白。反正大伙儿谁也没有答理他。

　　10月25日晚8点，摄制组到达南宁机场。与北京清冷的空气带来的感觉相反，南宁湿热的空气让人觉得像是闷在澡堂子里，混混沌沌。一干人马马不停蹄，一下飞机就钻进一辆事先租好的面包车里，直奔离南宁有十个小时车程的南丹县，大家希望在明天九点钟、当地政府组织清理事故现场之前赶到事发地点。汽车一上路，老同志们开始给新同志讲段子。这里所说的新同志主要指我，因为这是我来《调查》之后第一次出现场；虽然出镜记者杨春也是《调查》的新人，但如果按照对段子的绝对占有量来论资排辈，他绝对算得上是中顾委常委。段子说了不少，但欢声笑语终究归于沉寂。深夜里，面包车孤独地在似乎无止无尽的崎岖山路上颠簸，汽车底盘擦过石块的声音不时响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山里起了大雾，车灯所及之处白茫茫一片。我不知道司机通过什么参照物来识别一个接一个的弯道，只觉得那层层穿不透的迷雾不是一个好兆头。患有小资产阶级综合症的我不由自主地琢磨起这离奇山雾的象征意味，还没等我琢磨清楚，睡意来袭，我的头不折不扣地靠在了老王忠新宽厚的肩膀上，完全把“家中领导”刚刚发出的“乘夜车走山路不许睡觉”的最新指示抛在脑后。

　　第二天（10月26日）早上七点，天刚蒙蒙亮，我们赶到了南丹县大厂镇，与那位党报记者取得联系。矮矮胖胖、白白净净、眯缝眼、戴着一付宽边金丝眼镜的“党报记者”与另一位驻站记者一出现，立即神秘地把编导罗陈和我拉到一边，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问：“你们用的是哪里的车？司机可靠吗？”把气氛弄得比地下党接头还紧张。我看了看周围，一个敌人也没有，但也不敢怠慢，压低了嗓音答道：“是自己人，靠得住！”对完暗号之后，他像终于找到了组织似地说：“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们已经在事故现场守了三天三夜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会儿说我们必须换车，因为外地车辆无法进入事故现场；一会儿说为了不被人发现，摄像机不能带，只能带照相机进去；一会儿又说必须马上去现场，赶在关卡的守卫人员上班之前，赶在当地政府清理现场之前。

　　我们给弄得摸不着头脑。在去现场的车上，众人都准备好了各自的工作器材，虽然大家一言不发，但那股严肃劲儿告诉我每个人都在作最坏的打算。“党报记者”称自己因为出来得早，没有带自己的采访相机，不由分说地把老王忠新的宝贝疙瘩尼康F3挎在了自己身上。跟我们从广西来的司机问“党报记者”去事故现场的路该怎么走，他反过来一个劲儿地问记者站的小伙子。这人不是说事发后一直守在出事现场采访的吗，为什么连去事故现场的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当我们的车子经过事发现场，党报记者称如果我们就这样下去拍摄，恐怕会受到当地警察的干涉，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他请国营华锡集团铜坑矿区的矿长带几个公安处的同志陪我们一起去采访会比较好。尽管我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任何被举报人和“党报记者”一再提及的“关卡”，也没有在现场周围见到任何警察，但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兜兜转转，折腾到了八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到达尾砂坝坍塌现场。虽然事故已经发生一周了，从十多米高的尾砂库里倾泻而下的泥水仍然淤积在街道上，提醒着人们它在事发当天的威力；街道旁是被泥水、废砂和石块冲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被黑色的泥水浸泡着的砖瓦、门板、被褥、鞋子、动物尸体随处可见，废墟堆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满头大汗、肩挑着被子和锅碗瓢盆的民工、怀抱婴儿的妇人，在崎岖不平的废墟堆上行色匆匆，嘴里念叨的都只有一句话：“回去，我们回家去，这里太怕人了！”

