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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教授发言主题：新大众、新美学—新世纪文化的形态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现在发言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张颐武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新大众、新美学—新世纪文化的形态。
【特邀嘉宾：张颐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新的文化转型的进程，已经不需要探讨其是否发生，而是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如何提出新的理论来理解其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朱大可提出的所谓“O年代”的命题具有相当的意义。（朱大可的论述可参看《O年代：大话革命与小资复兴》）他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可以用“O年代”的概念加以描述，而九十年代的文化则为“O年代的崛起作了铺垫。”这些论述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来临。朱大可以网络文化中来自《大话西游》的表意方式和一种小资趣味的复兴作为新的时代的标志。他的论述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概括也未尽准确，但他提出的两个标志实际上从文化媒介的变化和新的阶层力量的浮现的角度考察了新的文化分期的可能，我以为是具有相当的启发性的。我们可以发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我和一些同行曾经提出有关“后新时期”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文化与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化的差异和断裂。（有关论述可参阅谢冕、张颐武著《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而目前的文化显然已经具有了不同与九十年代“后新时期”的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前期的文化的新的特点和表征。一种“新世纪文化”的形态已经隐然成形。
    在这种“新世纪文化”中，“后新时期”文化阶段由现代化向全球化，由生产性向消费性的转型已经趋于完成。千禧之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后”模糊的世界图景已经日渐清晰。以全球“反恐”为主导的“高端”话语和以消费为中心的“低端”话语的全球话语形态已经凸显。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新的国家想象和社会想象已经通过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所凸显出来，如申办奥运成功、中国加入WTO和上海申博成功等事件都显示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成长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一个“新”“富”中国的想象已经出现，中国不仅成为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投入的空间，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也成为新的文化想象的源头。中国百年来的悲情和屈辱的“第三世界”形象已经开始退去。这构成了文化方面的新的形态。
    这种新的形态首先是以媒介的全面的转型为标志的，媒介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成形，媒介主导的消费文化的话语形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话语。日常生活已经被赋予了完全新的“神圣”的审美的价值和意义。以“电视”和“网络”的支配性为表征的文化形态已经形成。电视提供了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平台，如电视的猜谜节目和厨艺大赛等节目都将日常生活赋予了巨大的审美的特征。而电视广告则凸显了商品的审美价值。而电视剧则提供大量与中国大众的文化想象相关联的消费性的想象。这完全消解了审美/消费在“现代性”美学中的紧张关系。而“网络”的发展则提供了新的交流模式和信息平台。如QQ和“卓越网”的文化产品在线销售及“联众”的网上游戏都凸显了新的文化的形态的产生。而近来如手机短信为中心的流行文化形态的出现显示了一种技术带来的文化冲击。媒介的这些变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一种在消费前提下的新的美学的生成已经日益明显。这种情况在转型中的九十年代还没有形成文化的支配力量。这就是所谓“新美学”的前提。
    其次，随着中等收入者的人数的增长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新的社会目标，中等收入者开始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品味和文化要求已经成为文化的中心。他们的文化趣味和要求不仅仅是特定阶层的文化选择，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的文化选择。他们的文化一方面认同既成的社会结构，渴望在这一结构中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对于种种新的文化实验和新思潮保持文化方面的兴趣。近来有关“小资”“BOBO”族等方面的讨论就是这一文化潮流的历史性的自觉的表征。所谓“大众”已经不是传统上的“现代性”的概念中的东西，而是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一个概念。这种中等收入者在文化方面的主动性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文化灵活性。这就是所谓“新大众”的出现。
    以“新大众”和“新美学”为主导的“新世纪文化”的形态，一般多受到否定性的批评。其实情况异常复杂，这种文化当然包含负面的成分，如对于“底层”和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遗忘，以及平面化的潮流等等，但它也显示了中国发展中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我们必须有新的理论视点和思考的方向，而不是重复已往的思路和结论，才可能真正深入“新世纪文化”的复杂和多面性之中。
【现场主持人：廉 静】感谢张颐武教授给我们描述了新世纪文化的形态，新的世纪，新的形态，新美学给予我们的是媒介的市场化已基本形成，第二个特点是新大众。它的目标是：中等收入者人数的增长和整个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该成为新的社会目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希望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下面我们请周星教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看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

【s秋水伊人s】张颐武教授，您在发言中提到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品味和文化要求已经成为文化的中心，请问您认为这种现象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什么影响？
【特邀嘉宾：张颐武】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崛起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它一方面具有相当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凸现中国发展的价值和在中国的内部带来了新的文化灵活性和生动性，它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如对其它价值的简单理解和个人性的简单凸现，为“底层”的文化和价值的模式和对中国革命历史等问题，都需要不断地加以反思和追问。对“中等收入者”文化我们一方面应有开放性和充分的理解，也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思考，使其发展更为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性。

【现场同学】田露问张颐武：我注意到您对于媒介文化、审美消费化、网络等持较为积极的展望态度，认为其中蕴含着创造新文化形态的潜力，我想请问，您如何在当代文化变迁过程中既进行积极参与又同样保持批判和干预的能力，比如说如何解决您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对底层和现代历史遗忘”的问题。又比如说您如何认识王德胜老师提到的“媒体对于《英雄》的炒作回避了思考能力”这一现象。
【特邀嘉宾：张颐武】我想一方面需要深入地了解新的文化形态的表现，通过不断的了解和反思提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而不仅仅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警觉的敏感，在避免“同化”的同时平和地发现它的不同面向和可能性。这就需要不断地保持自己对新的文化形态的敏感性。至于媒介文化的种种问题，还是需要我们不断在与它的不停的对话中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批判必须和对话结合，反思必须和沟通结合，这样的大众文化研究才可能开拓自己的新的前景。

【现场同学】清华人文学院研究生孙晶问张颐武教授：当今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商业文化运作的模式化节目（例如财迷、厨艺）是如何体现您所说的“神圣的审美价值”的？因为我在这种节目中除了感官刺激感受不到任何的“美”，更加不知道美学意义在节目中有何体现？
【特邀嘉宾：张颐武】我使用的这种“神圣”的概念具有一种反讽性，是带引号的。实际上，如猜谜这样的节目是对传统的“神圣”的形式加以借用，来表现一种世俗的快感，这种状况的意义极为复杂，它当然有庸俗和平庸的问题，但也有具有对日常生活的关切和兴趣，有消极和刻板的方面，也有某种积极意义。

【现场同学】问张颐武：您提出的“新大众”这个概念我很感兴趣。我的问题是您对这一群体或身份是如何界定的？它与革命时代的话语有何区别？它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一种新的主体？它如何包含更为广大的下层人群或民间群落。
【特邀嘉宾：张颐武】我认为，“新大众”是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它一方面是中国全球化的历史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内部民众改变生活的愿望的表征。它是开放性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中国社会普遍的自我定位。它也包含了其他人的文化要求，如下层民众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中，也有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愿望的表达。这种“明天会更好”，期望未来的成功的愿望中就包含着中等收入者的话语。

【现场同学】北大中文系02级研究生张寒问张颐武老师：您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消费结合，比如中等收入者的提出等，以前国家意识形态似乎更多的承担的是宏大叙事的书写；当国家意识形态与消费更多结合，宏大叙事的这种书写将由谁代替，或者说是否将成为一种缺失？
【特邀嘉宾：张颐武】 我们仍然有自己的宏大的叙事，一方面是普遍的改变生活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新的力量的认同感。这些叙事仍然是有力量的。

责编：青叶、立双、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