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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二度编码论
——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作者:麻争旗


    翻开传播学的一般论著不难找到关于符号传播的基本原理,包括各种编解码图式。但是套用已有的理论还不能说明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问题,因为符号传播的普遍公式是以"你知我知"的同一符号系统为前提,而跨文化传播的根本使命是要打破语言的阁膜。媒介跨文化传播的关键也正在这里[1]。 如果我们运用符号传播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大众媒介的文本读解过程,则可找到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本质规律性。

    一、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与规律
  1.符号传播的一般原理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人是符号的动物,世界是人造的符号世界。人创造并使用符号进行交流传播,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符号互动,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所谓符号,就是用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人之所以异于动物,是在于人具有符号化能力,即能用语言符号进行概念化思维。人创造语言及各种非语言符号用以象征意义来进行沟通交流。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它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最重要的工具。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解码。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把意义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意义。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往复地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显然,决定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是符号——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2] 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产物,是社会习得,代表的是经验、传统,因而必须为社会所共有。但符号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人们是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那无限的世界、无限的意义。这就不能不造成理解的不确定性。语言本身的线性品质使之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偏面而排斥其他方面。[3] 正如常言所说,小说说不尽人间故事,诗歌道不尽人世情怀。"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4] 从另一个方面看,代码、语境和意义是一个事件的不同方面,相同的代码由于语境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5] 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便是符号传播的一般原理。那么,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
  2.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
  大众传媒首当其冲的,便是电视。被学术界称之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之理论大师的霍尔(Stuart Hall)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和流通原理,提出了关于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学说。他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条件。[6]
  第一阶段是"制码"--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加工者对世界的看法,如世界观、意识形态等。这里的关键因素是代码(code),它是解读符号和话语之前预设的,已经存在于加工者脑海之中,就像作为语言代码的语法。句子要产生意义靠的是语法,电视话语"意义"的产生则靠的是代码系统。
  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即"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由于图像话语将三维世界转换成二维平面,它自然就不可能成为它所指的对象或概念,而且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又不断地由语言或通过语言来表达,所以,意义并非完全由文化代码预设,意义在系统中是由接受代码决定的,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跟所给事实不一定符合,观众完全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思,而且各人得到的意义也并不相同。这就是电视文本的多义性。
  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如观众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观众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原始事件,而是加工过的"译本"。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能够被"解码"成新话语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被"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首先产生于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
  霍尔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一是"支配-霸权立场",观众的解码立场跟电视制作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是大多数观众的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传受双方处于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三是"对立码"立场,观众能看出电视话语的"制码",但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立场。
  "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被传送后并不等于被接受。传者的解释并不等于接受者的解释。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有关民族志观众的研究从经验层面为"霍尔模式"提供了论证。[7]
  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电视播出什么样的节目,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换句话说,中国引进许多美国的娱乐节目,但广大观众未必接受美国人的观念。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引进节目一般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和加工(包括译制),观众看到的已经是"几度过滤"的精华,应该说基本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以上分析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为前提,大家都用同样的语言体系,有人称之为语内交流。对不同的语言体系来说,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那么,媒介传播是如何克服语言差异的?
     3.跨越语言障碍:翻译
  如前文所述,传播学的一般原理未能解决语言障碍的根本问题。麦克卢汉却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推想:"今天,计算机展示了瞬间将一种代码和语言翻译成任何其他代码或语言的前景"。[8] 作为译制工作者理应为之惊喜,因为千百年来,无数的翻译家为了文化间的沟通而呕心沥血,其工作之艰辛往往令人生畏。计算机作为"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有如此神力,大可让译制人员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可惜这个理想至今仍遥不可及。早在50年代,美国投巨资研制机器翻译系统,数年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电脑专家不断研制"文曲星"、"快译通"之类的翻译器,结果非旦没有取代翻译,实际从事翻译的人数却逐年成倍地增加,仅2001年北京注册的翻译公司就有109家。正是这群默默无闻的人们以不屈不挠的劳动谱写着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真实篇章。而麦克卢汉对翻译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关爱:一方面他幻想着"机器取代论",同时又企盼"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似乎不是翻译,而是绕开语言去支持一种普遍的寰宇意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的"无言语状况"。[9]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些学者忽视了制约跨文化传播的关键要素:语言差异。答案在哪里?答案正是麦氏欲以取代或绕开的翻译。翻译是中介,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是跨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那么,翻译是如何参与符号传播过程的?
