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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答辩——一个被忽视的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

作者:陈力丹


    2003630日,《北京青年报》A叠第二版出现一个加框的小栏目“本报更正”,对该报628日和29日消息中出现的差错提出更正,并为此向读者致歉。同时,该栏目还告诉读者与之联系的E-mail地址。这个不起眼的栏目,至少反映了该报的编者又新添了一分新闻工作的职业意识,令人感到欣慰。71日,该报发表消息《性骚扰案起诉理由与性无关》,纠正了此前北京众媒体炒作的“北京性骚扰第一案”报道的差误(应是名誉权案),尽管该报此前关于此事的炒作也很卖力,但是发现出了岔子,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纠正,算是不错了。我希望其他媒体能够跟进,在新闻传播界形成一种经常性的主动纠正自己报道差误的工作惯例。

  这个小小栏目的设立,以及通过连续报道纠正此前报道的差误,在观念上涉及的是新闻法或新闻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更正与答辩权。我们现在较为重视公众的知晓权、提倡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去年以来,又开始有文章讨论隐匿权(为新闻来源保密的权利)问题。现在,出现了体现更正与答辩权意识的“本报更正”栏目。这样,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所涉及的所谓“四权”(知晓权、隐私权、隐匿权、更正与答辩权),在我们的新闻行业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意识,这是个进步。

  更正与答辩权的提出和完善过程

  更正与答辩权的提出,并非某个人的发明,而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与新闻报道的特点相适应一种人权的延伸。新闻报道需要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但是事实的发生、发展,以及人们对事实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而关于事实的报道,有可能在开始阶段出现差误,通常后续的报道应该自然而然地、不止一次地纠正以往报道中的差误,直到事实被完整地真实地揭示出来。就传媒与受众的关系而言,传媒负有向受众提供真实新闻的责任,既然新闻报道会出现这类难以避免的差误,相关人向传媒提出更正与答辩的要求,便成为一种自然的权利。传媒主动更正和让相关人答辩,亦成为传媒的职业道德规范之一。

  马克思1843年在主持《莱茵报》时,就论述过这种新闻报道事实的特点,将报纸的这一工作特点概括为“有机的报纸运动”。他写道:“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1]如果原来的报道基本准确,差错是具体的和微小的,不需要以后续报道的形式纠正,那么简单的更正便有可能形成媒体的一个小栏目。现在《纽约时报》几乎每天第二版都有一个名为“更正”的栏目,因为每天出版数百版的报纸,很难保证完全不出差错,那么对报道负责任,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主动刊登更正事项,这不仅不会对媒体造成损害,而且一定意义上倒是媒体信誉的一种象征。

  这种关于新闻报道更正的观念和做法,在19世纪末已经无形中得到新闻传播界的公认。中国清末的《大清报律》(1908年)第八条,即大体叙述了当时西方工业国家这方面的法律或传媒的职业规则:“报纸记载失实,经本人或关系人声明更正,或送登辨误书函,应即于次号照登。如辨误字数过原文二倍以上者,准照该报普通告白例,计字收费。更正及辨误书函,如措词有背法律或未书姓名住址者,毋庸照登。”[2]民国三年(1914年)的《报纸条例》第十二条的行文,以更清晰的白话文基本重复了《大清报律》第八条的内容。1937年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修正出版法》第十七条,基本重复了《报纸条例》第十二条的内容,并将更正与答辩的要求扩大到了期刊。[3]

  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新闻自由问题被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根据1946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由菲律宾代表罗慕洛提出的决议案,19483-4月,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在日内瓦举行,51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会议通过了“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该草案包括三个相互制约或有联系的公约:第一公约“国际新闻采访及传递公约”(美国代表团提出)、第二公约“国际新闻错误更正权公约”(法国代表团提出)、第三公约“新闻自由公约”(英国代表团提出)。更正与答辩权的概念,被提到与新闻自由的概念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

