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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媒对科学的误读

作者:陈力丹


    现在传媒对科学的报道在整个报道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例如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2001年公布的美国公众评选出的“20世纪世界100条重大新闻”中,科学新闻占了37条,比重例相当高。原因在于最近100年来,生活中的科学因素激增,人们对科学的关注近年也呈上升趋势。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相对较低,但近年也呈上升趋势,1996年全国第三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只占被调查者的0.3%,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的调查中已经上升到1.4%。虽然不令人满意,但上升速度是很快的。根据新华社2001年10月的报道,除了正规教育渠道外,我国科学信息的传播渠道中,有82.8%的受众通过电视、52.1%的受众通过报刊获得。最近两年的网络传播发展极为迅速,估计从网络获知科学信息的比例会陡然加大。

这种情形对于科学界来说,本是好事情。但是,随着传媒对科学报道数量的加大,报道中出现差误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伪科学的报道也经常见诸媒体,甚至一度甚嚣尘上。这些问题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传媒对科学报道的误读,有的属于传媒界与科学界的自然差异造成的,一定程度上难以完全避免;也有记者缺乏科学素养的问题,还有利益驱动和不遵循职业道德规范的问题。

   一、传媒界与科学界的不同话语体系

  大众传媒的职业特征可以概括为四点:1、追求异常的、轰动的新闻,以及与人们生活和利益切身相关的信息;2、新闻报道要求在第一时间迅速完成;3、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4、新闻事实是指记者所见、所闻、采访所得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即可能所报道的不是真实的事实),一般难以进入事物的内部和使用不同领域的专业语言。

  而科学的话语也有其特征,1、它是一种严谨的必须消除歧义的体系,通过定义、概念、符号、公式等来精确化对象;2、科学理论本身具有层次性,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之分,不同学科间也存在显著的话语表达差异;3、科学的体系永远处于成长的过程中,它不断地通过“假设-排除”来推动自身的发展;4、对每一项研究方法和对成果的评价,由于各种原因,会很不相同。

  即使记者一方有一定的科学素养,采访作风扎实,报道科学也会发生误读,但可能出现的差错不是最紧要的。这是因为:1、传媒界对科学事实的选择自然偏重于轰动性和影响力,那么很可能发明一种营养液要比发现一种基本粒子更有新闻价值。2、科学的结论往往是不确定的和有许多附加条件的,但是新闻则要求被报道的内容是肯定(精确)和及时的,是就是,非就非。3、用叙述性和形象性为特征的新闻语言来转化科学术语,注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记者与科学家之间充分的协商,作为主动方的记者有必要形成一套报道科学新闻的程序,报道中使用的大众化概念,需要经过当事科学家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可有时对他们来说很无奈)。另外,还需要传媒建立新闻报道的“更正与答辩”机制,能够保证科学报道以这种经常的更正与答辩的方式延伸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还需要说明一点,有些科学问题是很难用普通的话语表达的,报道者在使用一些科普小故事时,要尽可能与当事的科学家或在行专家核实,这方面闹出的笑话已经不少,而且更正起来很难,有时错误的理解多少年也纠正不过来。例如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讲,有人一定要爱因斯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相对论,他灵机一动,对大家说,比如你同亲爱的人坐在火炉边过了五个小时,你会觉得只过了五分钟;反过来,你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热气逼人的火炉边,只过了五分钟,你会觉得过了五小时。这就是相对论。[1]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完全是对相对论的曲解。传播这个故事的人可能没有恶意,但反映了科学以外的人,在不自觉地乱用人文逻辑,而用人文逻辑解释科学,这也是传媒报道科学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已进入电子传媒时代,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接受外界信息的最大窗口。这样一来,专家们在面对无法按文化程度划分、男女老幼混杂的观众的时候,会更加感到用他们的生活语言叙说本学科的困难。人们在电视上期望没有什么知识复杂到无法解释给普通人听,各方面的权威只有当他显示出拥有“普通”知识时才能得到完全的尊重。而科学专家,往往只是某一领域知识的主体,在一般社会生活领域的知识也可能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传媒的记者应起到连接双方的桥梁、导线作用。如何将科学家的语言转换成大众语言,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转换过程中的信息扭曲和衰变,需要记者和科学家共同努力。 

  二、传媒从业人员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维问题

  目前我国传媒的记者正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在一线的记者大部分是近几年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他们的知识结构较老一辈合理,但浮躁的社会背景造就了知识的普遍浅薄。现在传媒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有的媒体记者的流动率每年达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对于维持较高水平的记者的科学素养很不利。从一些科学的报道的切入角度和主持人提问看,他们对于所采访的问题理解不够,令回答者,特别是坐在电视直播现场的专家很为难。其实,这里并非要求记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而是要求记者具有一般的科普知识,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并不算高的标准的传媒从业者,似乎很少。

