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教授的电视观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王老师，您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
【特邀嘉宾：王宁】主要是看一些新闻时讯类的节目来获取信息，看一些文化含量高的节目以了解同行的发展。我相对比较喜欢看中央一套的新闻节目和中央八套的《影视同期声》，看新闻主要是想了解国际政治及经济形式，看《影视同期声》主要想了解影视行业的发展动向，以便我在国内外讲述当代中国影视发展的时候增加一些花絮。不过有时很忙，连《新闻联播》都会忘记看，但我会通过上网了解最新信息来弥补这一缺憾。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随着中国进入WTO，全球化进程也在加剧，您认为这对我们的电视文化发展有何影响？
【特邀嘉宾：王宁】一般理解全球化都是经济上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全球化不仅在经济上有着征兆，而且在影视传播和文化传播学界也有一种全球化的趋向，这种趋向跟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是全然依循一种模式或一种法则，带有一体化的趋向，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多元走向，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探讨全球普遍公认的一些话题，但是大家探讨的方式、语言、理论视角都不同，因此这种探讨带来的不是理论趋同化而是理论的多元化。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每个电视台都在制作电视节目，这种电视制作的手段是相同的，但是每个电视台制作的节目都带有自己的特色。我有时偶尔看一下新疆台，除了一些进口片以外，它播放的节目很多都是带有地方风俗民情特色的，这是其他电视台所没有的；再比如我们都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学习英语是走向世界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就是因为人人都在学习英语，那么英语本身的本真性、正统性就消失了，现在世界上我们很难听到正统的牛津英语，混杂式的带有各地乡音的英语倒是随处可听见。
另外，全球化的进程也让我们的电视人越来越关注国际电视业的最新发展潮流、最前沿的发展方向，这就使得我们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增加了，国际化的成分增加了，直接报道加强了，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加强了。中央电视台的访谈类节目《对话》是采用英文，过去经常是采访中国人，中国人讲英语，有些人英语是比较好的，有些人则会犯些小错误。这样的节目让国外观众看到，虽然他们也能听懂，但效果不好。现在我看到这个节目经常是直接采访一些国外在中国访问或工作的专家，这也就实现了中外专家的互动，大家都用同一种语言--英语来交流，但大家谈的立场是不同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这种对话才是一种真正地对话。而同一个话题，大家都是同一个观点，这并不叫对话，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大家各抒己见，而且能找到某种共同点，切磋交流甚至争论。
此外，央视国际开辟了《电视批判》栏目，她必将会促进电视文化学术品味的提升，这也体现了央视国际的一种气度，我觉得《电视批判》可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独特产物，我还没听说西方有这样的栏目。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您认为真正的对话不是一种自说自话，是理解、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在之前您也提到克隆只是形式克隆，内容还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国内的电视和国外的电视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对话的境界，往往国外输入较多，国内输出较少，您怎么评价？
【特邀嘉宾：王宁】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状况，但是本来电视这个形式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因此在初期我们从形式到内容做些引进还是必要的，可以缩小我们和国际先进的电视制作水准的差距，但是等我们达到同一境界，可以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国外的制作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如果他认为你可以和他对话了，说明他认为你和他的地位平等了，所以在这种对话当中，他讲过的话我们接下去讲，然后他们再接下去讲，他也就受到我们的影响了。为什么我们目前还只能大量翻译国外作品，很少翻译出去？这跟我们的实力还有一定关系，我们和国外同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同行的实力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现在我们的节目英语翻译人才奇缺，我们的东西外国人很难看懂，或我们的翻译有差错，这怎么能吸引国外观众？还有我们应当加强带有民族色彩的节目的制作，这才会让国外观众感觉新鲜、有兴趣。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您认为应当加强带有民族色彩的节目的制作，但是有个网友提出，在国外一提中国还是满清形象，而对现代中国了解特别少，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传播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合适的方法？
