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陈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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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著作权判例要点及评析

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陈锦川


  北京市法院处理的著作权案件有三个特点,一是每年受理的案件数量在全国占有较高比例;二是在所有类型知识产权案件中占较大比例,约50%;三是案件种类全、类型新。作为北京市范围内最高审级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要审理二审案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终审法院的角色,其判决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负有监督、指导所辖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因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中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在裁判文书中所表达的意见,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及时总结、整理其判例,归纳其法律意见,对于著作权司法实务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2002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99件,其中一审1件,二审98件;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95件,其中一审2件,二审93件。在这些案件的裁判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与著作权法有关的一系列法律及实务问题表达了意见。

  1、仅持有《期刊出版社许可证》的编辑部、杂志社不属于"其他组织"
  1990年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单位,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把"非法人单位"改为"其他组织"。但对何为其他组织,著作权法没有解释。
  《调研世界》杂志社、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编辑部等17个原告诉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侵犯编辑作品著作权和版式专用权案即提出这一问题。17个原告均非法人,其所编辑的刊物均有主办单位,其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期刊出版社许可证》。原告主张,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社许可证》不仅是期刊的合法性凭证,更是出版单位的合法证明;《出版管理条例》还规定,主办单位出版期刊,不设立期刊社的,其设立的期刊编辑部视为出版单位。因此,其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作为"其他组织"享有著作权并有诉讼主体资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二审裁定中认为:原告为证明其主体资格所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期刊出版社许可证》仅为其主办单位获得国家新闻行政管理机关许可其主办相关刊物的资格证明,不能证明原告是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其他组织(注1) 。因此,北京市人民高级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主张。
  2001年著作权法把"非法人单位"改为"其他组织",这并非仅仅是几个字的变化,而主要是使著作权法规定与相关的民事法律相适应,使著作权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相一致,使只有具备"人"的资格的人才能成为著作权主体。1991年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把"非法人单位"分为两种,一是经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二是组成法人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就后者,在民法上,其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因此不是民事关系的主体,把"非法人单位"改为"其他组织",正是排除了这部分"人"的民事主体资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因此,作为其他组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合法成立;2)有组织机构;3)有独立的财产。显然,本案上述原告并不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他们没有基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客观上根本无法行使权利,更不能承担民事上实体的、诉讼的义务。

  2、仅有管理作品财产权权利的集体管理组织无权要求侵权人赔礼道歉
  根据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但是,仅被授权管理著作财产权的集体管理组织在为权利人主张著作财产权时能否要求侵权人承担针对人身权利的民事责任?
  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中,音乐著作权协会与有关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签订合同,由著作权人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录制发行权以信托的方式委托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音乐著作权协会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被告使用了其中的音乐作品制作成了MP3制品,但没有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使用费。音乐著作权协会起诉要求被告支付作品使用费,向其公开赔礼道歉。一审法院支持了音乐著作权协会要求被告支付作品使用费的主张,但对赔礼道歉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授权原告以信托的方式管理的仅为著作权中的部分财产权,在被告已对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原告的主张不应支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对这一问题的判决(注2) 。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形式;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2001年著作权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有一种观点,即一旦构成侵权,不论侵犯的是什么权,不论侵权的具体情况如何,侵权人均应承担上述责任,这是误解。应当明确,我国法律对侵权的民事责任虽然采取统一规定的形式,但是不同的民事责任方式应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即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与侵权行为具有对应性,侵犯财产权的侵权行为,一般应承担财产性质的侵权责任;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一般应承担人身性质的民事责任。具体地说,停止侵害适用于各种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赔偿损失不仅适用于侵害财产,也适用于侵害身体和人格;而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一般而言,适用于侵害公民的人格权及法人名誉、名称权的侵权行为。因此,侵犯著作权的,如果仅侵犯著作财产权,一般承担的只能是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仅侵犯著作人身权的,一般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责任,但造成财产损失的,可同时赔偿损失。就本案而言,被告使用原告管理的作品,未支付使用费,侵犯的是财产权,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即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属于侵犯人身权的赔礼道歉的责任超出了被告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其次,原告只具有管理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录制发行权等财产权的权利,没有维护著作权人人身权的权利,因此,即使本案被告的行为同时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原告也无权就此提起诉讼。