  第二公约草案前言部分谈到起草该公约的目的,其中一项是:“欲防止虚构曲解新闻之发表,或减少此种新闻之不良影响,则加强传播新闻之机构责任感,并促进新闻普遍流通,尤有必要。”该公约接着就更正与答辩的基本要义写道:“凡直接接受某一项新闻影响之一人士,于认为该项新闻系虚构或曲解,且为某新闻机关传出时,即赋予该人士等以发表等量之更正或答复之权,是为达到上述目的之有效方法,答复或更正权在大多数国家法律上已有规定”。[4]

  更正与答辩权的提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滥用新闻自由作出限制,一是保障新闻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在各国的新闻法,大多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例如1881年的法国新闻自由法第二章第二节、丹麦新闻法第九条和第十条、芬兰新闻自由法第二十五条、泰国新闻法第四十至第四十三条、塞内加尔新闻刊物和记者职业法第一篇第三章第三节、哥伦比亚新闻法第十九至第二十一条等等。[5]

  我们为什么缺少更正与答辩的意识

  我们的传媒缺少主动更正的意识,一定程度源于党报指导工作的性质。党报不是一般的报纸,在革命战争或地下斗争时期,党的报刊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党的精神和直接指导工作。列宁19143月在指导《真理报》时曾写道:“《真理报》的话就是法律,它的沉默会把工人弄糊涂,它的暧昧会使人感到困惑。”[6]他的本意并不是说党报的文字真的是法律,而是说,由于党报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它的话会被工人们认为像法律条文那样无误和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党报发表的文章和报道必须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对是非问题要明确表态,不能含糊不清,以免读者误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或引起思想上的茫然和行动上的犹豫。后来苏联的党报理论从字面上理解列宁的话,认为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是不应该出错的,出了差错也从不更正,以维护党报正确无误的理念。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传媒一度曾全面学习苏联的《真理报》,多少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传媒出现报道差错,很少更正;传媒1958年全面的浮夸报道和“文革”中对许多人的诬陷,不是通过当事的媒体更正和道歉解决的,而是由党中央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予以改正,因为传媒是作为党的一个部门犯的错误,其性质与一般的传媒出现的差错有所不同。

  现在我国的传媒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媒除了继续担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传媒,负有向受众及时报道新闻、监测环境和舆论监督的职责。传媒自身也是利益单元,不再单纯是党或政府的一个部门,需要营造良好的自身形象,取得品牌效应。传媒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需要独立承担责任。与国际间的交往也要求我们的传媒遵循共同的新闻职业规范,而更正与答辩,19世纪以来就逐渐成为各国传媒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之一,对此的忽视,既不利于传媒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与境外同行的交往、合作。

  最近十几年,我国新闻传播业急遽膨胀,传媒大整合,人员更新快,各传媒间竞争激烈,传媒每日每时在同社会互动,发生的矛盾突出也多起来。时效性是新闻报道本身固有的特征,新闻业的竞争造成“抢”新闻的节奏加快,加上记者编辑中新手较多,报道的差错率增多,假新闻也较往年增多。但是,与此新情况相适应的传媒主动更正的机制没有形成,除非有上级的具体指示或来自外部的较大压力,我们的媒体出现报道差错后,一般不做更正,更谈不上让相关人答辩了。如果有了更正与答辩的运作机制,很多这类传媒与社会的矛盾可以以正常的方式得到解决。现在的媒体要么不予理会,损害自身形象;要么被人家告到法院打新闻官司,不论输赢,双方或多方都将耗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如果传媒输了,最终还得更正或让对方答辩,无论如何是不合算的。我们现在的传媒不能再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作方式应对新的环境了,真实是传媒产品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公众作为传媒产品的消费者,亦会要求传媒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

  我们的传媒老总们需要改变过去传媒不能有错误的旧观念,新闻报道事实表现为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主动更正或让人家答辩不是丢脸的事,反映了新闻工作一方面的特点。当然,也不要以此为由,而不努力在减少报道差误方面下功夫。