  4.翻译二度编码论
  如前文所述,在同一语言系统下,符号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
  如果甲、乙双方分处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上述过程就无法实现。这时,翻译便站在甲乙之间,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身份:先是作为甲的受者,对甲传来的符号进行解码,这就是理解。然后又作为乙的传者,把从甲那里理解了的意义进行编码,编成乙可以接受、理解的符号,传给乙,这就是表达。可见,翻译的劳动不是简单的转换,即如字典里所说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翻译的活计相当于甲乙工作的总和:先和甲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共同完成一次符号化过程,紧接着又和乙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合作完成又一次符号化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把翻译所进行的两次符号化过程称为"二度符号化"。
  当然,翻译用来编码的意义不是自己的主观意义,也不应该是自己的意义,而是从甲传来的符号里面解码出来的意义,这个意义已由甲进行了一次编码,所以,翻译对这个意义的编码就是二度编码,于是,我们把翻译的这种特殊符号化活动概称为"二度编码",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翻译二度编码论"。
  人们对翻译可能产生现象的、片面的认识,因为人们一般只见翻译在两种语言之间穿梭,却很少洞入到翻译的内心深处去体察那艰难、复杂的解码、编码活动。正是翻译家们这种特殊的二度编码活动冲破了语言的障碍,开通了跨文化传播的渠道。翻译家们也正是以这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为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二、翻译家的使命
  如前所述,翻译家通过二度编码的创造性劳动使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传播成为了可能。那么,通过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即讯息"时,为了突出媒介的决定作用,引用了一个经典例子:一位非洲人费尽心思每晚必听BBC的新闻节目,虽然一句话也听不懂。但每晚7点准时听见那声音,对他是至关重要的。[10]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听不懂,那么BBC的新闻节目,或是换成其他任何语言、任何内容的节目,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被称为"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所进行的艰苦繁重、不屈不挠的译制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我们为什么要译制?
  有一些年轻朋友经常说"要看就是原汁原味的,译制的没意思"。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但是把它认识清楚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先不说译制本身具有的艺术品质,也不谈前文讲到的"文化版图"的大道理,我们只要分析一下语言的问题,也许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关键所在。比如报纸,如果头版登的是中文关于甲A联赛的近况,二版登的是意大利文关于意甲的赛事,三版变成德文关于德甲的球讯,四版换上朝鲜文有关亚运会的报道……中国球谜还会买这种报纸吗?是谁又是怎样把信息转换成你我认同的文字符号?再比如广播,如果7点播出普什图语有关拉登的近况,8点讲的是土耳其语关于东突组织的内幕,9点变为印度语有关印巴边界的冲突……国内听众还会喜欢从收音机里听消息吗?是谁又是怎样把信息转换成大家都懂的声音符号?显然不时媒介,因为到目前为止,什么媒介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神通。我们再来谈电视的引进节目。电视引进节目可大致分三类播出:一是完全译制型,这是绝大多数,经过了翻译和配音;二是原声加中文字幕,此类节目的比例也不少,当然字幕也离不开翻译的功劳;第三便是拿来就播,原汁原味。 有一些年轻朋友经常说"要看就是原汁原味的,译制的没意思"。那么,主张不要译制的朋友最喜欢哪一种呢?
