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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电视的低俗风正在蔓延，有人视之为一种竞争的手段，其实如果对电视的家用属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就应当意识到这样的竞争手段实在是一种短期行为，因为它是有违电视的家用属性中特定的社会约定性的。一个有责任感、有长远眼光的媒体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境界，并自觉建立相应的自我约束机制，不是观众的任何需求我们都能够满足的，或者说，不是任何观众的收视需求我们都应该冒着违背电视家用属性的风险去满足的。
    一旦把电视媒体理解为家用媒体，我们随之应当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就是传播态度和传播理念。观众是舒服地歪在自家客厅里、或者是靠在床头上看电视，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态下，难道有人会愿意请一个“家庭德育教师”，站在自家客厅里、甚至是站在自己的床前来教训自己吗？强硬的、居高临下的传播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滑稽和不合时宜。这一点今天我们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充当着那个滑稽的角色而不自知。
    广播是电视媒体的近亲，这不仅仅是因为二者共同的产生基础都是无线电技术，更重要的是，广播也属于家用媒体，尤其是早期的广播更是如此。
    1923年，在电视诞生之前，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经理戴维·萨尔诺夫就曾经设想过一种叫做“radio with pictures”（带图像的收音机）的美妙东西：“……当所有的住所不仅安装上收音装置，而且还配备有反映生活情景的屏幕时，那将多么地惬意啊！你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家庭，全家人坐在舒适的房间里聆听演员对白的同时，还可欣赏他们的动作，他们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那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享受！”仅在十年之后，这位广播公司负责人的想象就变成了现实。家里原来摆放收音机的位置被电视机取代了，电视成为一种家用媒。广播和电视共同的家用属性，使幼年的电视从成年的广播那里移植了很多节目内容，如谈话节目、娱乐竞猜、情景喜剧、新闻报道等，都是广播节目的电视版。这些节目虽然几经电视改造已看不出多少广播的痕迹，但实际上早期的电视肥皂剧、脱口秀、娱乐竞猜等节目都是广播电台的原班人马在操作的，从主持人到编导都是如此。甚至当美国CBS著名的广播员爱德华·默罗由广播转向电视时，他干脆就把原来的广播节目《现在请听》改成了《现在请看》，美国电视至今保留并且收视率较高的这些节目内容，其实就是对广播节目家用属性的继承和扩大。
    而中国的电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幼年的中国电视除了继承了广播居高临下的传播态度之外，基本上没有借鉴到广播的内容，原因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把电视看作一种家用媒体，而是当作了影院的电影。或者说，当时操办电视节目的人们并没有对电视本质原属的家用性质予以正视，没有家庭聊天式的谈话节目，没有朋友聚会时的娱乐竞猜节目，更没有以家庭为背景的喜剧连续剧（肥皂剧）和贴近社会、贴近听众所关心的新闻制作与播报方式。居高临下的播报态度和过度依赖电影语言的理念，使中国电视越来越背离其家用属性，根本谈不上亲和力和吸引力。
    广播天生就是电视的兄长，作为传播态度的变化，中国的广播媒体是早于电视媒体的。广播中很早就有了直播、有了观众点歌、有了与观众的交流谈话，中央台的《午间半小时》以贴近观众和贴近生活而引起轰动时，电视仍处于变革的前夜。
    态度决定一切，广播如此，电视更是如此。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贴近百姓家庭生活的栏目是《为您服务》，那是在1990年推出的一档节目，转变的只是传播的态度，但这个栏目一亮相就那样受观众的欢迎，主持人沈力的知名度不亚于现在的敬一丹、王小丫。而现在看来，像这样的服务性节目能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真是一个奇迹。
    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决定电视是“平民化的”而不是“贵族化的”，电视对象是“大众的”而不是“精英的”。这一点正是《东方时空》成功的深层原因。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以领导身份在台上做报告提要求，和一个人以朋友的身份到家里做客，两个情形下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的。意识到这样的区别，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定位为走进观众家中的一个朋友、充其量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朋友，以客人的身份在人家的客厅里讲述着自己的见闻，讲述着一些真实而新鲜的事情，偶尔带进去一些见解。
    寻找到这样的身份自知和角色定位，我们会更加清楚应当是用怎样的说话语气：如何告诉观众我们所知的新闻和故事、如何让他们高兴和快乐、如何让他们相信并接受、如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烦恼和困难、如何与他们分析真善美和假恶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真诚的态度。《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在几经改版不能成功的情况下，一旦以真诚和平民化的态度对那些曾经是“最不引人注目”的百姓生活予以关注后，立刻就能引起轰动。这一变化被人注意了，而引起这个变化的转机被人们解释为“内容选准了”，其实我更愿意人们将之理解为“态度找对了”。
    人对需求的多样性选择似乎是一种本能，当然前提是人们是否具备进行多样选择的条件和机会。末代皇帝溥仪在其自传中说：他每顿饭至少都有几十甚至上百道菜可供选择。而且他当时还居然认为：宫廷外所有的老百姓可能也和他一样，天天如此。其实老百姓何尝不愿意有多种菜肴可供选择？只是物质条件决定他们只能清汤寡水，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这样的需求。
据说中国广播传输网络的数字改造已近尾声，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传送节目的数量将是目前的4－6倍，可以达到150个频道以上。随着频道的增加，电视观众的进一步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说是文化的多元化促使观众需求多样化，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家庭的结构变化和收入变化成为观众分化的物质基础。
    社会经济的发达和个人收入的增加首先使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家庭解体，青年人从传统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以后，整个社会的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这种结构的变化必然使电视的观众分化，老少三代或四代同看一个电视节目的时代已经改变了。此外，家庭收入的增加使住房条件大为改善，一个家庭可以拥有两台、三台、甚至更多的电视机。同一家庭电视机数量的增加，打破了原来电视收视排他性的限制。这种变化使家庭成员作为电视观众被进一步分化，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多种选择而不需要排斥他人，所以电视观众的分化其实就是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收视习惯的分化。
    但无论这样的分化如何进行，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不会改变，观众仍然没有离开家庭这个特殊的收视环境。当我们从家庭的角度研究电视媒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家庭成员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这就是农村家庭、家庭中的老年成员与非上班族。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至少有9亿在农村，而我们的电视却越来越表现出都市化、贵族化倾向。此外，中国已于九十年代末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老年群体，而我们的电视从业者却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倾向，他们集体无意识地在制作节目时忽略了老年观众的存在。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频道专业化来解决，但这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适位于专业频道运作的盈利模式之后才能被电视媒体关注的对象化群体。因为目前的电视盈利模式只能使频道和栏目日益追求大众化和收视率，而无暇也无意关注农村家庭和家庭中老年成员的收视需求。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是：将农民或老年观众作为对象性目标是指电视节目的制作和编排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收视心理以及精神文化需要，要依据他们的生活规律而设计，并不是指给农民看的节目和频道就只反映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面貌；给老年人看的节目就只反映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农民也向往现代生活，老年人也会喜欢白领丽人。需要作为对象特点重视的是，他们都有不同于一般观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规律，传播的对象性很强，例如老年人习惯早起早睡，对他们来说早晨的时间更为黄金；而对年轻人来说，当然晚上的时间更值钱。
    明确了电视的“家用属性”，就更应该从家庭的概念出发去理解“时间”和“时间段”。

责编：青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