【特邀嘉宾：王宁】过去有这种现象，现在大不相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仍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面，或许是一些影视作品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没消除，但这种情况这种很少，大部分人已经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国家，甚至很多美国人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欧洲人就讲，21世纪是中国和美国的世纪。我到一些国家出席国际会议，我自己就感觉到所受到的待遇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国外的邀请有些居高临下，现在他的邀请信都写得非常客气--"您能来出席是我们很大的荣幸"等等。在全球化的研究中，中国的学者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大大提升了。最近我到澳大利亚，当地学者邀请我去观赏企鹅，到了观赏地，在场的中国人竟有500多，并且，他们的广播先讲英语，第二是日语，第三就是汉语，在过去他根本就无视中国人，从这一情况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西方人为了赢得我们的市场，他要用我们的语言来和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和西方交流也应当懂他们的语言，要想传播民族文化应首先从语言着手。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临近过年，最近我们一直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节日电视"这一话题，看电视过年已经成了新年俗，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节日电视？
【特邀嘉宾：王宁】目前很多人在节日期间都是以看电视为主，因此为了迎合节日气氛，节日电视应当以娱乐性、观赏性为主，但恰好也由于是人们集中看电视的阶段，如果在此期间加强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知识含量和信息含量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平时大家都比较忙，没时间看电视，你就算加入了很大的文化、知识、信息含量，他们未必能接受，而在节日期间能将这些内容以生动的形式穿插进去，也许就会进入人们的记忆。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现在中央电视台有明确的规定，即刹住晚会风，因为现在的晚会逃不出歌舞的模式，也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不断出现，浪费财力又没什么新意。因此央视的一些栏目从本栏目的特色出发，制作了一些回顾性节目，如新闻评论部的特别节目《一年又一年》节目等，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否能够更多地体现对社会的关照？
【特邀嘉宾：王宁】我觉得《一年又一年》是个比较好的方式，现在很多节目把这一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回顾，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对于那些平常不大看电视的人，是一种浓缩的信息，对于平常经常看电视的人，是加深记忆的一种方式，信息可以分成类，比如十大经济、政治、文化新闻，使人们对今年的一些闪光点能够有所记忆，并鞭策、激励人们在新一年当中突破自己，创出新的成绩。以前我们是以歌舞来敬神，现在不应是这样单一的形式，而应加入一些理性的东西。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但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实际上非常缺乏资深的主持人，新面孔推出得过于频繁只会将主持行业变得越来越浮躁。
【特邀嘉宾：王宁】新面孔并不一定就是年轻的面孔，也并不一定是刚毕业的初出茅庐的新面孔，他以前可以是资深的外交家或在其它领域比较有实力的权威人士，这个“新”只不过是指在主持人队伍中的“新”，往往这类人经过多年的积淀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可以凭借个人魅力赢得观众，他的外行条件不一定是很好，但可以牢牢将观众的注意力抓住。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您觉得对文学名著的改编有利于它进行再传播，但是有人认为当下对名著的改编没有忠实于历史，也没有忠实于原著，甚至还风行"戏说"，这是应当反对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特邀嘉宾：王宁】过分离谱的戏说，我也不赞成，因为他们确实不严肃，但是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所谓不忠实于历史，我想问我们要忠实于什么样的历史？难道历史是可以复现的吗？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相比，《三国志》更重视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三国志》的撰写者是当时的统治者而并不是老百姓，所以我对历史的可靠性本身就持怀疑态度。很多历史档案材料我们不能看到，即使同样的档案材料，我们解说者、取舍者也有一些偏见。就好像我们拍一部半个小时的片子时，我们拍的素材可能要一小时半，其中的取舍都取决于导演的意念，符合就用，不符合就不用。对于我们从事历史的人，绝对不能相信"戏说"，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来说，广大读者观众需要，广大读者观众决不会去读《三国志》，他要看《三国演义》，所以至于它忠实与否，在我们今天观众当中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在电视剧中表现的遵义会议有哪些人参加，我们不能虚构，这是重大历史事件，也许很多当事人还在，但是至于他们讲了哪些话，只要中心思想不变，你可以稍微虚构一些。因为文学名著本身就是虚构的，没有虚构没有想象力，是不可能成为文学名著的。但是我们历史研究者，不能以文学作品作为依据，必须要有原始档案为依据，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历史研究者根本不依靠档案，而是依靠前人的史书，这很不可靠，这一点西方汉学家做的比我们好。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汉学家必须要到中国来，甚至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都想办法尽可能找到它的档案，实在找不到的也找比较可靠的版本，但是我们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到英国去过，就敢写一部英国文学史，一辈子没去过美国，就以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自称，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
【☆☆逍遥☆☆】许多名著改编使我都不知道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了，呵呵~现在有些电视影片在后面堂而皇之地加上“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话虽如此，但其影响力决不亚于现实……。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王老师，您能谈谈"后现代主义"对电视文化有何影响？