　　接受采访的现场群众对事发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描述起当时的惨状来仍心有余悸。但是，当被问及到底有多少人在此事故中丧生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有数十人，有的说有一百多人，有的说有几百人，简直就没有谱。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在场的群众没有一个人相信当地政府对外公布的死亡二十八人的数字，虽然拿不出证据，但都说死亡人数比二十八要多得多。据说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次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人，国家有关部委就要派专案组下来检查了，因此，当地政府为了不让上面来人检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人。为了核实情况，我们在现场采访完之后，当天下午就去主要承担这次事故抢救任务的华锡集团大厂工人医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地政府及大厂工人医院在事发后采取了非常积极、有效的抢救措施，五十多位受伤人员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但是，对死亡人数的调查仍然是毫无进展。

　　我们在事故现场的采访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采访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人来清理现场“企图毁掉证据”，这些都与举报人及“党报记者”的说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当我们要求该记者拿出所谓的他“偷拍”到的当地政府偷偷处理尸体的照片以及他从公安局拿到的超过二十八人的死亡名单时，他始终找各种借口而拿不出这些证据。至此，我们终于探寻到了真相的第一层含义――用老特务的话说，我觉着，我们被他耍了。

　　也许世事就是这样不可理喻：我们被别人蒙在鼓里的时候，并不妨碍我们保持亢奋的心理状态，而当我们知道自己被别人愚弄了，我们却一下子失去了支撑点。依靠“党报记者”来获取事实真相显然是不可能了，依靠我们自己，就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吗？

　　10月27日上午，在坍塌的尾砂坝前，南丹县常务副县长杨永溪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名围观的群众突然对记者说：“他（指杨县长）在说谎！”摄制组众人为之一振，忙把镜头对准此人，以为他会说出什么“真相”，其实，他只是对政府在登记完死者遗体后要求立即处理尸体的做法有不满、对政府给每个死者两万元的抚恤金嫌少而已。杨县长介绍说，此次死亡的二十八人中只有一名学生是本地人，其余都是外地来这里矿区打工的民工，政府曾三番五次地要求他们撤离尾砂坝周围的危险区域，甚至还强行拆除了民工们搭建的工棚和其他违章建筑，但是，前脚政府拆完，后脚民工又把房子盖在了尾砂坝下。而且，这些民工来矿区打工，既无固定居所，也无相应的登记管理，到底有多少人、又是哪些人住在尾砂坝下，政府都无从查起，因此，在没有人报告失踪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以现场发现的尸体来确定死亡人数，这就是“二十八人死亡”的由来。虽然，杨的解释并不能成为政府推托责任的借口，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纠缠在“具体死亡人数到底有多少”的问题上，我们就显得“没有心理依据了”（杨春语录）。后来，我们在大厂镇民政局查阅到的死亡人员名单以及领取抚恤金的家属名单与我们在事故现场了解到的死亡人员情况都是吻合的。

　　在鸿图选矿厂尾砂坝采访时，我们巧遇了广西冶金设计院二所总工程师伍炳源，他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尾砂坝在设计、建造以及使用上有非常明显的、也是致命的一些错误，如果当时这个厂请冶金设计院的工程师来看一看，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次事故当然也不会发生。伍工程师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他说，据他所知，大厂镇上百家选矿厂、上百座尾砂坝早已建成投产，这是第一次、而且是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才请他所在的广西冶金设计院前来勘查的。伍工程师的话与杨县长介绍的“每一座尾砂坝都请冶金设计专家来勘查过”是明显矛盾的。杨县长说，尾砂坝的日常安全检查是由大厂镇的环保站承担的，但是，我们在采访大厂镇环保站的站长唐毓飞时，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环保站只管尾砂库的排污是否达到环保标准，不可能管尾砂坝的安全问题。谁说不是啊！

