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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新闻?-第41期
作者:《电视批判》栏目专稿 发布时间: 2004-1-14 17:57:20



对国外媒体重大事件报道的经验借鉴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程教授您能不能谈一谈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媒体报道有什么不同?
 【特邀嘉宾:程曼丽】这首先要从两次战争的性质谈起。第一次海湾危机的起因是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1990年8月,通过两伊战争确立了海湾军事强国地位的伊拉克无端占领了弹丸小国科威特。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为了“解放科威特”,“建立国际新秩序”,同时为了维护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利益,美国敦促联合国授权以美为首的北约对伊宣战,从而发动了一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的局部战争。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惩罚了伊拉克,还科威特以公道,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东地区的秩序,因而其行为带有“维和”色彩。
    第二次海湾危机的起因是“反恐”。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反恐”于是成为全国上下最强烈的意愿和呼声。“9·11”之后,布什政府就提出了“邪恶轴心”之说,伊拉克名列其中,而且“邪恶”的程度不断升级,以至成为美国人的头号敌人,不“倒萨”不足以平民愤。尽管美国一直没有拿出萨达姆和拉登“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进攻伊拉克的“合法认可”,但是“倒萨”之战已经开始。 美国政府把“反恐”和“倒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后者为前者的重要步骤,可见“倒萨”之战带有复仇色彩。
    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为“他人”而战,那么这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就纯粹是为“自己”而战。这就是两次海湾危机本质上的区别。由此而引发的媒体报道的区别在于:首先,报道的热度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对伊拉克谴责性的报道,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弱到强,逐渐升温的过程;民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率也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最初的支持只有45%)。这一方面有着历史原因。海湾危机前,美国是伊拉克的盟友,两伊战争中始终站在伊拉克一边。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令美国始料不及。从朋友到敌人,舆论上必然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美国首次攻打伊拉克,为的是美国本土以外的利益,或曰美国的全球利益,这与美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度不是很大,因此他们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直到战争打响,战报频传,美国精神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媒体的报道和民众的热情才达到了顶峰。这一次则不同。
    由于“倒萨”是“反恐”的重要环节,与美国国家利益以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美国朝野对此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主要电视和广播网、《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主要的有线服务系统高速运转,及时传达着总统、政府官员、军界人士的声音。一些媒体还热衷于民意测验,渲染战前气氛。例如《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美国广播公司、有线新闻电视公司等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公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支持率60%—70%)。此外,与上一次仅仅要求伊拉克撤兵不同,这一次媒体舆论升级为推翻萨达姆政权,摧毁伊拉克军事力量。
     其次,报道的侧重点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可以说是一次不透明的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部署、武器装备以及地下工事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对未来战争的判断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内一些媒体对战争前景表示忧虑,甚至把海湾战争和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以至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相提并论,暗示此战有可能久拖不决,陷入泥淖。这多少反映了美国人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战争的目的并不看重,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能不能顺利结束,美国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胜。这一次则不同。
     12年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下,伊拉克已经无密可保。加上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拉网式的搜寻以及各国记者的蜂拥而入,伊拉克几乎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国家。因此,和上一次相比,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相信美国的军事实力,相信伊拉克不堪一击。与此相应,媒体的调子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媒体不无炫耀地介绍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高科技武器装备,以显示美军在快速反应、精确打击和适应战场能力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一些媒体甚至议论起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问题——如何建立新政府,如何追捕萨达姆的高级官员,由谁来出任新政府到领导人等等。
    第三,对萨达姆的态度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是侵略者,是他国主权的践踏者。它本身就是妖魔,无需媒体过分渲染。当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丑化萨达姆的漫画,无非也就是又小又脏的萨达姆头上盘绕着一群苍蝇。这一次不同,萨达姆被推断为美国利益的最大的威胁者。美国虽然指责伊拉克“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在伊几个月没什么收获,这使美国攻打伊拉克始终缺乏足够的理由。要变出师无名为“有名”,对萨达姆妖魔化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用心良苦,美国媒体不遗余力。《纽约时报》曾经以“外交政策智力测验”的形式,让读者在多个选择中指认“谁是对全球和平最大的威胁”,谜底是伊拉克(科学家)。
    合众国际社在分析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时特别强调他为伊拉克开列的罪状:伊政权如何为了逼供在父母面前严刑拷打儿童;萨达姆如何隐瞒拥有研制生物武器移动实验室的情况。美国白宫还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新闻渠道散发长达33页的材料,历数萨达姆的种种“谎言”和“罪证”。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下,萨达姆早已成为十恶不赦的魔鬼,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萨达姆会自动放弃武器,在他们看来,除了战争没有其他的选择。
     第四,媒体介入程度不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采取的是由美军战况报告员提供战况消息,由军方统一报道口径,统一发布新闻的做法。记者只被允许进入预定的圈子,不能直接接触军事行动。军方提供给新闻网的是剪辑过的轰炸录像,美国的大部分媒体也就照此进行报道。由于当时信息渠道相对单一,才会有全世界人民收看CNN,萨达姆也躲在防空洞里看CNN的情景。“911”以后,尤其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获得了阿拉伯境内独家信息发布权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名扬天下,这使美国在新闻传播领域里的主导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面对萨达姆有可能发起的“宣传攻势”,美国政府和军方这一次调整了媒体政策,他们允许记者赴前线,允许他们随战斗部队做一线采访,并且希望通过媒体的实地报道“向世界展示被藏匿的生化武器”,和“部队战士的英勇善战”。
    当然,记者同时也被要求不报道负面消息,不报道不利消息,以免削弱大众对海湾战争的支持。总之,美政府和军方已经认识到,“从舆论和宣传方面赢得战争和美军攻打伊拉克之战同样重要”。因此,在这次对伊战争中,已经习惯于通过高空拍摄到的“精确制导炸弹”镜头了解战争实况的电视观众能够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画面:对部队作战行动的现场直播。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程教授,听说您曾经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对俄罗斯新闻媒体有研究,能不能谈谈普京上台以后采取了那些新闻政策?
