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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持人：张青叶】吴老师，您是如何理解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结合而形成新的技术转变——传播形态，也就是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到的“将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后置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构，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
【特邀嘉宾：吴靖】麦克卢汉称媒体是人类感知系统的延伸，比如广播是听觉的延伸，摄影是视觉的延伸，而电视是两者的结合。他据此提出电视使人类进入了“地球村”时代，并且不论是文盲还是秀才，都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照此类推，将语言的、视觉的、听觉的各种符号用统一的“0”和“1”的编码模式整合在一起并使它们在空间上的流动更为顺畅的互联网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大脑的延伸。但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谶语之后，对控制传播技术的主体的分析与批评被忽略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是通过广播、电视、甚而互联网所传播的符号系统的解码者，而非编码者。也就是说，技术不单为我们提供了身体功能的“延伸”，同时也为这些功能的使用加上了有“它者”操控的限制。即便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描绘了降低编码的技术壁垒，模糊解码与编码界线的前景，它本身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解决编码者和解码者在教育、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的方法。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同媒体资源的整合带来的似乎是对符号进一步集中编码、操控能力的扩大，使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进一步虚拟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刻板化，模式化。传播技术最发达的地方并不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最开放、多元和平等的地方。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吴老师，在电视媒体作为强势媒体的今天，网络互动的作用和意义在哪里？
【特邀嘉宾：吴靖】现代大众传媒由于体制和技术的原因所造成的的单向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由于电视传播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且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不论在什麽体制下对电视的应用都有集中、垄断和非大众化的特点。在电视是最强势媒体的时代，这一特点就变成了电视最大的缺点。如果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平台天然有利于少数精英的控制和操纵，自然不利于社会的民主化和大众参与社会文化的构建。网络互动如果能够达到有利于普通观众以某种形式参与电视制作的目的，应该是它最大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在媒介社会的新环境下，“受众有对信息回应和交换的渠道，使公众不再仅仅是新闻事件和外交谈判的观众，而且还可能是事件解决、政策形成和谈判的参与者，”请问两位老师，你们是如何认识互联网提供的这一平台的？
【特邀嘉宾：吴靖】这取决于媒体与新闻事件和外交谈判的主体（最终决策者）之间关系的定位。有人举出海湾战争中美国总统先从CNN了解战事近况再听取官员汇报这一例子，指出新闻报道已经开始影响政策的形成 （当然这还不是受众参与影响重大事件的例子）。但是，这一论断忽视了一个因素，那就是越战后美国政府对媒体对美国参与的战争的报道加强了控制，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越战期间媒体的报道影响公众舆论向不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而美国主流媒体大都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积极配合政府这一限制举措。因此，对海湾战争的报道已经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独立新闻报道，而是媒体主动与政府合作并接受政府审查与规范的宣传性报道。这时，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在工作，是在执行而不是影响政府的决策。至于受众对信息的回应和交换在某些特定时刻绕开体制内代议民主的决策机制而形成某种直接民主的特点（成为事件解决、政策形成和谈判的参与者），后果可能象文革时大字报一样暧昧不明。
【特邀嘉宾：史安斌】吴老师谈到了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我再补充一点，实际上在网络时代，公众通过网络媒体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知情权，所以对政府的决策可以施加间接的影响。例如：揭露克林顿性丑闻的《斯达尔报告》，洋洋数万言，没有哪一家报纸会登出来。但在网络时代，它在一夜之间便通过网络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于是公众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的压力，对整个事件的进程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个影响也来自于美国以外的舆论压力，这在网络时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全世界的网民拥有与美国国会议员一样的知情权，他们都有机会阅读《斯塔尔报告》的全文。因此，他们形成的公众公共舆论就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了。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请问两位老师，网络互动怎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传播效果？
【特邀嘉宾：吴靖】应该找到网络和电视能够互补的地方。电视是实时媒体，除非录下来，否则无法及时回顾和反复观看。而网络在这一点上既有印刷媒体可以随时翻看的优点，又克服了报纸书籍等发行反馈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缺点。网络可以作为稍纵即逝的电视节目的资料库，也可以为电视节目的评论、深度报道、和无法在电视中表现出来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个公共空间。对互动的理解不应该只局限在现场和及时的框架中，电视制作的计划性和策划性很强，不论多麽开放的节目形式，现场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已经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观众的反馈只能是表面化的和可控的。真正的互动应该体现在大众对文化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关注和争论能够反映到电视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中去。网络使这种讨论更为便利和开放，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和培养这样一个讨论的习惯和空间，使公众对构建公共文化的参与有一个现实的渠道。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互联网一方面增加了新闻传播的渠道和手段，另一方面传播渠道的增加，使媒体越来越跨国化，请问史老师是如何看待新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的？
【特邀嘉宾：史安斌】网络媒体的发展加速了各种媒介形态的整合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媒体”（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的出现。应该看到，网络时代的跨文化传播体现出了全球化的悖论。一方面，网络媒体巩固了“全球媒体”的文化和话语霸权；另一方面，网络的平民性和可操作性又使边缘和弱势群体对这种霸权的抵抗成为可能，如西方的反全球化人士利用网络来传播他们的理念，并组织相关活动。

【网络主持人：张青叶】现代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而且它带来的海量信息冲击了人类大脑吸收信息的能力，那么吴老师是如何看待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给人类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转变？ 
【特邀嘉宾：吴靖】即使在现代电子媒体之前，由印刷品、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提供的知识总量就已经大大超过了任何个人一生的吸收能力。因此，资源丰富本身并不自然的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和思考世界的方法。对此形成巨大冲击的是新媒体技术大大降低了人们进入各种话语体系所需要克服的阶级、物质、性别、种族、地域等壁垒。这些壁垒的削弱导致以往在人类主体构成初期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氏族、学校、宗教机构等的权威性逐渐减弱。这些体制性的话语体系必须与新媒体所带来的跨越时空的话语体系进行竞争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并越来越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早就指出，如今的儿童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儿童在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形成上都越来越多的受到同伴而不是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而所谓同伴的影响就是通过商业媒体刻意营造的以对符号和物质的消费来确定人的社会身份这一价值体系来实现的。以消费的方式在虚拟世界里构造多元流动的主体，对于以出身和传统来规定个人身份与价值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为了维持不断消费的能力并享受它所带来的自由和快感，人类不得不放弃对商品生产体制对人的束缚和规训的反思和躲避。
【绿极极】我能体会你的符号哲学，能简单说说这种放弃的过程吗？有时我也在想，传统的东西是不会只进入博物馆的。
【特邀嘉宾：吴靖】我可能没有你那么乐观，传统的文化是建立在一种鲜活的生活方式之上的，目前中国某些传统文化还会显示出一定生命力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但就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文化只能依靠进入博物馆或作为旅游文化被简单的复制，推销给希望暂时躲避刻板的工业化生活，而去消费“自然”原始生活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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