  是第三种吗?应该是,可惜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引进节目不仅有英文的好莱坞大片,还有日文的系列片,韩文的家庭剧,还有墨西哥的室内剧,还有来自俄国的、印度的、巴基斯坦的、法国的……您能听得习惯吗?如果是第二种,也就是还听这些声音,但有了经翻译加工的中文字幕,看懂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您得有个好耐性:养成一边忙着追字幕,一边跟那些陌生的环境混眼熟,同时还要跟那些陌生的话语混耳熟。您能把中文字幕跟剧中人物讲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泰米尔文……这些语言时的口型、表情进行正确对位吗?这还只是对成人而言,或者包括一部分懂外语的朋友。如果是动画片,比如让"蜡笔小新"讲他原汁原味的日语,小朋友们听得习惯吗?即便再加上翻译好的中文字幕,还能有那么多的小观众吗?由此来看,真正接受"原汁原味"的观众并非多数,更不可能是包括小朋友在内的绝大多数。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种了,我们只好委屈一下,接受配音译制吧。人们对译制的质量提出了许多批评,这其实才是问题的根本。过去人们看《魂断蓝桥》,恐怕没有谁提出想看原版的要求。随着引进节目的猛增,译制力量日显薄弱,结果译制市场混乱,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尤其是盗版片,先不说版权的问题,也不说画面等因素,光看中文字幕:很少有规范的、像样的,有的荒唐不稽、有的粗俗不堪,即使能勉强看过去的,多数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不让人对译制产生怀疑呢?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译制问题的关注恰恰说明译制的重要性,也说明加强译制工作的必要性。
  好的译制片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居里夫人》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李岚清同志十分赞赏《居里夫人》的翻译和配音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他对翻译说,"你翻译得很好,你感动了我,也感动了观众。" 他还说,江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精神文化。李岚清同志认为,好的译制片能起到教育青少年的作用,具有独特的艺术功能。他指出,搞好译制工作是大有前途的事情。[11] 
  可见,译制作为对影视语言文本的二度编码,是影视媒介跨文化传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当然,媒介语言文本内容不止是电影、电视引进节目,或出口节目,还有广播、报刊等媒体的新闻、文化娱乐、体育等各种内容。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不难理解,翻译在这些领域对不同的语言文本进行转换、沟通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2.媒介文本的二度符号化
  如果我们把翻译二度符号化的原理运用到所有大众媒介语言文本的交流转换之中,那就是媒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甲语言文本(比如中文电视片、英文电影脚本、法文新闻稿、普什图语专题解说)先由译制人员进行读解,其后用乙语言进行配制,即二度编码(比如把中文片译制成阿拉伯文、把普什图语解说译制成西班牙语、把法语新闻稿编译成马来语),这样便得到了乙语言文本,然后再经媒体传播到乙语言受众那里。
  这种现象在我国是早为人们所熟知的,比如影视节目的交流要进行译制,国际新闻的流通要经过编译等等。正是这些译制、编译家们那创造性的二度编码劳动为中外媒介跨文化交流传播搭起了信息交换平台。试想,如果没有译制、编译这样的二度编码,世界各国每天生产的各种语言文本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相互分离的状态?要是那样的话,改革开放的中国何以透过媒介这个窗口去了解世界?世界又将何以通过媒介来了解中国?
    然而目前我们只讲到了翻译(译制、编译)对于沟通语言的重要性。那么,翻译本身与文化和传播有多大的关系呢?
  3.翻译的文化属性
  语言翻译的意义仅仅是中介或转换吗?
  如前文所述,翻译的过程集解码和编码为一身,扮演着使用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中进行两次交流传播的双重身份。翻译的创造性劳动也就体现在其进行二度编码的活动中。这样看来,翻译的中介转换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技巧问题,因为编码、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翻译要与两种语言打交道,也就不能不与其各自所属的文化相沟通。
  翻译的基本环节包括理解和表达。理解就是解码,是从传者那里获得原语的意义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它以熟悉原语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12]为前提,因而不能脱离原语的社会文化因素;表达就是二度编码,是带着理解了的信息,用译语在其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有效交流,它以符合译语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为条件,于是不能不与译语所属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碰撞、相融合,因此,翻译的使命,说到底,是从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走出来,然后再进入另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去,其表象是构筑符号与符号的转换,而实质是联通文化与文化的对话。
  这样分析似乎还不够,我们再从文化和传播的关系中来考察翻译所具有的品质。
  文化和传播不是分立的两个概念吗?
