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主流空间的注意力和竞争力
[嘉宾主持：毛 琦]黄老师，您认为靠什么能提升中国电影产业前锋在国际主流空间的注意力和竞争力呢？
[知庄]我认为靠创新，靠传统，靠中国人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是我们丰富的资源，印度电影就是如此强大起来的；韩国电影的发展我认为是靠的是创新，我们也应该借鉴，呵呵，老师们任重道远呀；当然还得靠外部的一些东东，不如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传媒，呵呵 。
[特邀嘉宾：黄式宪]这个问题很有思想，很精彩。谢谢你的提醒。我们所说的电影产业化和它的前锋，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让电影回归到它的产业身份上来，电影既不能只是“政治本位论”的附庸或孤零零的“精神号筒”，也不能只是艺术家个性的载体而孤立地去实现某种审美的创造，它的产业身份要求它直面电影市场的“终端”并在市场上生存和发展。面对全球化，这个电影的“终端”，就不仅指的是国内的（或地区间的）市场，还包括国际化的主流市场。人们看到，处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前沿位置上的电影及其文化产业，诚然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与中国的国际形象极不相称的。现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前锋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到一点，知危思变，与好莱坞的全球化相抗衡，拿什么来抗衡呢？就是要秉持我们华夏文明中的精髓——即“和而不同”（源出孔子之语）的文化准则和立足点。那么，“不同”在哪里？简而言之，就在于要以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即“不同”之点）而与别的民族、别的国度的文化对话。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包容大千并生生不息，它一贯尊崇的便是这一条朴素的理念。当今我们华语电影需要做的事就是，“跨界”而拓宽我们自身国际生存的空间。所谓“跨界”，指的是跨国度或跨地区行动，逐步进入国际化的主流市场。
而我们大陆所创造的这种规模化、持久性的合作制片方式，25年来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诚然，合作制片显然不应当单纯只是为了票房和利润，而应当是站在现代文化演进的前沿位置上来展开的一种新兴事业。我们的合拍片，应把主攻的目标锁定在提升华语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上，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仅需要聚合规模化的大资金（包括坚持以我为主控而向海外融资），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要从“和而不同”的开放性、宽容性出发，而不是以狭隘的排它性或以僵化的“自我中心论”（即新的民族文化一元论）出发，我们所应做的是，以本土的人文悟性、智慧和良知，来发掘本土文化的“黄金”，即不可替代的文化“原点”，或称人类文化的“初原精神性”。诚如西方哲人斯宾格勒所论证的：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来自文化，任一审美规范无不出自与之相应的文化土壤，任一不同物质媒介的艺术创作无不是作为与之相应的文化表达的载体。他强调地指出：“一种文化是在一个伟大的灵魂保持着童年气息的人类的初原精神性（proto-spirituality）中初醒的时刻诞生的。它从自身挣脱出来，从无形到有形、从无边和无限到有界和有限。它在被规定了背景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它在生长形态上是被界定了的。”
为了不做好莱坞霸权的文化俘虏以及再度“被边缘化”（或被“后殖民化”），唯一的出路就是毫不含糊地肯定自己民族文化的身份，张扬自身民族文化的尊严及其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的“原点”，即其“初原精神性”。中国两岸三地（大陆、港、台）的电影，无疑是以其独特的东方情思和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华语文化话语形态，结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文化生命共同体”，并在艰难而坎坷的世纪行进中，一次次实践着超越地区、超越国族的跨界文化行动，并为不断建构世界电影全局性多元文化对话的现代格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艺术贡献。应当充分肯定的是，港资、台资先后进入大陆，既有力地推动了内地电影机制向市场的转型；同时，又为促进海峡两岸三地之间电影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作出了深具历史意义而不容低估的贡献。特别像“第五代”的代表人物如陈凯歌、张艺谋以及黄建新、吴子牛、吴天明等人，他们起步之初，或正在奋力攀登之际，恰恰藉着港、台电影投资方的经济实力来“托”上一把，方才得以从容施展其文化创意和艺术抱负的。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胡克老师，当前学者多数的观点偏重于“电影本身即是一种传媒，中国电影与大众传媒间应当保持良好的互动与互助”等等。您认为在保持互动的同时该如何保持它们各自的独立性？