【特邀嘉宾:程曼丽】 普京是一个铁腕式的领导人,他上台以后全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治媒体寡头,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的媒体政策分两步实施:第一步――迫使寡头从媒体领域,尤其是影响重大的广播电视领域退位。
    媒体寡头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私有化的产物。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媒体寡头一个是谷辛斯基,一个是别列佐夫斯基。他们分别控制着收视率很高的独立电视台、TV-6电视台,同时拥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全国电视台的股份。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新闻业总体上处在一种放任而且放肆的状态:政府发布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以至法律文件,都会受到媒体,尤其是寡头控制的媒体紧随其后的攻击、谩骂。对媒体的这种表现,叶利钦很气愤,也有心整治,但考虑到96年自己谋求连任总统时谷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给予的人力、财力支持以及舆论支持,这只重拳如论如何也砸不下去。
    他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接班人普京身上。从2000年5月起,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削弱媒体寡头的力量。2000年5月11日,俄内务部搜查了谷辛斯基“桥-媒体”集团总部及其下属机构,并根据最高法院的决定收缴了为该集团担任保安的保安公司的枪支。2000年6月12日,俄最高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拘留了谷辛斯基(获释后,于2000年12月再次被捕)。对别列佐夫斯基涉嫌挪用俄国际航空公司资金一事的调查也同时展开。2000年下半年,有着政府背景的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桥-媒体”集团的独立电视台亏欠其2亿多美元债务为理由,两次迫使“桥-媒体”集团让出股份。2001年4月3日,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通过非常手段,撤换了独立电视台领导成员,对它进行了强行接管。不久,在TV-6电视台拥有少量股份的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克伊尔公司也通过复杂的破产法把TV-6告上的法庭,最终电视台败诉,陷于绝境。2002年1月22日,一度以播送新闻为主的TV-6电视台于午夜时分关闭。至此,谷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两大“媒体帝国”已土崩瓦解。
    第二步――收回给予外国媒体的特权。1991年“8·19事件”之后,鉴于美国“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在“事件”中的合作表现,叶利钦签署了向该电台提供优待政策的93号总统令:允许“自由”电台在莫斯科开设常驻分部并可在俄境内设立记者站,确保其“自由从事新闻工”。这种优厚的国民待遇使“自由”电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长,到2002年,仅莫斯科一地,电台听众就达到13万人。但是,在享受俄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自由”电台并没有给与相应的回报,相反,它无所顾忌的行为常常给俄政府带来各种麻烦和困扰。正像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新闻局一位发言人所说的: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俄美关系已经提升到互信和合作的新水平,然而“自由”电台的编辑方针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对俄公民进行广播时一直坚持其报道的“偏见性”和“选择性”,这种取向在对车臣和乌克兰地区的广播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了改变这种舆论上的被动局面,2002年10月4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叶利钦于1991年签署的93号总统令失效。这就意味着,“自由”电台在俄享有的特权不复存在了。对其他外来及外资介入媒体的限制,也在这之前展开。2001年4月,当谷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面临危境的时候,美国CNN总裁特纳曾经打算大量收购这个电视台的股份,引起俄方的警觉。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形出现,2001年8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大众传媒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在建立传媒机构时,外资不得超过50%。在俄罗斯,外资介入的媒体有104家。
    通过取消“自由”电台特权和修订《大众传媒法》,俄罗斯政府避免了外国媒体及资本集团大范围影响其国内政治的可能性。总之,2000年至今,普京分步骤整治媒体市场,使反对派的舆论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同时利用总统权力,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收回了大片舆论失地。他在媒体领域的作为与他治理整个国家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程教授,您如何评价普京的新闻政策?
【特邀嘉宾:程曼丽】应当说明的是,无论俄罗斯前任总统叶利钦还是现任总统普京,都处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期,他们实行的新闻政策也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的。叶利钦继戈尔巴乔夫之后,对媒体实行的仍然是“放”的政策,他的“放”适应了人们力求突破前苏联僵化的新闻体制的要求,因此才有了俄媒体多样化的局面。但是由于控制不力加上金钱政治的影响,使得媒体尤其是寡头控制的媒体不断膨胀,以至最终妨碍了大局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采取“收”的战略,以挽回失控的局面。这一“放”一“收”恰恰说明,在社会转型中,没有一成不变、一步到位的方法和模式,十年前的“放”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十年后的“收”也是必要的。社会就这“放”与“松”的变奏中向前推进着。


责编:张文娟 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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