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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扬:电视文艺纵横谈
作者:张子扬: 发布时间: 2002-8-22 11:26:43



                             一

    中国电视文艺走过了20年繁荣、发展、变化的道路,作为亲历者,我们伴随中国电视文艺。共同走过了这段艰苦且辉煌的历程。其间有很多感受、感想,还没来得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总结。

    谈电视文艺是个大题目,面太宽、范围广。我从两个具体栏目说起。

    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分别是在1989年的前后出台的。一出台,二者明显的不同和区别也呈现了出来。《综艺大观》是两周或者三周直播一次,直播节目的内容是一些文艺节目综合在一起,如相声、小品、舞蹈、音乐,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态。《正大综艺》将知识性列为第一位,知识性、趣味性加上娱乐性,节目定位也是用这三个特性来框定。定位不同,形成了两个名牌栏目的不同个性。

    《正大综艺》从《正大剧场》电影、从“猜猜看”、“快速抢答”到“世界真奇妙”这些节目的编播,全部是直接由境外买回来的。最初,在这些节目的内容里,每个单元节目没有中央电视台自己的创造性,也没有自己的本土特色或者编导们自己的再加工、深加工,但是作为一种引进,它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外边的世界”。这是当时《正大综艺》最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几次主持人的更换,从姜昆、方舒,还有外语学院的那位老师,几位更换调整以后,换到赵忠祥和杨澜稳定下来,大家认为那时候是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是收视率最高,播出反映也最好,表现出来的内容和表现出来的效果都是最好的时期。

    实际上,从我们做节目的角度看,特别是我作为这个栏目的负责人,回顾创作者们从开始创业至今的历程,常常有很多困惑,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与简单的对“收视率”的认识不同的理解,对一些艺术栏目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来说,应当有一种纵横的比较,有一个全面的思考。现在《正大综艺》从节目的内容到节目的表现,每一期节目,无论从引进,或者自拍,还是从技术合成看越来越好了,但是,为什么收视率没有从前那么高了呢?应该系统与宏观地梳理一下才有全面的解释与认识,这不是一两句话或简单地拿收视率能说清楚的。仔细想一想,在五年前,中央电视台只有三个频道,真正的综艺节目非常少,观众对节目主持人那种崇敬又是最热烈的情况,和现在大不一样,当时《正大综艺》这样一种引进节目,看外面世界的节目非常稀少,尤其是广电部规定,明确了这类节目的“独家”性,要有一定比例,这造成了《正大综艺》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外,节目的娱乐性表现形态当时也不多见。这就促使它得以迅速成长、能够位于很多娱乐节目之首。许多名流来做嘉宾都认为是一种荣幸,观众看到名流现场猜答也感到很新鲜。

    截至今天,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录了600期,这在中央电视台所有综艺节目里面,还是规模最大的和跨时间最长的栏目,它的期数和整个播出量都是最大的。

    在这十几年里面,我作为导演执导过《综艺大观》,做过专题片,做过其他类的艺术片,做过元旦晚会和春节晚会。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来看,我们认为很神圣或者高不可攀的一些艺术门类进入电视之后,这种变异和变化一下子就变得有一种混乱感。这种混乱感观众有,从业人员也有,这也是生活现实反映出来的问题。有时候做节目很浮躁,但是有时想想,看节目的人也比较浮躁,左顾右盼的比较之后,往往觉得这种浮躁也是一种无奈。包括网络的出现,包括刊物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刊物印得也非常精美与迎合时尚,尽管其本身已经受电视冲击了很长时间,但选择就显得更自我或者更自主。这些媒体信息量与质量的骤增,扩大了观众的视野,也改变了观众的审美眼光。

    在上述因素的冲击下,电视节目难做,但是也不难做。难做在哪儿呢?真正做一个好的或者有影响、有效应的节目还是比较难的,但是不难在哪儿呢?因为节目太多,这一期节目做疲惫之后,过去就过去了。也许人们现在也没什么兴趣了,也不太指责你哪儿不好。因为有那么多频道可以选择,这确实是面对整个现状的无奈和困惑。


                              二

    电视文艺的发展关键在于电视文艺的从业人才。掌握、运用、操作电视这个高科技传播媒体,尤其是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需要一批优秀的策划、导演、摄像、编辑等人才。