【特邀嘉宾：王宁】这个概念是我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研究、教学和写作的重要理论课题，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写入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著作当中。
后现代对电视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主要显示在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即要消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电视本身是一种大众化的形式，是集娱乐、消费和文化生产为一体的一种传播媒体，所以对电视的文化含量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不能指望一个人通过看电视就可以代替书，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电视的辐射面比较广，我们也可以利用电视来传播思想，这样就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后启蒙式。现代主义有明显的精英意识、自我中心主义，他往往把启蒙者放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地位，在向广大电视观众说教，后现代启蒙观念则首先同广大电视观众认同，比如在央视国际做在线交流，首先就得和网友认同，跟他互动，我们不只是在教诲，我们也接受他们的质疑、教育，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这就是后现代所说的消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同时也消解文学和文化的界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
它的这种启蒙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只在书面上表达，广大普通的读者很难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是利用电视通过图像来表达，大家就会理解，所以我觉得后现代对电视的影响是广泛的，也是潜移默化的。电视作为当今的强势传播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使精英文化边缘化，也可以使精英文化返回中心，比如可以把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改编成电视剧，使得一部已经僵死的经典重新复活，像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是于19世纪创作的，大概在文学界中，除了狄更斯研究者还在研究这部作品之外，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很少问津它，但它在电视中播出之后，《大卫·科波菲尔》又返回到后现代主义社会当中。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在您的文章《全球本土化与中西比较文学重点的转移》当中，您提到了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所处的境遇及文学和文化市场的萎缩等问题，现在我们的传播方式已经从纸媒介到了电子媒介了，我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也应当更多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进行这种转型，从这点上看，您个人有什么倾向性，您认为电视文化作为一个娱乐的大众的文化应怎样与高品质的文化结合起来？
【特邀嘉宾：王宁】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浮躁一些，国外的专家学者分成两大类，一种就是比较专业化的学者，即在某个领域中是专家，出了他的领域就不太了解，他们非常严谨地只谈自己本专业的东西，他们很少走进公众栏目谈论他们专业领域外的事情；另一种是公众的思想家，他们经常接受采访，上一些公众栏目对时事做评等等。而我们中国的专家经常是不分专业、不分领域就大谈一通，有些人知识很浅薄，也喜欢到电视上去亮相，使得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好像什么都能谈，但什么都谈不深，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浮躁，他们认为，也许我潜心做学问，大家都不知道，在电视上一亮相，传播面就广了。但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是好事，也许会把你的弱点都暴露了，使别人认为你是徒有虚名的。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那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自身的品质，而不应当采用这种方式曝光？
【特邀嘉宾：王宁】也可以这样，如果社会真的很需要你的声音，你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尽量不要超出自己的力量所限，英国古典主义诗人蒲伯曾讲"知识浅薄是很危险的"，还有句谚语：语言会使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所以你若不讲，大家还不知道你不懂，你讲了，大家就会想，哦，原来不过如此。我经常看到访谈节目中的专家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宁愿不讲，也不要出洋相。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很多时候大家都说电视没有文化，很多人就呼吁有文化的人参与到传播当中来，从您刚才的谈话中，我想您并不是反对知识分子走进大众传播，而是希望这些学者能够发挥所长，对吗？
【特邀嘉宾：王宁】对，不能杂而不精，而是真正将自己的有价值的东西展现给大众，提高大众传播的文化含量。举个例子，现在对于全球化问题大家都能说几句，但是为什么在国际全球化研究领域里，我们中国的学者几乎是没有声音？英国路特利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六卷本全球化研究论文集，从全世界3，500多篇英文文章中精选出125篇，中国学者只选了2篇（注：此两篇文章为王宁教授所写），就是说人家根本不承认你写的东西，你的东西是非常浅薄的或根本就是在重复别人的观点，有的连重复都没达到，甚至没读懂人家的东西。所以我说，在中国谈论全球化的人比欧美的多，但有价值的非常少。在这方面，西方的学者很严谨，不懂就是不懂，从不装懂，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