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网络主持人：邢立双】快速发展经济，这可以说马上就能见到经济效益；而保护资源环境可能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几百年才能看到效益，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这两个效益？
【特邀嘉宾：左停】效益不仅有近期、长期的差别，更有内部、外部的差别。根据我们的调查，如果有明确的、稳定的预期，中国农民是愿意为长远的、子孙后代的环境效益投资的，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映的是这种价值观。问题是由于我们产权体系的问题，农民难以对未来形成乐观的、可信的、明确的收益预期。另一个问题是外部效益的问题，农民生产保护环境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即外部社会从中得益，如何让这种外部收益内部化，是平衡有关利益的关键，当前中央有关补偿项目反映的是这个思路。
【网络主持人：邢立双】请二位老师谈谈农村发展中生态、经济、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特邀嘉宾：左停】农村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发生积极的改变。人们往往把经济系统的改变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内容，但如果不考虑生态问题，发展就失去基础；不解决社会问题，发展就失去方向；不解决文化问题，发展就失去意义；不解决政治问题，发展就失去保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发展，本质上就要求农村系统具有很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晓阳32】刚才提到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那么现在对森林，草场的破坏应该是很大的，应该怎么对这方面的治理呢？
【特邀嘉宾：左停】造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退化的原因是生存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来解决。从政府来讲，目前在全国正在实行许多项目，如天然林保护项目、禁牧育草项目等，都有助于缓解资源的退化。但是根本来讲，政府应该在环境资源的管理方式上有比较多的创新，来鼓励农民保护环境，比如，建立一些环境补偿资金。政府还应该更多的规范企业行为，过去很多的毁林事件都与一些企业的掠夺式经营有关，政府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观，政府还要支持农户转变生产方式，使得农户的资源利用效益有很大的提高。政府在规范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比如规范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贸易与消费。政府还要致力于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加强环境的执法。总之，环境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晓阳32】感谢老师的回答 ！
【晓阳32】现在，应用了地膜技术，地膜应该说是白色垃圾中的一种，对环境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应该用什么样的措施改变这种现状？
【特邀嘉宾：左停】地膜确实对环境会造成长时间的影响，对这方面的问题政府和农民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实，化学品残余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变的很严重，有关人士已经开始思考一些循环经济的发展问题，但如何制度化的解决，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高粱49】正如两位嘉宾刚才谈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农民在解决生活基本条件之后，才可去谈发展、保护的。在时下大部分农村，农民生活中两项最大最重要的支出是子女的教育和医疗，家庭一旦收入低，就只好孩子辍学，有病不医。中央为农民增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种植结构调整、推广新技术品种等，但农民在地里增收的不如学校、医院“增收”的。两位嘉宾发现这问题了吗？这问题应怎样来解决？
【特邀嘉宾：左停】确实农民从农业中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而农民的刚性支出在不断地增加，在农业内部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困难，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下考虑农民的政策问题，这就是消除城乡壁垒，让农民在城镇之间自由的择业，发挥农民的各种潜能，这样才能公平的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中央的一号文件除了对种粮农民提供直接补助外，另外一个方面的重大措施就是创造条件，吸纳农民在城市就业。
【高粱49】谢谢左老师！
【高粱49】谈到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这几年我们国家可说是采取了不少措施，象山区的退耕还林。但我们发现，这些政策、措施，在好多地方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实际情况是，在有此地区，不去退耕，这些年的撂荒地也是大量存在的，可“还林”后并没“林”起来，嘉宾认为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央有什么对策吗？
【特邀嘉宾：左停】中国政策的决策与实施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中国很大，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很大，不能期望一个政策能够适合全国各地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政策的决定以及资源的控制主要在中央，从中央到地方又存在许多行政层次，这就必然会造成政策实际的目标与实际政策的实施环境差距很大。比如说，退耕还林在一些地方可能容易成功，但在一些地方（比如西北地区）实际效果不会太好，原因就是有一些项目区域质量条件并不适合森林的生长。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地理环境的问题，但实际上反映决策体系的问题，就是高度集中，缺少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真正参与。
【高粱49】谢谢左老师！在农村，我发现，就是在适合发展林业的地方，中央的这项政策落实也不是很好。这里面是否牵扯一个“产权”的问题，产权没解决好，农民的积极性没调动起来？
【特邀嘉宾：左停】与其说是产权问题，我更觉得是一个权利问题。在林业的政策实施当中，出现很多违背农民意愿的行为，或者说侵权行为。要真正实施好一个农村的政策，首先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农民作为公民应该能够参加到政策的决定过程中，这样农民才会认为这样的林业政策是为农民自己的，而不是为政府的，或者说农民种这棵树是为他自己种的，而不是为乡长或者县长种的。
【高粱49】深刻！左老师，在目前，我们的农民参加政策的决定，可说是机会等于零。你认为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让农民参与到政策的决定中呢？
【特邀嘉宾：左停】不能说机会就是零。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已经有许多的制度安排正在改善农民的参与，比如加强村委会的作用，比如加强农村人民代表的作用。在城市一些重大问题已经开始采用听政制度，这一制度应该也在农村推开，去年出台的几个法律，比如《农业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都在不同的方面加强了农民权益的保护和农民参与社会影响评价的立法保障。一些地方在开始尝试乡镇领导的直选，这也是加强农民参与决策的一个实验。在宪法框架下存在许多农民参与的法律空间，但具体如何促成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有一个过程。
【高粱49】看来这“过程”越短一步，我们农村的发展就越快一步。
【东西】是啊，好多时候说种什么，都还是官员们说得算，原来的调整产业结构也是行政命令，自己的经营权还要别人来决定，不是自己的拉！不能讨价还价。
【网络主持人：邢立双】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等，我们禁止滥砍滥伐森林。可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林木周围的农村禁止滥伐林后如何发展经济？
【特邀嘉宾：左停】我个人并不主张极端严格的禁止手段。理论上讲，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合理利用不等于滥砍滥伐。森林资源是一个丰富的资源组合体，不一定非要通过砍伐才能收益，在不砍伐树木主干的情况，仍然有许多利用方式，在南方、北方我都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可持续经营的例子， 比如云南有许多非木材森林产品利用的例子（松脂、野生蘑菇、药材等），在河北的易县，我看到老百姓利用槐树萌发强的特点，利用槐树的枝桠专门生产之间30厘米左右的工具材，受益不少。如果农民的森林资源被禁伐用于公共环境保护目的，法理上应该给农民一定的补偿或赔偿，政府正在全国进行商品林、公益林分类经营的工作、并在十多个省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尝试，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高粱49】左老师说的这些好的成功的例子，希望我们的电视关注，能在节目中看到详细报道。
【中国吉祥0】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什么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经济越发展，环境保护越好。
【特邀嘉宾：靳乐山】经济越发展，人们对环境所提供的环境服务需求就越大，这时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就会有提高。大家环境意识都提高了，环境的质量标准和环保执法力度就会得到提高，按照世界银行对100多个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许多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时，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厉害；但当超过这种收入水平时，经济越发展，环境质量反而越来越提高。这就是学术上所说的“库兹涅兹曲线”，当然这一拐点，对不同的污染物在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我们国家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应该比较接近这个拐点了。也就是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可以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严重的破坏环境，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媒体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促进这一经验规律的实现，或者说促进这一拐点早点到来。
【中国吉祥0】媒体与经济部门一起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看来媒体责任重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