    这些人才应有较高的职业操守与职业道德,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强的艺术创作能力。

    高水平的电视人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电视文艺。

    电视文艺的实践培养造就了一批电视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文艺也在淘汰、更新一批批的电视人。我们就20年的实践来谈电视文艺,明显看出电视人才是一个关键、核心的问题。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起码从业人应该对节目当回事,有敬畏之心,不能只抱怨目前的客观原因,节目质量与文化品格最终还是取决于电视人主体的素质。

    尽管20年来,我们制作播出了许多电视文艺节目,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应当说这仅仅是初级阶段的。我说的“方向性和实力”,就是电视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审视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把握好电视文艺的创作方向,通过电视文艺节目来引导和提高电视观众的审美鉴赏力。应当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是时代赋予电视人的历史重任和使命——用文艺形式通过电视传媒来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体现信息时代中国人的崭新风貌。因此我们还要做许多努力,要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智慧,投身到电视事业中,才不愧为21世纪中国的电视人。因为在信息时代,参与世界电视媒体的竞争,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的电视人要有一种压力,或者说对人类贡献的责任感,这是时代对电视人要求的更高标准。我以为,对我们电视文艺20年的整体成绩不能估计太满,用更高标准来衡量,要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电视文艺体系,从理论到实践还都有待于下大力气进一步深入探索。

    电视人的整体水平决定了电视文艺的品位和档次。如果扪心自问:我为中国的电视文艺贡献了什么?我为人类的电视事业贡献了什么?谁能回答出个A、B、C,那也就相当了不起了。


                             三

    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扬弃的循环,这也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逐渐成熟的过程。

    比较有经验的导演提出:综艺类的节目中,应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显现出来才算是个栏目,或者算作文化信息含量多,如果在文化内涵上承上启下综合信息很多就算一个比较好的栏目。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创办出来以后,很多栏目都去搞“说”的节目,很多节目都在访谈,却因为访谈定位不准,谈的话题没什么滋味,缺乏应有的深度,观众感到言之无物,不是访谈而是“说话”。所以大家觉得没有意思。电视是形象信息传播迅速的一门科技载体,谈来说去的节目太多,就快改成广播了。我认为设立不同的栏目应该发挥它本身的功能,巩固和强化栏目的个性,才有存在的价值。特别要把握好电视的本性,而赶时尚,跟别人跑,就出现了雷同、重复,弱化了自己的鲜明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能就是节目本身的定位、编导对文化现象及潮流的整体把握、包括综合的素质出了问题。一个栏目到底是什么形态,这个问题我们要把握住。在我们很多的节目里都有这样的情况。现在电视节目非常多,正因为多元,就更不容易找着合适的受众群。为什么出个《快乐大本营》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实际上它就是突出游戏性特质的,突出娱乐性的一个简单状态的节目,后来很多模仿节目就没有显出独到的特点了。临摹不是创造,克隆也自然不会出新——也不可能再有特点。

    只要栏目的定位定准了,就要“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准确说来,就是栏目的本质精神。还以《正大综艺》为例,这些年来,进行了许多微调,无论是主持人的变换,还是小栏目的淘汰与增添,微调的目的是为更好地体现“以知识性为主”这一栏目定位服务。这些微调增加了栏目的“知识性”,而且又是本栏目所独有,大大强化了《正大综艺》的本质精神,多年来仍然吸引着自己的观众群。另外,它能抗拒别的栏目的冲击,站稳脚跟,求变求异,不离“以知识性为主”这一宗旨。经历了电视改革的实践,现在仍保持中央电视台支柱名牌栏目的荣誉。

    我想说明的是,面对节目,编导们应该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一种追求。同时,你的选择,你的节目内容应该是由有审美标准的网络来过滤的,这个过滤无论说是你选择一个联姻结友形态的娱乐性节目也好,还是选择一个青春热烈形态的节目也好,最后还应该给观众留下一些什么。


