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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还相信新经济?

作者:沈懿、冯弘


    两年前,“新经济”还是全球瞩目的新世纪贵宠。一批身着棉布衬衫、脚登牛仔裤、吃美式汉堡、眼神迷离的年轻CEO,一夜之间似乎替代了老牌而老派的领带族老土,俨然成了一个新时代的代言人。他们头顶“数字英雄”、“财富神话”的桂冠,以摧枯拉朽之势Paste(粘贴)、Update(更新)着娱乐明星似的头条新闻。在新经济高峰期创造的一系列神话中,没有哪一个如“新贵”神话来得如此神速,如此“眼球”经济——何谓新贵,“新经济之贵人”也。 

    自然,高调的、主流的媒体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新闻与炒作在新经济时代似乎找到了最廉价的结合——谁都能上媒体,谁又都在做媒体。理由很简单,在一个崇尚无纸的时代,当传播的介质不再值钱,语言的价值也势必大幅贬值。只有洛阳纸贵的年代,才能缔造出“一句顶一万句”的中华遗产。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新经济的价值,君不见,高调的媒体、高调的经济学家纷纷将之奉为全球经济的“永动机”——新经济是魔方,是奇迹,是财富的重新洗牌。能说的都说了,连不能说的都说了。真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且是财富的年轮!跟风是媒体的本能,更何况人类脆弱的神经怎么拒绝得了日日攀升的牛市大转盘的刺激?毕竟,那是一个全球疯狂的时代,是财富与科技诱发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次大发作——财富欲、虚荣心、贪婪狂,谁能拒绝利令智昏的诱惑?至少,我是拒绝不了。
    终于有一天,股市跌了,英雄倒了,牛皮破了,人心也碎了。新经济的一大后遗症,在我看来莫过于当一个人习惯了一夜暴富的幻觉,习惯了将一元钱的东西卖出一百元的价钱,他如何学会接受与忍受别的生存方式。正如某个失意的网络CEO所言,利润在200%以下的生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今天,一个痛苦的调整期已经开始。曾经被奉为美国式光荣与梦想的企业“新贵”中,先是业绩危机,再是丑闻缠身,最后竟有听证与入狱。放眼全球,新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缩水,信用扫地,加之精神创伤——我们还能寄希望于什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如果说我们曾经如此迷信过新经济,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还能相信它?抑或我们也只能和势利的风投们一样——“闻新而恐”?

新经济何“新”之有?


    “新经济”从其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注定了调皮与爱惹事的基因。首先是它的身份——到底什么是“新经济”,学术界对此的争执至今没有共识。

    最早提出 “新经济”这个名词的,是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底的一篇文章。该文中的“新经济”,指的是美国经济从90年代开始,在高科技和全球化基础上出现的“一高二低”的一种经济状态——即长达十年左右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经济繁荣。由于这种繁荣现象打破了传统经济中“失业与通胀反向相关”的“菲利浦斯曲线”,因而被冠之以“新经济”现象。

    但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对“新经济”一说向来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美国经济中目前呈现的这一“新”变化仅仅是由暂时因素促成的,并非是一种根本性、基础层面的变化,经济周期仍会反复出现。所谓新经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觉。

    那么到底有没有新经济?新经济又何新之有?今天我们将以反思的角度来审视之。

    新经济之“新”,根源还在于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结合所带来的信息领域的全新革命。“同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不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的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虽然其影响所及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但它是通过改变人类信息的传输、储存方式来实现的”(张锋,《聚焦新经济:第一章——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简言之,新经济的核心在于IT与通信技术引发的信息流革命,信息的传输速度、信息的交换方式、信息的交流效率有了全新的改变,从而导致信息成本大大下降。

    根据经典的劳动生产率理论,提高生产率的基本途径之一是资本深化,企业中人均资本越多,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IT投资有这方面的功能,但作用远不止此。IT资本与其它资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技术”,更关键的是一种“协调技术”(Coordination Technology),它能极大地降低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从而对企业的商业流程和组织形式产生本质影响,电子商务、虚拟公司、信息高速公路、全球团队,这是其它资本所无法替代的。看看DELL模式,彻头彻尾就是这场信息流革命的代表。除了把信息流成功运用到极致,DELL其他方面可谓无新可言,甚至一无所有。