  我国现行法规和行政规章已有完善的更正与答辩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媒管理逐渐步入法治轨道,尽管新闻法尚未出台,但是其他各种法律法规中关涉及新闻传播的条款,已能够解决多数新闻传播中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关于更正与答辩的要求,在现有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已有明确规定,而且行文与多数国家的新闻法的行文,以及国际通行的惯例,大体一致。

  1999年新闻出版署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共九条),其基本处理方式借鉴了各国现有新闻法规定的更正与答辩的程序。由于是行政规章性质的文件,所以最后的处理办法尚限于一些行政措施。该文件提到了诉诸民事诉讼,但不可能涉及具体步骤。[7]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将更正与答辩的要求上升到了国家法规级,该法规第二十八条规定:“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有关出版单位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8]这个行文与处理失实报道文件的第三条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现在我国新闻传播关于更正与答辩的问题,已经回到了法治的轨道上,在法规和行政规章方面基本是完备的(尚缺少电子传媒的更正与答辩的明确规范),问题在于我们传媒自身在观念上对此尚不重视,没有意识到这应该是一种新闻法的意识,同时也是新闻职业规范的要求。

  全国记协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1年制定,1994年和1997年两次修订)也有规定:“如有失实,应主动承担责任,及时更正。”[9]

  更正,是指新闻报道中具体事项的交代出现失实,相关人有权要求传媒作出更正,传媒自身也有责任在发现差错时主动更正。答辩(又译为答复),是指被新闻报道提及的相关人,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公正性或全面性进行答辩。这里面涉及许多具体的规范性要求,例如更正与答辩的时限、给予更正与答辩的篇幅和位置(对电子传媒来说是时间段)、编辑部不得拒绝或予以拒绝的各种情形、遭到拒绝后诉诸法律的程序等等。对于相关人,这是一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对于传媒和记者编辑,主动更正和允许相关人更正与答辩,则是遵循职业规范的问题。

  以上这些关于更正与答辩的具体事项,虽然法规和行政规章缺少更具体的规定,但是既然基本概念已经确立,许多新闻法的研究著作、文章和教材,对此便多有所论述。通过介绍各国新闻法和职业道德文件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至少在新闻传播学界和新闻院系的学生中,这些内容已经普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新闻传播业界普及这些必要的知识。与其空口说说更正与答辩权,不如多介绍一下实际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推介《北京青年报》在较显著位置设置的“本报更正”栏目,其意义超过了这个小小栏目设置本身。

  更正与答辩权引发的保障新闻真实的诸问题

  更正与答辩权是传媒的接受者行使的对传媒进行监督的一种权利,它似乎不像其他人权那样显著。但在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权利会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传媒发出有差误的信息,对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的机率越来越高;同时,人们的法治意识也在加强。在这种背景下,传媒即使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也不应对更正与答辩权掉以轻心。主动更正出现的报道差误,允许当事人适当答辩,可以大大减轻传媒承受的新闻官司的压力,这也是一旦涉身纠纷时所能采取的最有力的补救办法。从80年代至今,我国这类事例很多,许多传媒以这种方式避免了卷进新闻官司,或卷入官司因已采取主动更正与答辩的措施而减少自己付出的赔偿代价。因此,尊重受众的更正与答辩权,主动更正和让相关人答辩(有时答辩本身亦又成为一种新的新闻由头),是解决新闻活动中一些冲突的缓冲阀。

  但是,目前的更正与答辩权只能解决某一类新闻的失实,这类失实涉及到具体的相关人(或法人),他们可以以此作为确凿的理由向传媒提出更正或答辩的要求,直至起诉传媒。而处理这类新闻失实的主要问题,在于有法规和行政规章而执行不力。一些受到侵害的相关人因为考虑到起诉的成本而做罢,传媒自身又不主动更正,因而使得许多新闻报道中的差错被掩盖起来。而新闻作为历史记载的功能一旦发生作用,这种报道差误的潜在危害便会显现出来。