                             四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电视事业的产业化发展和部分节目市场化的趋势也日渐突出。这是个新课题,更需要把节目制作出商品的品位,这又是一个标准。要有市场、广告、收视的意识。但思来想去也有困惑:我们必须要用广告收入的经费来转换成节目制作的经费,收视率也是一种节目质量标准与界定,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能不能用你的智慧选择一种通俗的绝不是庸俗大众的方式来拥有多数观众,提高收视率。电视观众可能不管这些,但是作为电视制作人一定要管。当然,我们又要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收视率就是最好的。我们反过来看,面对各种各样的评议,收视率与市场效益也有关连:有人说《泰坦尼克号》完全是市场操作。不管它是怎么进行市场操作,我们看时就认为它是美的,那它的操作是成功的,上座率之高也是应该的。它的演员、音乐、情节都感染我们,因为它是艺术品。片中有很多善的东西,这些善的东西到了中国,与东方文化中的美好情操也有默契,相信这个片子对于大多观众冲击力是很强烈的,很震撼的。

    我们CCTV国际部负责引进外国的各类文化艺术节目,也包括电影、电视剧。现在审看一些国外的片子,从比例上看,美国是电影的“老大”,数量与质量比较集中,在它的片子里除了科幻,从西部牛仔一直到现代的美国特工,都是塑造自己的民族精神形象,用艺术形象体现精神形象。这是大家的共识,也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我一直认为电影与电视是人类的“后戏剧”。从原始状态一直到现在,最后到电影、电视。美国影视剧在“后戏剧”里表现得最多的东西是凝聚和塑造自己的民族精神。前不久朋友从国外给我寄过一张照片:克林顿一手搂着比尔·盖茨,一手搂着斯皮尔伯格,背景是一幅星条旗。一个是搞高科技的,一个是搞电影的,克林顿利用这两个人物形象代表自己的民族文化精英形象,他要想表现出来的就是当代美国的形象。我一直在想,国家元首一手搂着搞高科技的科学家,一手搂着搞电影的艺术家,算是象征科技与文化共同的进步与辉煌。


                            五

    我们现在应该更大声呼吁健全与弘扬自己民族气质的本体。这个本体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这里绝不是说你去穿清朝服装就算是传统文化的表现了,这太肤浅了。清代的文化积累与表现,仅仅是传统文化太小太小的一部分,我们要求更多的是要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中博大精深的东西、深邃的东西。怎么选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形象与形态来影响和感染观众?从规律上说,电视人首先要有一个很积极的状态,自己做一个准备,做一个选择——怎样使我们的节目的内涵潜藏着这方面的精神。

    我们现在应该大量地取消和淡化一些没有必要的综艺节目、文艺晚会和娱乐性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经常在国外看一些节目,尽管也有谈话的节目和娱乐性的节目。娱乐性的节目除了肥皂剧外,真正的文艺节目表现更多的是舞台演出转播,因为这些有经验的电视媒体对于演出的转播已经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比如好的音乐会直播就行了,包括大牌歌星的演唱会直播就行了,没有必要再为这类艺术形态专门构思电视晚会。当然,春节晚会变成民俗的一个仪式是不能取消的,某些特定的大的节庆晚会也不能取消。其他没有什么意思的统统都不要。因为许多耗资巨大、空泛虚华的电视晚会,除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外,毫无文化内涵与民族文化气质,浅薄的歌舞升平透出某些不健康的功利色彩。应该用这些经费投入优秀电视剧的创作,当然要优秀的。因为戏剧的本质更能接近与观众心灵的沟通。

    还有,一些服务类的节目,教育类的节目,包括比较好的访谈,甚至一些心理医疗,服务性更强的、符合更多人的常态要求,不妨这样的节目多一些。我认为更多人应该选择更健康的娱乐。我现在感觉到节目很多,让人愉悦的太少,无论是娱乐还是喜剧,都是在刻意与做作地让你笑,甚至把你胳肢笑,后来我们还发明胳肢哭了的乱煽情。但是不论胳肢的笑还是哭都是不道德的。这个问题综艺节目里有,包括故事片也有。我们怎么样把握、看待和评价这种效应,值得深入研究。