  3、在民间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产生的作品,不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1990年著作权法、2001年著作权法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依据这一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不按照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当然是否受法律保护、如何保护则值得探讨)。那么,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再行创作能否产生作品、是否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11月、2002年11月审结的郭宪诉国家邮政局,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犯剪纸作品著作权案中给了明确的说法。
  2001年6月,白秀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两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其采用民间传统剪纸形式创作的蛇年生肖设计图案作为邮票,侵犯了她的著作权。被告辩称,剪纸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民间美术形式,不属于(1990年)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一般作品,而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案审理不应适用著作权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的剪纸图案,是原告运用我国民间传统剪纸技艺,将其对生活、艺术及民间美学的理解,通过创作的剪纸图案表达出来,具有独创性,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为民间世代相传的、长期演变、没有特定作者,通过民间流传而逐渐形成的带有地域色彩、反映某一社会群体文学艺术特性的作品,本案剪纸是原告运用民间剪纸技法创作完成的,不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注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进一步指出:该剪纸作品虽然采用了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中"剪纸"的表现形式,但其并非对既有同类题材作品的简单照搬或模仿,而是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念,表现了独特意象空间,是借鉴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来的新的作品,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注4) 。
  从本质上讲,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因此,只要是作者付出创造性劳动、经过独立构思创作产生而非模仿、抄袭出来的作品,自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对剪纸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也应依此判断。但在评价剪纸的作品性时,需要区别三个概念:剪纸技法、传统剪纸与利用已有剪纸形式再创作。剪纸技法是创作剪纸的一种手艺、方法,其非著作权法保护对象自不待言。剪纸艺术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剪纸艺术的世代相传,剪纸艺术逐渐按地域演变成不同的表现风格,各地的剪纸都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反映一定地域的文化特点,不少剪纸也都有了固定的图案、字样等,如双喜字,这当然属于传统剪纸,可归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但在已有传统剪纸、传统题材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的剪纸技法,利用剪纸形式,以作者特有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体现了作者的风格的,则应属于新的作品。

  4、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有关技术标准是有关部门在生产、建设等过程中需遵守的规范。这些标准是否可受著作权法保护,存在着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性标准既然是施工过程中需遵守的规范,就具有类似法律、法规性质,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北京市法院没有接受这种观点,而是认为,具有独创性的推荐性标准应受保护。
  我国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的研究编制、推广应用一直由原告中国建筑研究所组织实施。原告根据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组织设计、科研和施工等单位的专家编制工程建设构配件与制品、建筑物、构筑物、工程设施和新材料推广适用所编制的通用设计文件。2000年,河南华夏计算技术研究所制作、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1套电子宝典,该宝典中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水、电、暖、通图集完全照搬了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设计图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权利的标准是建设部批准颁发的具有技术指导性的标准设计,是推荐性的标准。这些建筑设计标准设计虽由国家行政机关以文件的形式颁布,但不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所规定的内容,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注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这一判决。
  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本。原因在于,这些文件虽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独创性,都属于作品,但是为了方便其传播,从而实现国家的职能,有必要将其排除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列。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标准化管理机关组织制订的国家标准都属于官方文件的性质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或者应该如何保护呢?这就需要区分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属于自愿采用的技术性规范,并不具有法规性质,因此如果推荐性标准在制订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因而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的,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的强制性标准,要求在生产、施工中必须执行,并受标准化管理机关监督实施,这些标准则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自不能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应指出,通常来说,为了保证这些标准的正确发布实施,标准化管理机关一般会依职权将这些标准的出版权授予某一部门或出版社,这是一种对出版资格的确认,它排除了其他单位、部门的出版资格,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一种出版经营权利的独占许可。他人出版这些强制性标准,虽然不侵犯著作权,但会侵害独占的出版经营权。

  5、外国人的具有独创性的玩具积木块可以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瑞士的英特莱格公司是乐高玩具积木块的所有者。1999年,英特莱格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指控可高(天津)玩具有限公司制造的可高玩具侵犯了其对乐高玩具积木块作为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可高(天津)玩具有限公司不同意原告的主张,反驳称,原告的积木块不是实用艺术作品。因为,实用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是指该产品可以独立完整存在、具有直接终极的实用性,而原告的积木块仅仅是构成玩具的零部件;此外,原告主张权利的积木块也不具有艺术性。其次,中国著作权法没有对实用艺术作品提供著作权法保护,实践中此类作品是作为外观设计专利受专利法保护,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法律对实用艺术作品提供著作权和专利权的双重保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支持了英特莱格公司的主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指出:瑞士和中国均为《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成员国,依该公约第二条规定,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实用艺术作品,故中国对起源于《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成员国国民的实用艺术作品负有保护义务。英特莱格公司主张权利的53种玩具积木块中的50种具有独创性和艺术性,符合实用艺术作品的构成条件,应受法律保护。可高(天津)玩具有限公司的部分产品与原告的50种玩具积木块实质性相似,构成侵权(注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并针对被告的辩护进一步指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法律对于外国人的实用艺术作品排斥著作权和专利权的双重保护。英特莱格公司就其实用艺术作品虽然申请了中国外观设计专利,但并不妨碍其同时或继续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注7) 。
  1990年的著作权法没有关于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仅规定了美术作品。美术作品分为纯美术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的《版权和邻接权法律词汇》对实用艺术作品的定义是:具有实际用途的艺术作品,无论这件作品是手工艺品还是工业生产的产品。根据此定义,只有同时具备了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的特征,才属于实用艺术作品。本案英特莱格公司主张权利的玩具积木块,基本上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特征。
  对我国著作权法是否保护中国人的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理论上存在争论,但司法实践中有保护的例子。在胡三三诉裘海索、中国美术馆侵犯"服装作品"著作权一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即认定,本案当事人利用造型、色彩、面料、工艺等设计元素独立设计的服装,从其艺术造型、结构及色彩等外在形态看,均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表现出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现代美感,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美术作品(注8) 。对外国人的实用艺术作品给予保护,则为我国法律所明确规定。《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实用艺术作品。第二条第七款规定,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由各国自定,如果不给予工业产权保护,则至少要给予著作权保护。1992年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

责编: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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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条件下的著作权审判的基础
陈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