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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

作者:明安香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科索沃的侵略战争已经一周年了。
    这场战争给人们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留下了沉重而久远的思考。在这场侵略战伴随媒体战的战争中,人们既看到了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新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崛起的危险苗头,又看到了在新闻传播方面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明显标志。
    一个长期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国际间新闻自由流动的头号大国,对于一个不宣而战的国家、对于一个在大国联盟的强大军事集团的高科技狂轰滥炸之下,基本上处于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小国、弱国,不仅要把人家日常生活的坛坛罐罐炸得稀巴烂,还要把人家仅能作一点呻吟的广播、电视媒体炸掉近一半。这哪里还有甚么新闻自由可言?……
    一个长期标榜新闻自由、以民众的"看家狗"为荣、以政府的"反对派"自居、以监督政府为己任、以挖掘各种丑闻内幕为专长、以进行客观公正报道为圭臬的美国主流新闻界,对于当局在轰炸期间的新闻发布,明知有假、有隐,仍旧照抄、照转、照报;对于当局轰炸新闻媒体的所作所为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对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人员伤亡的严重国际事件只作简单的报道一带而过,而对于三个美国俘虏兵被释放的消息却用数小时的时间来报道;对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中,明眼人一看即知的诸多疑点、漏洞不闻不问、讳莫如深,对于莫须有的所谓科索沃"万人坑"却兴趣盎然。新闻的职业道德又到哪里去了?……
    现在回头去看,从新闻传播方面来说,完全可以断言,科索沃战争是美国新闻自由沉沦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美国的新闻自由:姗姗来迟、残缺不全

    所谓新闻自由*在美国一般界定为"不受政府限制通过印刷文字传播意向、意见和信息的权利。"在这里,"'新闻'一度指的仅仅是印刷媒介,但是在广播和电脑技术的时代里,新闻的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其中的不受限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指的是出版'不受事前的限制'。"新闻自由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要鼓励一个受教育的和消息灵通的公民的存在,这样他们就能对于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美国,新闻自由被看做是最普遍、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不仅是新闻界信奉的信条,而且是民主政府运作机能的核心。
    实际上,略微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新闻自由概念的形成和实践在美国远不如某些美国政客、媒介精英鼓吹的那么悠久、牢固,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即使不少美国学者也认为,"在理解新闻自由的时候,人们必须承认,在历史上它从来就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或者得到所有的美国人相信过。" 
    直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发表15年以后,在美国都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新闻自由的联邦法律条款存在。在人民的不断努力争取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资产阶级保守派汉密尔顿等才做出让步,于1789年补充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 1791年12月15日当这十条修正案作为《人权法案》得到批准的时候,关于新闻自由的条款是以一个四个英文词组成的短语(or of the press)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一修正案的全文是:

    国会不得制订任何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其自由信仰;或剥夺言论的,或新闻出版的自由;或人民和平地集会以及向政府伸冤请愿的权利。

    但是有证据表明,宪法起草者对这个问题只用了很少时间予以讨论,麦迪逊关于立宪大会的详细记录表明,对新闻出版只是随便地偶尔提及而已。 
    但是,1798年7月美国国会以44对41的微弱多数票通过了明显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煽动法》。该法律明确宣布:"凡书写、印刷、口头或书面发表……任何捏造的、诽谤的和恶意的文章……攻击合众国政府,或国会两院中的任何一院……或在职总统……惩以两千美元以内罚金并处两年以内监禁。"在该法律有效的两年期间,总共提起诉讼14件,11件受理,有10件判刑。所有这些起诉都引起哗然舆论。众议院两党围绕该法律展开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1801年3月3日,《煽动法》有效期满,即自行废止。 在美国新闻自由的进程中搬掉了第一个绊脚石。
    186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第十四修正案,它扩展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禁止所有的联邦、州、城市或者其他的地方政府官员或者机构干预表达的自由。但是,直到1925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完全接受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扩及范围。 
    在美国新闻自由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判决是1964年"纽约时报公司对沙利文"一案。1960年代,美国国内种族矛盾激化、黑人运动风起云涌。  196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抗议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对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采取的行动。一位名叫沙利文的警察局长对《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并经州法院判决获得5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这则广告中所包含的错误并非出于恶意,而且第一修正案保护就公共问题进行"不受禁止、直言不讳和完全公开的"辩论,而毋须对事实真相进行任何核实。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实际上为美国新闻界批评政府官员大开了绿灯。这就是后来美国新闻记者不怕总统怕老板、敢把总统拉下马的"尚方宝剑"。
    但是,直到1980年代,美国一些研究表达自由领域的专家已经越来越相信,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力的或者更好的法律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还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通过法律的制定或者法庭的判决得到保护或者界定。美国新闻自由的头顶上还悬着众多的达摩克利斯剑,如好战词语、危害国家安全、名誉损害和诽谤、淫秽作品、侵犯隐私等。 美国著名传媒学者埃弗里特·丹尼斯也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之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 