                             六

    无论怎么样,中国的电影电视工作者自己确确实实应该在民族和时代的交叉点上选择和看重自己的事业。我举个例子,最早70年代,进口日本片的时候,我觉得一部故事片让我很喜欢。这个片子剧场效果很好,爱情片,又有三蒲友和与山口百惠两个明星出演。但是回过头来细品,现在从民族性上看则不喜欢了,这部片子讲的女主人公等待的男友是一个侵华军队的士兵,他到中国烧杀抢掠。片里表现了爱情,但是女主人公在等他,还不知道这个男的在中国干过什么。我认为有几部日本片子都是这样的。其中的爱情非常纯真,但是结果出现了偏差——时代普遍意义的偏差。

    这个情况使我又想起了本世纪70年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就是我们刚和日本建交的时候,国内电影厂拍了一个片子很有名,上映后很有感染力。内容是反映中国人如何在抗日战争期间抚养日本遗孤的。但是我们后来研究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时,就直观地感到其表现力上显得虚假与不可信了。就连导演自己阐述的构思过程,也让我们扼腕遗憾——因为导演自己是烈士遗孤,小时被人抚养会很有艺术特色,并能说明中日友好的主题……我想,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孤儿在这样特殊的经历背景下,生动真实地演绎一个故事,当然有意义,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会有意义,不乏能证明中日友好的各种缘由。但是日本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是多大的灾难,上述那种特例即使有也不能代表艺术上和历史上的普遍性。更何况我们的艺术创作,仅仅是为特定主题服务而虚构的故事。所以,有些问题是要从民族精神和时代普遍意义上来认真思考了。

    我在影视部做主任时曾经审看过一部电影剧本,总弄不清到底怎样确认它是否可以拍摄,只好呈送给主管电影电视剧的台长审看。他看完后的评说则一针见血,让我豁然:“在抗日紧要关头,为救一个美国人,共产党、国民党、土匪、游击队兜来绕去的互相争斗,而且莫名其妙。尽管主题想表现中美友谊,但所有的中国人为这一个人‘窝里斗’,有意义吗?”——见血封喉。

    一位编辑也对一部类似创意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提出异议:这部剧本写一个日本侵华军官对战争的反思,从入侵中国开始,他就有觉悟地认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这个军官就开始每天记日记,同情中国人,甚至鄙视前来告密的汉奸……我非常同意那位编辑的意见:历史背景模糊,不从立意上大改不能通过。在对待侵华问题上,日本的悔过者与觉悟者也会有,但我们自己民族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替别人反思与忏悔,是否有这个“义务”?

    上述两件事,让我很受教育。我以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为了票房价值或因离奇的故事去提高收视率而忘却民族历史的不幸与灾难,急功近利地为了说明一个主题配合一阵形势,而去替外国人感念或去替侵略者忏悔……这种一厢情愿的艺术创作,不仅肤浅而且可悲,对美国之霸权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特别是后者,一个自己经常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民族,我们为什么代替他忏悔呢?这不是在麻痹自己的民族精神吗?……

    因为我一直坚持电影、电视剧是“后戏剧”的观点,所以就把上述两个例子拿来和大家分析。我理解“电视文艺”不仅仅是唱歌跳舞的晚会,是涵盖着文学艺术乃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更深层的意义的。

   电视文艺这一新的领域,给我们带来挑战和机遇,20年来的电视文艺,有经验,也有教训,它为21世纪电视文艺的腾飞铺筑了跑道。当我们面对中国加入WTO等新的现实,应该意识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消费市场,更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生产基地和影视产品的输出国。尽管这是个长远而艰难的进程,但电视人若无视这个现实的话,我们社会在电视传媒这个领域失去文化“话语权”,进尔使民族“文化版图”有所失落……

    电视人更应具备文化良知:我们应该认真地反思和反问自己,通过电视媒体,我们为民族文化、文明,传播了哪些有价值和有影响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否激扬起民族的理想与精神?是否抚慰了民众的情感与灵魂?虽然有网络技术在前,但在21世纪电视仍是大众传播中的强势媒体,应当意识到强势媒体不能一味传播没有时代精神的弱势文化内容,从事媒体工作的电视人更不能是弱智人,所以“著书”与“育人”——重视理论提高与基础培育至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广播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的使命与责任,更是电视人的文化提升的自觉需求。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兼国际部主任、高级编辑)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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