  从表面上看,文化和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们可以把文化拿出来,给它下定义,说明它的属性,论述它和人的关系。人们也会把传播拿出来,分析它的功能,研究它的元素,考察它的效果。但是如果把文化和传播放在一起来思考,则会发现,任何文化,只要是活的存在,就不能不传播,而且一刻也不能停止传播。而任何传播,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能不以文化为内容,而且只能以文化为内容。
  事实上,文化和传播是一体的、统一的,恰似一种"波粒二象性"——它的"粒"是文化,它的"波"是传播。[13] 换句话说,文化与传播互为生存的条件,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寓于传播之中。一方面,文化是传播着的文化,没有传播,文化便失去了生命,即使有过辉煌,也只能成为一种历史,一种文明(譬如马雅文明)[14];另一方面,传播又必然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传播便失去了根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文化与传播是人的存在的两个方面,两者犹如物质与运动那样,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互为依存,不可分离。
  文化具有动态性,这一特征充分说明了文化与传播的密切关系。人常说文化是社会经验,因为文化不是个人天性,而是社会习得,它只能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交际中完成,因而它的存在离不开传播。人们获得的经验如果得不到传播,则很难成为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了文化价值。人们也说文化是历史传统,因为文化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的事情,而是世代相传、不断延续的结果。文化正是以传统的力量帮助我们知道过去、认识现在、明白将来,从而推动社会有序地向前发展。所以说,文化是历史的流动,是纵向的延续,它的存在离不开传播。
  文化作为符号存在本身也说明文化对于传播的依赖性。文化教给我们符号及其意义,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任何符号只有在传播中才获得意义和价值,没有传播,符号便没有了意义,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动物不能进行符号传播,所以没有文化。人则因为有了符号传播而成了文化的动物。
  总之,文化是动态的,处在不断的传播之中,而文化又是多元的,因而传播不是单向的、封闭的,而是多维的、交叉的。这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多样的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的传播则打通了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这其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中介,同时参与着文化符号的解码和编码活动,因而同时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讲,翻译的二度编码过程是不同文化符号之间的信息功能转换,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其根本属性就是文化传播。翻译的过程本身,既是文化行为,又是传播活动,是发生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
  4.翻译家的世界 
    然而以上的分析还没有说明翻译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全部意义。
   研究人类文化传播活动最终不能离开对具体的人的分析。毫无疑问,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最活跃的人是处在中介界面的翻译家。翻译家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个性倾向等诸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能动作用。

    我们认识的世界并非如其是,充其量只能如我们的感官所能及。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人们创造并利用媒介来延长生物感官,然后超越直接经验,通过媒介获取对外界的更多知识。我们大部分人(专家除外)并不知道或亲自感受到美国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只能通过书籍、报刊、电视、电影、互联网、图片等媒介来看美国,因而我们大部分人心中的美国其实只是媒介的美国,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美国是翻译家的美国。再如,一般的中国人看不懂佛经(原文梵文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只能听方丈说,而一般的方丈并不懂原文的意思,他们是听真谛、鸠摩罗什、玄奘说,所以我们心中的佛其实是翻译家说的那个佛。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莎士比亚到底说了些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们只知道梁实秋、卞之琳、朱生豪等一些翻译家说了些什么(他们在很多地方说的还不一样,哪个对呢?),可见,我们心中的沙翁原来是翻译家说的那个"他"或"他们"。一句话,我们认识的世界是媒介的世界。就跨文化传播而言,我们认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翻译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阐释学所说的"意义"的世界。  
  当然,对个别的翻译家来说,翻译的结果受个人价值取向、主观意识包括动机、情感等因素的左右,但从整体的翻译事业来看,翻译的取舍和结果自始至终都受翻译家所属文化的制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对外来的东西,人们是因为需要才接受,接受的东西恰恰是于己有利有用的那一部分。佛到了中国,印度人的形象一天比一天少了,渐渐变成了中国的帝王乃至百姓模样,结果让许多佛像看似像你像我又像他,让菩萨像"她"的容姿,让泉州(福建省)的真主像戴上十字架、坐上莲花座。这其中的奥秘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不是哪个翻译家、雕刻家的主观愿望,说到底是中国文化需要的结果。就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必然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所以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翻译家的片面性亦即导致翻译的世界的片面性,并不完全在于翻译家的无能,或是因为翻译家存心要这么做。翻译家要做的事情不是消极的中介转换,而是要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集中表现在翻译作为所属文化的代表,按照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带着个人的习惯和风格去读解外来文化,然后转告同胞。作为媒介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语言文本的二度编码,由于译制、编译人员的参与,也必然依循这样的道理。