  如果新闻的失实没有涉及具体的相关人,广大受到虚假新闻欺骗的受众,其精神受到的损害,目前尚无法以相关人的身份向传媒提出更正或答辩的要求。受利益的驱动,这类虚假新闻近年呈上升趋势,情节曲折生动,“事实”的发生地和人物远离传媒发行或播出的地点,受众因接受这类新闻而悲伤或愤怒,付出了精神的消耗,最终从其他渠道得知事情子虚乌有。其实这种情形与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性质是一样的,有的受众以消费者的身份到消协或法院状告造假的作者和传媒,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接受,因为无法可依。结果,多数这类失实新闻的当事人因为无人告诉而逃避了处罚。《北京青年报》“本报更正”栏提供了联系的E-mail地址,意味着普通读者也可以作为该报新闻产品的消费者,向报纸提出更正的要求。这个思路无形中开辟了普通受众参与新闻报道更正与答辩的通道问题。

  当然,在学术界也有强调《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所写“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理解为包括不是失实新闻直接相关人的普通受众。[10]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缺乏司法部门的解释,通常不作这种理解。

  现在出现了一类自由撰稿人,他们没有原有体制的“单位”约束,也无政党身份,即使所写的新闻报道失实,很难予以处罚,因为现在的行政规章中规定的处罚项目,基本囿于单位和党员身份范围。造成新闻失实的这类当事人,现有规章无从处罚他们,这是目前一个解决新闻失实问题的法规和规章方面的空白点。

  因此,现在需要在更正与答辩问题上改进的方面包括三点:一,法律或法规要明确行使更正与答辩权的法律程序(行政程序已有)。二,由司法当局对现行法规的相关条文作出有法律效应的司法解释,明确不是相关人的普通受众拥有对新闻报道的差误提出更正或答辩的权利,直至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三,对较严重的新闻失实的当事人的处罚,除了原有的外,要考虑如何覆盖自由撰稿人等新一类的新闻报道的作者。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只能在行为上限制某些新闻侵权,这是行为的底线。现在传媒作为利益单元,对那些难以避免的报道过程中的差误,主动更正本身是对当事作者和传媒利益的一种自我保护,如果意识到了,做到尚不难。但仅仅出于这个目的,在遇到重大的报道失实,传媒也可能权衡利弊之后采取隐瞒的措施。而处处靠执行法规和行政规章来维护更正与答辩权的履行,在信息每日每时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涌来的情形下,难以做到。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更多地要仰仗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意识,以及对职业工作规范的熟悉。“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1],做错了事情,哪怕是无意中做错了,一声“对不起”还是应该说的。我们平常生活中对那些踩了自己的脚连一声“对不起”也懒得说的人极为讨厌,那么将心比心,我们写给数万公众的新闻如果出现差错,不应该向公众道个歉吗?《北京青年报》“本报更正”中那两句向读者道歉的话,不就是诸如生活的一句“对不起”吗?这是一种起码的社会道德行为。对当事的记者编辑来说,主动更正不仅是职业规范要求,也是做人的起码道德要求。有了这个道德底线,各媒体主动更正与答辩才有可能形成工作惯例。如果更正与答辩仅作为上级下达的形式主义任务,这事情肯定过不了多久又会黄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11页(译文有改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第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1年版。
 
[3]参见上书第1118页。
 
[4]同上书,第32-33页。
 
[5]参见上书第132-133页;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第55-56页、96-97页、179-180页、193-194页、20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6]《列宁全集》第二版4643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参见《报纸出版工作法律法规选编》第229-23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8]同上书,第108页。
 
[9]《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7年修订),《新闻出版报》1997127日。
 
[10]宋小卫《媒介消费保障研究报告》第二部分第10页,课题鉴定稿(2003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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