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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经过数年的大浪淘沙，现存的多数已呈疲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栏目多依靠自身的创作力量，主要展播、评述或研讨自己创作的作品。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主题重复和创作模式重复的问题。据云南丽江地区主管宣传接待的人员讲，五年中到此地同一村落、同一人家、拍摄同一题材的摄制组，就超过了30个。这些年各电视台每年选送到国家级评奖机构的节目，大多作品题材、语言、结构、风格皆有雷同现象。某种程度上，节目在生产的过程中艺术的权威性常被政治、经济、特定时期、受众群体等因素冲淡，完成额定工作量成了各栏目制片人的首要任务。另外，高水准的纪录片，是从生活中浓缩出来的精华，多需较长的拍摄周期和大笔的资金投入，它往往负载着沉甸甸的时间重量，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如《最后的山神》、《山里的日子》都历时两年之久。
因此，这种栏目内的生产方式——制作、播出一体化，以及为栏目实现正常播出而进行制作的创作动机，不可避免的会降低此类优秀纪录片产生的几率。此外，固定不变的栏目时长也给自由创作限定了空间。雕琢的深度和播出时间的长度常常不可兼得，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呢，从CCTV-12纪录片栏目《天·地·人》的实际运作过程和所取得的效绩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一、 组织片源灵活，市场需求多样
《天·地·人》栏目开播伊始便以组织片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其中包括委托创作、社会购片、适当数量的栏目创作，最大程度上避开了精品创作与栏目化播出相冲突的尖锐矛盾。
1、委托制作
委托地方台资深的纪录片导演就其地域内有价值并经过审核的选题进行创作，栏目支付委托创作费用，作品版权则归属中央电视台。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纪录片创作精英皆有各自的创作风格，拍摄的题材也不仅限于一地一类，从社会人文到自然环境，从南疆边陲到西北大漠，从华夏文明到异域风情，应有尽有。同时，栏目30分钟的时长和每周6期高频度的播出频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全面展示的社会和多样化的纪录。更为重要的是，各地方台编导依托地缘优势，近距离拍摄，交通、食宿、设备租用等费用大大降低，节约了制作成本。
2、面向社会征集优秀纪录片，购买播映权
 社会影视文化公司拍摄的一些纪录片，一般都紧跟当下文化热点，主题多样，时效性较强，通过《天·地·人》这样的品牌栏目播出后，扩大社会影响，然后通过出售播映权或者直接进入音像发行市场来盈利。目前，随着媒介市场的放开，国外及民间资本的介入，北京等大城市已经有很多规模不一的影视文化公司，这些公司除了自拍一些节目外，还从国外引进了大量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如《Discovery》、《国家地理》、《传奇》、《神奇的地球》等在国内倍受青睐。《天·地·人》栏目在及时购买这类节目的同时，将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节目和地方台具有市场开发潜力的节目，委托、推荐给这些公司销往海外市场获得利益。栏目与公司互惠互利，既密切了业务往来，又拓宽了销售渠道。
民间制作队伍的另一生力军是独立制片人。他们通常游走于现有的体制之外，多将目光对准远离话语中心的边缘群体，呈现出与主流文化不同的精神特质。许多纪录片人如吴文光、杨天乙、施润玖等。他们的作品也得到了纪录片界的普遍认可，如杨天乙的《老头》，曾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节上获奖，施润玖的《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在国内也屡获大获。这些独立制片人在创作思想上更为独特，但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较为窘迫。先期缺乏商业投资，后期没有好的展播窗口，流通渠道不畅，难与受众见面。将这些人的片子整合改编纳入栏目播放，一方面扩充了纪录片的创作力量，另一方面也让栏目中多了另一种声音。
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如一些单纯的纪录片爱好者和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等，实现社会购买。DV技术在民间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拍起了纪录片，他们的玩票状态和实验状态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张扬个性的新意。但整体而言，由于文化和专业的差异，他们的片子良莠不齐，只有极个别的片子水准较高。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片子自有一种朴实无华的魅力和新鲜的气质。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栏目和北京台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栏目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从这一领域中选取一部分质量合格，适宜播出的片子在栏目中播出，同样会得到纪录片迷的鼎力支持。只是增加了一些栏目后期整合、修改及终审的工作量。
由此看出，《天·地·人》栏目将自己定位于优秀纪录片的展播平台，完全遵循经济规律，根据市场供需来运作栏目，通过各种渠道拓展片源，基本上卸下了耗财、耗力、耗时的制作包袱，为纪录片实现商品化经营提供了可能。就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缓减了全年三百多期的播出压力，保证了高频率、高质量精品节目的播出。另一方面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不仅使得栏目能充满活力，也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来源：《电视研究》2004年第7期)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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