  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有另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如前文所讲,翻译活动是人的符号互动,这种符号互动不是简单的中介转换,而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化行为。前文所述类似"翻译工具论"的观念则是对翻译主观能动性的否定,因为它否认了翻译的创造性劳动。
  五十年代,美国政府出资数百万美元研制俄语及其它语言的机器翻译系统。经过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语言学家们数年的努力,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唯一可靠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最快的翻译器还是既精通语言又熟知相关学科知识的人。计算机能吐出几米长的打印文稿,可这没有多大意义。单词和部分语法没什么问题,可就是意思说不通。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霍尔(Edward T. Hall)指出,机器翻译工程之所以失败,"问题不是出在语言代码上,而是出在语境上,因为语境所承载的意义是有变化的。离开了语境,代码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包含部分信息"。[15]由此不难看出,机器翻译系统无法取代翻译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无法获得翻译家既懂语言又能从语境中识别意义的主观能动性。而语境识别是极其复杂的人的文化行为,它作为一道难关,恐怕任何人工智能都永远无法彻底攻克。
  从以上两个方面不难看出,翻译家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我们下面以影响全民的影视艺术为例,细看一下跨文化过程中二度编码工作的意义化过程。

     三、结语
  总结全文,我们似乎应该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麦克卢汉在描绘"地球村"的理想王国时,反复说明了"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的论断,那么,人们在引用麦氏这几句名言作为言论的依据时是否该去透析一下麦氏支持自己论断时所采用的逻辑,比如,媒介影响人的不是它的内容,所以那个非洲人听不懂BBC的新闻节目无所谓,再比如,先是幻想机器翻译论,接着又企图绕开翻译,去到达一种非语言的人类集体无意识……
  于是,笔者还想冒昧地问一句,何道宽先生在翻译麦氏《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这部大作时是否想到,按照麦氏的逻辑,即一方面希冀于电脑翻译的神奇功能,一方面又盼望绕开翻译,那么,何先生这番苦心会得到麦氏的赞赏么?再问一句赞同乃至崇拜麦氏高论的中国朋友,如果真的如麦氏之愿,那么,您会从哪一种作为人的中枢神经之延伸的电子媒介那里听到、读到、看到或是了解到麦氏那些惊天动地的哲理名言?亦或根本就不用管这些,因为重要的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重要的是媒介本身,有它就够了,"媒介即讯息!"


  注释:
    [1] 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是广义的,可以指语言、文字、图片、电视、电影、书籍、汽车等一切工具。为研究方便,本文的媒介概念一般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电视、电影之类。
    [2] [4]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方,李启译:《传播学概论》,重庆: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7页、第72页     [3] [5] Hall, E. T. (2000). Context and Meaning. In L. Samovar & R.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9th ed., p34-36). Belmont, CA: Wadsworth.
  [6] [7]陆扬,王毅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68页、第74页。
  [8] [9] [1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宪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7页、第84页。
  [11] 麻争旗:《论新制译制片<居里夫人>之翻译及其艺术品格》,《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第59页。
  [12] 邓炎昌,刘润清著《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1-2页。
  [13] 周月亮著《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
  [14] 马雅文明曾是西半球伟大的文明之一。马雅文明分为两种:一种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时盛行于危他马拉高地;一种约在公元3-9世纪时盛行于危地马拉低地和尤卡坦半岛。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11卷第33页。
  [15] 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 YN: Doubleday &
 Company, 1976, pp. 85-86).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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