　　对于一心要探寻真相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揭穿假象”带来的快乐更令人满足呢？设想一下，假如举报人和唐广生说的都是真的：当地政府果真一路上设卡放哨，他们连夜清理事故现场，他们千方百计阻止记者采访，他们在我们拿出的铁证（比如偷拍到有人趁黑夜偷偷处理尸体的照片；比如医院、公安和民政局的死亡人员名单对不上号；比如鸿图选矿厂的注册登记档案一下子失踪了等等）面前百般狡辩，那么，敌人就会一步步陷入我们的圈套，我们就一定会获得扎紧口袋时的无穷欢乐。但是，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敌人的战斗――甚至连战斗都不是，根本就是游戏。我感觉自己行走在真相的边缘，离原先设想的“真相”越来越远。怎么会是这样的局面呢？摄制组的每个人都心有不甘，但每个人都得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真相在哪里？我们能弄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吗？如果能弄清楚，死亡人数就是事情的真相吗？如果弄不清楚，我们还能了解这件事的真相吗？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只有唯一的答案吗？如果不是，到底哪一个答案更接近真相呢？

　　10月27日傍晚，我们从大厂镇赶到南丹县政府所在地。县委书记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从北京出发的飞机一起飞，我就得到消息说你们到南丹来了；你们不用问我我的消息是从哪得来的，总之你们有你们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唉呀，你们来了，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在县委书记的谈笑间，我隐隐约约感到了他的嘲弄。

　　10月28日上午，我们采访了在押的鸿图选矿厂的法人代表和分管安全的副厂长，发现日常的安全生产检查确实是由环保部门来承担的，但他们检查时非常马虎，就在事发前一周，环保部门还根据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的要求对尾砂坝进行安全检查，仍然没有发现问题；下午，我们分别采访了南丹县土地局、计划局、工商局，发现鸿图选矿厂在注册、登记、审批方面的手续是基本完备的。傍晚17点10分，在环保局，记者问道：“环保局是否也承担了大厂矿区尾砂坝日常安全生产检查的职能？”聪明绝顶的和升蛟副局长一连用了十几个“不”字来否认环保局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责任。

　　17点45分，南丹县劳动局局长、南丹县安委会主任莫玉军接受采访时，承认县政府曾经发文指定尾砂坝的安全问题由环保局及各级环保站来负责，这个决定是在没有任何环保部门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个决定作出后，县政府和安委会也没有接到任何来自环保部门的异议。

　　18点10分，莫玉军走出接受采访的房间。在最后一名采访对象进来之前，摄制组成员进行了对该节目的最后一次讨论。此次讨论是本节目在拍摄过程中历经的多次讨论中持续时间最短（约5分钟）、话语交锋最激烈、也是最见成效的一次。冤有头，债有主，究竟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呢？如果这是一起没有责任人的事故，那么，事故为什么又偏偏就发生了呢？老特务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这事儿，我觉着，能做。”

　　18点25分，南丹县长唐毓盛走进房间接受采访。杨春一脸真诚地凝望着局促不安的唐县长，问道：“你认为环保部门有能力承担起检查尾砂坝安全状况的职责吗？”唐局长沉默半晌不语，最后说：“当时这样的决定可能是欠考虑的。”我真希望能看到县委书记也在场，不知他会不会有“依然的笑容”。

　　在从南丹回南宁的路上，宏卫和我为老同志唱崔健和罗大佑的歌，这是我此次采访中心里最美的片断；这一路上，诸位大师争先恐后为我讲段子，要搁在以前，我一定会想，如此的聪明才智要用来做论文、做研究该多好啊，可这一刻我就不这么想了：有做论文的劲头，用来多编一些段子该多好啊！

　　采访唐县长之前的最后一次小组争吵，我一下子明白了老特务所说的“多准备几套方案”的含义了。能查清楚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当地政府是不是真的隐瞒了事故的真实情况，固然是“真相”。但是，在一套看似正常的运作体系下，一起严重的事故仍然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所有相关的部门及其负责官员全都有各自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这种集体的无意识难道不是导致此次事故的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原因吗？

　　在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不能忘记自己到《新闻调查》后参与的第一次采访。走出房间，外面已是夜上浓妆。闪烁的霓虹，阑珊的灯火，时常让人会忘记黑夜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