  记者的科学素养,除了具有科普知识外,还表现在能够以理性思维把握科学与新闻报道的关系。因为许多看来有新闻价值的科学新闻,在科学上意义并不大,而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科学创造,往往难以引起普通人的兴趣。如何在尊重新闻价值的前提下,不过分炒作其实没多大科学价值的新闻,同时找寻适当的新闻由头,引发人们对真正科学创造的兴趣,这是报道科学的新闻记者的基本功。

  这里需要强调记者的科学理性,即使知识不多,但是对于一些问题应该有常人的判断。可是,一旦发现奇特的关于科学的新闻源,我们的不少记者头脑发昏到丧失了常人的理性。《新闻记者》杂志评选的2001年中国十大假新闻中,有一条假科学新闻,即北京青年报发表的关于换头术的新闻。其实该报已经是第三次发表这类新闻了。1998年该报在“前沿新知”版头条发表新闻《换头术:我是谁?》,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前苏联换头术技术,到伊丽莎白.泰勒预付3.5万美金要求在她死亡之时割下其头颅冷冻,然后是瑞士成功地将一男性头颅接在一女性身躯上成活的最新消息,宣称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光辉一页。《作家文摘》转载后传遍全国,当时没有看到一篇揭露其假的文章,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那年的“科普文选”第三期,头条要目便是《震惊世界的换头术》。1999年,北京青年报的“前沿新知”,又用一个整版的图文,报道该报一年半前就报道过的“新闻”:《伊丽莎白.泰勒大脑移植已交定金》。2001年该报又发表了美国医生怀特换头手术成功的消息。这样的事情,用生活经验想想其可能性,再想想为什么主流传媒均无报道,就可以判断是胡说八道。

  但是,在揭露了这些假新闻之后,《新闻记者》评选的2002年中国十大假新闻中,假科学新闻上升到了三条:《生活时报》发表“微波炉是恐怖凶手”的假新闻、《江南时报》发表“地球只剩50年”的假新闻、新浪网发表“千年木乃伊出土后怀孕”的假新闻。第一条新闻只要通过简单的调查就可以即刻否定。第二条只要具有地球地质的常识(我小学时读的《十万个为什么》中就有)就能够即刻否定,第三条恐怕最没知识的成年人也不会相信,当事的传媒工作者的智力可能一时回到了幼儿时代。然而,仍有一些传媒转载了这条新闻。

  近些年来,我们的传媒炒作了很多伪科学新闻,从较早的耳朵认字、特异功能,到永动机、水变油、邱氏鼠药,还有每隔几年总要重现的某人已解决哥德巴赫猜想(“1+1”)的报道,即使最初真的出于科学探索的目的,到后来也变成了迎合“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社会心理,与“倡导科学”无关了。

  记者的科学素质加理性思维,是保障科学新闻少出差错的基本条件。遇到以下情形时,做记者的要特别小心:1、当问题属于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领域;2、当问题处于科学探索的困惑时期;3、当问题面对随机性和复杂的因果关系之时;4、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而现实尚不能完全实现的地方。如果有人突然宣布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某一点,一下子解决了问题,提供的新闻事实越精彩、故事的矛盾冲突越集中、越有高度的情感或趣味,就越要冷静地考察新闻源。

科学研究本身是无国界的,基础理论研究代表着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水平,应用研究本质上也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但如果用科学新闻为政治或民族意识服务的观念指导科学新闻的选择与写作,就可能又多了一分对科学的误读。一些为了证明形势大好的关于科学的新闻,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往往抓不住问题的症结,传媒因此也无法发挥这方面的舆论监督作用。例如sars流行时期,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在传媒上获悉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发现了病原体、发明了迅速检验或治疗该病的方法,而这些被报道的东西,后来绝大多数没有了下文。现在我们才多少知道,中国关于sars的科研本来可以在世界领先的,但是现行国内条块分割的科研体制和对国外资料所有权保护意识的薄弱,造成了我国这方面的科研全面败北。[2]这一真实的情况,直到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

   三,传媒的利益驱动和不遵循职业规范的问题

  现在的传媒已经不再单纯是党政权力的一个具体部门了,绝大多数的传媒同时也是一个个的利益单元,激烈的传媒竞争使得传媒在报道科学新闻时,对新闻的科学性看得很轻,重视的是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进而得到广告商的青睐。于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充分借助传媒对利益的驱动,制造了许多被传媒误读的伪科学新闻。例如2001年的所谓“核酸营养”的报道,便是典型的一例。

