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人文谈话节目的生存与发展
人文话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兴盛、90年代的式微、世纪之交的尴尬命运之后，“宏大叙事”理性思考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异。私语化、身体写作成为了文学的新潮流。行为艺术后现代成为了美术界追捧的洋时尚。“无厘头”戏说风成为了影视作品的常项。颠覆传统、消解经典成为了市场畅销屡试不爽的法宝。用惯常的价值判断来考量这些林林总总的社会文化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了让人讨嫌的古板牢骚，人文也就成为了娱乐这面哈哈镜中的“人妖”。就连当初倡导人文话题讨论的知识分子们都纷纷质疑这场讨论的动机、思路、轨迹和整体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而文化的转型结束了知识界、思想界精英文化诉求的统一格局。改革开放初期主动与“五四”时期衔接的文化启蒙思潮出现了历史性的断裂，知识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相当一批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所走过的道路的重新梳理和思考，来探寻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失语”，开始怀疑自身的价值观与现代化的某种对立，开始怀疑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市场经济的错位与脱节，开始怀疑自身话语权丧失的得失利弊，甚至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
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体现着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焦虑。第一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他们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中的学者或者是某一知识领域里的专家。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地侵入学界，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人文关怀，从而成为丧失价值理性的技术性专家。第二是知识分子的彻底边缘化。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始终处在社会的话语中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实，那时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都是因知识分子而起，只不过他们是以“受虐”（被批判）的方式被强制性地“卷在”社会的主流之中罢了。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对此有一句感同身受的精辟话语。他说：“就知识分子而言，受迫害比受漠视更好受。”自打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多元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经济成为了中心问题。这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的边缘化了，这对自古以来就处在社会中心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来说真的是找不到“北”了。第三就是传统知识分子被新生代们的“后现代”（POST MORDEN）彻底颠覆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话语，在中国古代就有宋朝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古宣言。这种为士大夫的使命定位历经千载其核心价值几乎没能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话语方式与时俱进了。比如像“革命”、“信仰”、“人生”、“理想”这些“宏大叙事”。只是这些在后现代的解构、消弭、破碎的语境中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那样的“唐·吉诃德”。
曾几何时，古巴的切·格瓦拉是一代中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偶像，然而，当我们今天再次将格瓦拉搬上中国的舞台时，年轻的观众们却喝着可口可乐，嚼着香口胶，T恤上前胸是格瓦拉后背是麦当娜。他们对格瓦拉的精神有钦佩、有质疑、有迷惑，但更多的是消遣。连美国的雅各比都感伤地哀叹“知识分子”消逝了。他是在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青年一代对公共话题不感兴趣，更对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屑一顾才发出如此哀叹的。在法国，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知识分子”从街垒遁入大学校园，福柯也悲哀地宣布“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个领域里忙碌的“专家们”。然而，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对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校园，通过手中掌握的专业知识成为当代社会的“职业管理者”，是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转型。不仅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且预示了知识分子的未来和一个“新阶级”的兴起。
对于这一观点很多中国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因为他们恰恰不是“福柯”就是“古德纳”。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然有了伏尔泰那句名言所彰显的理性和宽容的胸怀，这就是：“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却愿意用我的生命捍卫你发表你的观点的权力”，在“电视人文谈话节目高级论坛”上，我们请来了一大批学院里的学者、专家，请来了不少资深的业内人士，请来了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请来了当代著名的文学大家。他们各自都试图用自身的学理逻辑来诠释当下的人文话题，既有工具理性的表达，又有价值理性的提升，既有泛人文化的嫌疑，又有纯人文化的守成，既有传播学层面上的解析，又有收视率压迫下的慨叹，不一而足。倒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用他那文学家特有的生动话语和叙述方式表达出了他对当代中国电视媒体中人文价值的独到见地，直逼现代传播学上的“防御论”的命门，即：越是深入地获知思考和忧虑，就会使人在行为方式上越发理性。
当人文遭遇娱乐时，人文怎么办?有人说娱乐中就有人文，这我不否认。但是有人说娱乐就是人文，这我不能苟同。有人说用娱乐来包装人文，这我同意，但很多包装让人觉得太媚俗，不是把人文搞成“文人”就是把人文搞成“人妖”。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的审美标准讲了上千年，鲜见有拿捏得好的，当然大师除外。可是像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从业人员良莽不齐更非人人精英，虽然分众化了，专业化了，窄播化了，但是人文（谈话）节目的诉求和目标受众群的契合，实在是一门令从业者和研究者都非常头疼和思索的“准学问”。
西方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然而，人类从未因上帝的发笑而停止过思考。雅思贝尔斯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就形成了一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各国先哲，包括中国、古希腊、印度在内都出现了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墨子、朱子一直到萨特、尼采、哈贝马斯、海德格尔，他们为人类社会的文明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袭来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了。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越要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多极化。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文化做基础，多极化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计划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思维惯性已经严重地阻滞了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步伐。而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思想载体应当负载起传播先进文化的多重功能。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的基础，广泛而深刻地左右着文化建设的实力、规模、方式、运行机制甚至是价值取向，但是对文化建设而言，市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不只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与支撑，而且包括对现行社会的评价和批判，它不仅包含着社会“是什么”的价值支撑，而且也蕴含着社会“应如何”的价值理念。
市场经济沟通了民众与文化，催生了个性化、时尚化的写作和制作，催生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只要引导得法、得体、得当，就没有必要疑虑重重、心惊肉跳，反而可以使受众在消遣，娱乐、审美之余，涵养情趣，提升精神，养成宽松健全的心态。同时市场又打破了文化层面的严格界限，开拓了民间智慧的丰富源泉。如果能和知识分子的博雅的智慧相融合，是应该能够产生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上乘影视作品和节目的。
但是我们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逻辑和市场逻辑在起点和追求目标上并非同一套逻辑。文化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文价值和精神创造，智慧探求和人生情趣；市场经济这驾马车却是以经济利益驱动的，它既深又广地将文化产品商品化了。因此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生产存在着“两只手”一一一只手是经济利益驱动，另一只手是人文价值提升。只用前一只手“化”而无“文”，只用后一只手则是“文”而难“化”。我们力求寻找到这两只手的最佳合力，才能在艺术与市场的结合上、人文与娱乐的协调上探索出规律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