    那么,新经济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多少实际效益?罗伯特-索罗曾有一句名言“计算机无处不在,除了在生产率的统计口径上”(1987),这是90年代前期对新经济质疑最大的地方,但是进入2002年后这种质疑开始有了答案。最近2002年8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CRITO研究中心分布的“信息技术与经济绩效:企业与国家层面”一文的计量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对于企业生产力提高确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用于信息技术的投资边际产出比其它投资要高很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IT投资的高风险,IT使用中难以衡量的调整成本,IT投资容易被模仿而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使IT投资维持了其他投资更大的边际收益;另外,IT投资在资本深化的同时,还起到了与企业研发类似的作用:使企业能以相同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简单地说,IT的投入具有滚雪球效应,现在投入越多,以后投资的回报就越高。

    CRITO的计量结果还表明,新经济对于各个国家、各类行业与企业的影响差异很大。首先,发展中国家IT的回报远不如发达国家突出,理由很简单,如果雇佣十个人处理信息比买一台电脑还便宜,电脑的效益肯定大打折扣;第二,信息经济在传统领域的投资收益比纯粹的新企业明显,象麦当劳、GE这样有现成供应链的企业,随着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企业成本也大幅度降低。 第三,企业的“组织资本”与IT应用效果的关系极为密切。“组织资本”涵盖一系列的管理实践,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企业决策的集中程度。越是决策分散化(decentralized)、信息参与决策程度越高的企业,IT往往使之如虎添翼;而对于那些决策集权程度很高(centralized)的企业,IT的运用甚至可能带来效率的损失。

    上述结果表明,新经济决不是空中楼阁,很多企业的生产效益因为信息技术而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这种现象即使回溯到80年代甚至更早——即在新经济大潮之前,信息经济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了,只是不为人所知。90年代IT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使得IT投入成本骤降,IT投资开始流行,IT制造业内的技术革新由此溢出到IT应用行业,引发整个社会的网络效应。而IT作为一种“合作技术”的功能,在成本进入大多数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后,开始逐渐显现。但是,正如CRITO研究显示的,为什么新经济这么多年来在企业财务报表的利润率上,在企业赢利能力方面没有呈现直接的影响,甚至相关度很低呢?

    这可能有几种解释:首先,新经济企业初始成本高,前期成本大量花费在NETWORK的建立上。越是标准化、越是通用性强的市场进入壁垒越高,最后市场上生存下来的只能是一到二家大企业;其次,IT投入最后带来的往往是消费者福利的大幅上升,而并非生产者利润,这是与传统经济很大的不同。新经济中大量的消费者让利,也使得绝大部分利润空间被消费者拿去。所以,赢利能力不足往往是很多企业家望“新”而逃或犹豫不决的原因——无论吹得天花乱坠,利润终究还是企业追逐的根本。

    难道对于企业来说,新经济真是一个囚徒困境?一方面,新经济不能不用,落后就要挨打;另一方面,简单而易模仿的投入只会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而无利可图?

    回顾新经济的发展历程,最大的教训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经济神话,所谓的神话不过是人为迷信的产物。对于新经济,我们必须以平常心待之,尤其对于企业家——只要支配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没变,衡量经济规律的基本指标没变,经济生活中对投入产出与资本回报的依赖性就不会改变。从这一点来说,新经济无“新”可言。所谓的眼球经济,免费午餐,只不过是将消费者的眼球聚焦放长为今后市场实现的前奏。一旦不能找到市场切入点把眼球变成经济,眼球背后的经济规律立刻呈现出狰狞与无情的面孔——无论对新贵,还是旧僚。理性的不足可能会使人们对企业的判断出现偏差,但是只要衡量与判断的标准没有改变,新经济企业仍然无法摆脱“看不见的手”和“用脚投票”的命运。

    当年铁路的发明造就了一批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家——那就是铁路两边的农场主。今天新经济中最能赚钱的还是铁轨旁的“农场主”——DELL、Amazon和e-Bay。DELL说到底就是一个制造商,Amazon最早是书商起家,至于e-Bay则完全模仿了拍卖商的模式。所以,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新技术,而是因为从新技术的运用出发改造了传统价值链,从而塑造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他们的成功是老农场主在一个世纪后的新翻版而已。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新经济内部具备的网络效应很难通过现有的计量指标和统计方法来衡量,但是只要企业能在新经济中找准位置,随着整个经济网络日趋完整,新经济不会再收获失望。尽管以硅谷为代表的一大批网络创业企业表现不佳,但是必须承认,今天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的还是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在技术上、商业实践上、与竞争规则上不断创新的企业。


责编:青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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