[特邀嘉宾：胡克]从我们本身的愿望来说，中国电影与大众传媒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和互助确实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这种状况只能是动态的，也就是在双方互相磨合之中逐步达到这种状态，现在可能作为一种过渡，可能需要双方各自按照自己的愿望独立的发展，而不必互相过多的照顾，比方说就电影而言，不必过多的注意一般的传播媒介的一时的评论的优劣，而应该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提高艺术水平方面。就电视和一般的报刊杂志而言，不必要把过多的精力完全放在追星或者是关注明星的私生活等方面，而应该更多的着眼于探讨或者宣传电影的艺术、社会影响等方面。但是，如果媒体对于电影艺术不感兴趣，也无需过虑，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尝试，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会对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那时媒体就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了。
[网络主持人：罗石曼]目前票房能上亿的只有五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周星驰和成龙，您认为，这几位导演的票房能过亿，其中大众媒体的宣传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几位导演与大众媒体的合作方式有哪些是值得其它中国电影导演借鉴的？
[特邀嘉宾：胡克]这几位导演能取得现在的影响力，肯定得到了大众媒体的极大的帮助，而且，他们也在逐渐学会如何利用大众媒体，为自己的影片扩大影响服务，这些是值得中国导演认真总结经验的。比方说，冯小刚总是宣传自己不受电影理论界的重视，把自己完全说成是一个只为大众服务的导演，实际上，电影学术界对于冯小刚电影的讨论并不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冯小刚只是借此在宣传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弱者，这无形之中引起了大众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促进了他的票房。再比如，张艺谋在很多媒体对他的影片进行讨论，甚至出现围攻的现象的时候，他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这也无形之中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把他当做一个受攻击的弱者，这无形中也引起了相当多的观众的同情。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导演利用大众媒体宣传可以有很多方式，并不一定采取一种单纯的鼓吹或者吹捧，当然，我们并不主张过于在如何利用媒体方面花费精力，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还是应该把艺术创作放在首位，如果一个有影响的导演，他拍出一部好的影片，大众媒体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关注这样的影片，宣传这样的影片，观众看完了大众媒体的宣传，再看影片，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不仅对这样的导演产生信任感，而且对大众媒体也产生信赖感。
[嘉宾主持：毛 琦]黄老师您好，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大批经过evd设备改造的数字影院在国内铺开，在那时候，它的技术标准、放映模式、运营模式以及管理模式都有可能使电影原先迅速在以往无法涉及到的县区、农村和学校，技术的进步是否为电影的传媒化进程提供了硬件支持和无限的机遇？
[特邀嘉宾：黄式宪]这个问题让我兴奋，因为提到了一个坎（ken)节上，就EVD这个设想来说，是具有前瞻性的，可能是中国电影新百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是中国的市场的区分。大体上有这样三级市场：第一，是36条城市院线的主流市场，它占全年总票房约90％，但是城市人口实际上只占到2.5亿到3亿，是很有限的。第二，小城镇作为二级市场，是尚待开发的市场空间。它的人口占到1.5亿左右。而第三级市场是更为广大的中国农村，有9亿多人口，就电影市场的意义上说，这还是一片不之地。如果按照EVD的设想在广大的农村全面铺开，村村都有放EVD的影院，中国农村的观众可以说有福气了。而这个市场的开发相信是很艰难的，也会有诸多的历史曲折。
[知庄]毛老师好，我认为不是中国没有优秀的影片的影片，而是中国没有发现优秀影片的机制，你怎么看呢？
[嘉宾主持：毛 琦]呵呵，对，这也是原因之一，之所以没有优秀商业片还有许多原因，我个人认为，目前绝对不光是体制和审查制度的问题，同时也牵扯到电影学院派教育的设置问题、商业片的制作模式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学里上的课很多都是电影大师作品研究，那些虽然文化哲学意义很深，但非常晦涩、可视性很差，我自己有时候都能看睡着。我认为应当专门设置类型片研究课，分门别类地研究优秀商业电影的剧作、镜头运用、剪辑、布光、人物关系设置、动作场面设计，让学生学完之后明白怎么拍好看的商业片，那中国电影教育就算成功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