    越战报道和水门事件:美国新闻自由沉沦的两个历史转折点和三部曲
美国新闻界曾经引以为荣证明美国新闻自由的两个现代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却恰好是美国新闻自由急转直下的重大转折点。
    一个是越南战争报道。人们都知道,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新闻界推动的。然而,美国新闻界并不是从侵越战争一开始就主动履行他们自誉的民众的"看家狗"和政府的"反对派"这一角色的。据一部研究越南战争新闻报道的专著《报道越南:战争中的媒体与军队》的研究表明:"在这场冲突的起初,当约翰逊行政当局通过参与南越的战争,试图遏制中国和苏联面对南亚的雄心的时候,全国默认了这一举动。美国新闻媒介尽管自称其对政府抱怀疑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既反映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官方关于这场战争价值之所在的陈述,并且支持战场上的士兵,虽说并不总是支持他们的将军。""在这场战争的初期,诸如尼尔·希恩、马尔科姆·布朗、戴维·哈波斯塔姆和彼得·阿内特等记者虽然有时不同意官方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报道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场战争的结果。" 这就是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美国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对这场侵略战争也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与美国政府、军方的合作是密切的。甚至可以说,美国新闻界和美国政府、军方在侵越战争初期曾经度过了一个"蜜月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惨重、美军的"地毯式轰炸"、"焦土"战术等也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军和美国政府在越南战场上的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美国社会开始否定美国政府的最初决策。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后期、尼克松政府初期明知在越南战场上苦熬已无以为继,但是又欲罢不能、欲退还羞,处于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尴尬境地。这时,美国新闻界想与政府、军方合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政府、军方的举措经常自相矛盾,使新闻界不知所措。于是,"随着撤军的继续以及这场战争所坚持的全部目的逐步丧失,在日益分化的美国精英中的知情人士带领下,美国新闻媒介才开始对于发生在南越的各种事件越来越持批评态度。" 在美国侵越战争后期,美国报刊、广播、电视记者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开始比较客观地向美国人民反映了侵略战争的真相,甚至揭露出了"美莱大屠杀"等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不顾政府禁令交替连续刊登涉及侵越战争的政府机密文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反战浪潮。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声势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972年底,美国政府被迫匆匆忙忙与越南人民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在那片热土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侵略战争,丢掉了5.8万人的生命、受伤30万人并花费上千亿美元。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军和美国使馆人员,不光彩地从越南仓皇撤出了。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美国新闻史上看,据美国学者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统计结果表明,美国新闻界在重大国策上根本不是什么他们标榜的"政府的反对派",而是与政府的政策相当吻合。正如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从传统上看,美国新闻界与官方信息来源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密切、相当倚重和相当合作的。毫无疑问这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它也一直是其优势之一。"美国新闻界的所谓"政府反对派"的角色,充其量主要是表现为对于个别"总统的反对派"(如尼克松、克林顿等)角色。
    另一个是水门事件报道。1972年5月17日凌晨,美国警方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内的民主党总部捕获了5名撬窃分子。这在治安状况不好的华盛顿特区并不稀奇。但是采访这个撬窃案的《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却特别感兴趣。他们仅仅根据撬窃分子赃物中两个与白宫有联系的电话号码和人名,顺藤摸瓜、穷追不舍,其间历经频频吃闭门羹、受到来自官方的警告、威胁等,历时26个月,终于挖出了撬窃分子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直至与白宫办公厅、尼克松总统的联系,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被迫辞职,轰动了美国和世界。 此后,"水门"成为美国各种政治丑闻的代名词,在历届总统任期内,"伊朗门"、"白水门"乃至"拉链门"等不绝于美国新闻媒介。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这两位年轻记者的不辞辛苦、不避风险和穷追猛打,是不可能有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和尼克松总统的被迫辞职的。但是明眼人也看得很清楚,如果《华盛顿邮报》的这两位年轻记者没有得到该报老板的支持,他们要在前景未卜的情况下完成26个月的调查和报道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使堂堂的美国总统因此而辞职了。
    水门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运动,表面上看似乎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从深层次上分析,实际上是美国不同权势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这种宗派的分裂,凌驾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上,也凌驾于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裂之上,还凌驾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小傾轧上。" 在水门时间达到高潮的时候,美国独立调查记者安德鲁·科普金德在《莫尔》新闻评论中指出:"至少有20个大企业的董事们把水门事件的磨盘推到了如今的地步。但是,尽管他们在这个大丑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仍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实际上是为新闻界所忽视的。"
    无论如何,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是美国现代社会的两大心理创伤。而这两大心理创伤都与美国新闻界有密切联系。痛定思痛,美国主流社会纷纷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新闻界。从此,美国的新闻自由更加江河日下、日益沉沦。
    对于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的一些军政要人不是认真反思侵略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根本问题,而是怪罪于新闻媒介,普遍对侵越战争期间的"新闻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松曾经宣称:"我们的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 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认为,"拿破仑写道:'三分不友善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如果国家要进行战争--不论宣战与否--就应规定一项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避免出现在南越出现过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制定所谓"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即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了对美国新闻媒介的战时新闻控制。 
    对于水门事件的结局,美国统治集团也并不满意。他们普遍认为,新闻界的某些人似乎走得太远了。密切观察水门事件的《新共和》杂志老记者约翰·奥斯本形象地概括了这种情况。他说,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新闻界担当了"必要的和恰当的"角色,"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说,他们(指新闻界-引者)就像狗一样,闻出了血迹,但是追上去咬死了那只狐狸。" 这段话生动而又含蓄地道出了"猎狗"、"狐狸"还有"主人"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美国新闻界不是一贯以"看门狗"自居么?"猎狗"就是美国的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狐狸"则是权势集团在相互斗争中抛出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其作用是缓和内部矛盾、平息社会舆论;"主人"当然是美国的权势集团了。在一定条件下,在权势集团的允许或默认下,"猎狗"是可以"自由地"猎捕他们抛出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但是,一般来说,不能咬死猎物--这样有时会伤害权势集团的利益,难免引起兔死狐悲之慨。当然,"猎狗"更不能在主人--权势集团身上嗅来嗅去了。否则,"猎狗"就跑的"太远"了。水门事件之初,权势集团并不想整垮尼克松,而只是想教训教训他。然而,由于调查记者抓住不放、穷追猛打,揭开了"潘朵拉盒子",使得权势集团欲罢不能,才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自此,美国社会要求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言行进行规范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新闻界从此也像犯了错误的"猎狗"一样自觉地规范起自己来。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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