  核酸是一类携带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本身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可言。曾有人炮制出所谓“核酸营养”与“核酸疗法”欺骗世人,早在80年代就被美国法院多次判其为商业骗局。然而,中国的一些利益集团于2001年在国内再次制造了核酸营养的骗局,一时这类报道和广告在我国的传媒上铺天盖地。这样一种明显的骗局,竟需要举行两次听证会和卫生部干预,才最终收场,反映了我国传媒和公众科学素养较为底下的现状。多数传媒为这场伪科学的骗局捧场,只有少数媒体揭露了事实的真相。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利益集团请出了一些著名科学家来证明其科学性,而那些肯定核酸营养的科学家们,并不是这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他们或碍于情面,或得到一些好处,说了一些无知的话。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自然科学从理解性知识越来越多地向工具性知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背后也越来越多地站着利益集团。传媒界在报道科学新闻时,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后果是可怕的,不仅危及自身,更对社会贻害无穷。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对科学家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应更清醒。科学专家是某个领域的权威和知识的主体,但一走出自己的领域,很可能是无知的主体。而电子传媒时代却要求他们成为全才,于是许多拥有专家头衔的受到尊敬的老人,被请到各个不同的场景下讲各种肯定性的话,他们被自己的专家头衔异化了。丹尼斯.贝尔说过:“在后工业社会,专家不仅仅意味着科学的力量,专家的地位将更近似于宗教中的法师。这种对于高科技力量,对于专家作用的宗教式拔高,将不利于公众作出明智的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现代迷信。”[3]核酸事件的报道,就传媒一方来说,反映了一种对各种权威的习惯性服从,在这个背景下,传媒放弃了追究真相的努力。

  这里并非贬低专家,而是说,我们的记者要访问到所报道领域的真正在行的专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以科学专家的名义发出的误读信息,危害性更大,因为人们相信专家。现在商家为传媒设置的新闻陷阱很多,包括以科学的名义设置的陷阱,我们的传媒即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应时刻防范这类陷阱。

  现在关于生活常识的话题成为传媒的一个亮点,这类报道本来应该是科学普及的最好场所,但是我们的传媒报道太随意,抄来抄去,经常使简单的科学常识被扭曲,实在辱没传媒的声誉,以致“报纸上说的”、“电视上说的”成了不可信的代名词。2002年十大假新闻之一“微波炉是恐怖杀手”,通过一篇报纸短文讲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科学”道理,随后在全国600多家媒体转载,造成我国微波炉产业陷入困境。其实谣言起于美国的一家跨国公司,我们的媒体被人家当枪使了。同类的以科学的名义传播的伪科学新闻,不盛枚举,例如“饮隔夜茶容易得癌症”、“甜菊糖有害”、“铝制品盛食物会得老年痴呆”等等,都没有科学依据。

  从职业规范的角度,传媒对科学的许多误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采访不到位,满足于一知半解而不核对事实,是造成出现许多具体差错的基本原因。这其实就是传媒从业人员对工作玩忽职守的一种表现,只是太常见,已经见怪不怪了。例如关于地图出版业的新闻,仅涉及皮毛的地图学知识,但据我国一位地图专家说,他看到的中央某大报海外版近几年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差不多每条都存在叙述不准确的问题。其实只要多问几句,或将稿子请当事的专家看一遍,就可以避免这类差错。可是至今在科学新闻的采访和写作(制作),各传媒大多没有形成一套保障科学新闻真实的制度。如果具体的制度一时难以完善,那么把请当事专家审阅作为惯例,还是容易实行的。电视新闻和专题片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发现问题时,已经播出了,当事的专家很无奈。

  虽然在不少具体的科学报道方面,我们的传媒出现了问题,但是许多伪科学新闻和传媒对科学的误读,就是传媒界自己揭露出来和自己纠正的。一些媒体和其记者很有科学素养和理性,以大无畏的气概履行了传媒界的社会职责,只是他们在许多较大的伪科学报道事件中似乎并不是多数。这种怪现象值得研究。如果把近些年传媒界关于科学新闻报道方面的一些事件作为分析对象,了解一下特意功能、水变油、基因皇后、核酸营养等等报道中那些正面和反面的当事人,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或能够发现问题,或热衷于报道伪科学,将很有意义。这个课题对于减少传媒对科学的误读,也许能够摸索出一些规律性东西,提出一些可操作的防范办法。

注释:
[1]苗振亚《又见这个小故事》,《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9日。
[2]李苑立《中国非典科研为何败北》,《中国经营报》2003年6月9日。
[3]斯特尔《知识社会》第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这是作者在2003年7月12日日“灾难与科普高层论坛”上的演讲稿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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