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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世俗精神”对立面的“人文精神”
正因为这样，所以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有了完全相反的出场语境、批判对象与价值诉求：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与宗教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世俗化，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人文精神”论者所批判的“玩文学”、回避沉重沉溺于轻松，在他们所提倡的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生命的沉重、痛苦与神圣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以现代主义的西方艺术理想，以及生命哲学、体验美学、存在主义、神秘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的批判学派）等西方学术资源，来抵抗、批判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3）；而这些主要出现于20世纪的学术资源在西方体现的正是西方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
从以上的语境分析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两点：1、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成了对立的两极；2、寻找“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判的话语，一方面是针对着由世俗化、市场化发的所谓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价值失落（这种批判尤其集中在文化的市场化与部分作家的写作活动的市场所化）而出场的；但另一方面，从深层的利益驱动上说，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处境的焦虑、不满与抗争。
然而，以上基于语境分析得出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带有推测性，还有待于来自文本的进一步证实。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人文精神”的提倡者至今没有为该词提供一个标准定义，为这种证实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以为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寻找关键词（key words）的办法来达到语义厘定的目的，也就是排列、分析、解读与“人文精神”相关（包括相近与相反）的一系列关键词，进而锚定其大致语义。
与“人文精神”的意义相同或相近、被认为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关键词是：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形而上、价值理性、超越（超验）、绝对、神圣、宗教精神、（一定程度的）普遍主义“天国”、绝对命令（这一排列以及以下对反义词的排列顺序基本依据其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而它的反义词，或与“人文精神”相反的关键词则是：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政治的与经济的）、商业主义（商品大潮）、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形而下、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经验等等。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择其要者而析之。
（1）、参见本书《中心与边缘的位移》。
（2）、《读书》1994年第5期。
（3）、参见本书《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
“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人文精神论者谈得最多、最集中的话题，两者基本上是被作为同义语使用的（在此，“人文精神”的“寻思者”们可以说达成了最大的共识）。在支持“人文精神”的词语家族中，“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它对“神圣”、“宗教精神”、“超越”等其他关键词形成统率之势。作为“人文精神”的“经典性”文本之一的《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开篇即是“终极关怀”的出台亮相：“哲学作为爱智之学追求的是人生的智慧，作为形而上之学又必然要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这种智慧与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人文精神。”（1）此后，在几乎所有提倡人文精神的文章中，“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都被挂在嘴上，几成口头禅，而且经常是与“价值理性”、“形而上”、“宗教精神”、“超越”等同时使用。诸如：“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2）“中国始终没有‘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这样一种西方传统，没有超验和绝对神圣的价值依据，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往往很脆弱，经不起冲击”，“人文精神要重建，要昂扬，与其说回到‘岗位’，不如说回到‘天国’。你要否定和批判尘世的东西，就必须有一种源自天国的尺度”。（3）话说到这地步，“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当然也就完全绝缘、彻底拜拜了。
以上是与“人文精神”有正面关系的关键词，至于“人文精神”的反义词，在上面所列举过的言论中其实已经作为“反面角色”出现，因为正反原是不可分离、互为依赖的。与终极关怀、宗教精神相对的，是世俗关怀、现世主义、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与价值理性相对的，是工具理性、技术主义；与超越、神圣相对的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与形而上相对的是形而下。在这一受到贬斥的词语家族中，“世俗主义”又居于“族长”地位，因为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更似乎都可以归于其下。由于世俗主义在中国今日出现的直接动因又无疑是所谓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而商品化、商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等，成了导致“人文精神”沦丧的罪魁祸首。这一取向早在《旷野上的废墟》一文中即已初露端倪。这个对话声称：“‘商品化’的潮水”已经“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这时“我们”“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对文学失去兴趣。”南帆等在他们的对话中也抱怨：“商业主义气氛使我们无法再保持一张平静的桌子了。”（4）商品大潮之所以会把文学“连根拔去”或连桌端走，是因为它是产生所谓“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媚俗主义”乃至“痞子”、“堕落”等的母胎，而这些又无疑是文学的、也是人文精神的大敌，因为它们是精神与灵魂的大敌。在王光明的下面一段话里，由“经济大潮”为龙头，几乎所有“人文精神”的反义词都鱼贯而出：“我发现经济大潮并没有使我们获得这样的竞争机制和自由，而一种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危机却紧逼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精神和灵魂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现世主义和媚俗主义，物质主义与操作主义的出现。这带来了文化队伍的分化。……分化导致了两个极端：一种是象张承志那样的人去追求更具根本性的东西；一种是更大量的人向世俗发展，趋向大众的趣味。……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精神和灵魂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更迫切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5）
世俗主义或世俗化在今日虽然与商业化、市场化直接关联，但是在历史上却并不总是如 此。比如中国古代的文化也是世俗的（就其缺乏西方意义上
（1）、张汝伦语，见《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读书》1994年第3期。
（2）、袁进语，见《人文精神寻踪——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二》，《读书》1994年第4期。
（3）、王彬彬语，见《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读书》1994年第6期。
（4）、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见《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5）、参见南帆等：《人文环境与知识分子》，《上海文学》1994年第5期。
的宗教而言），是关注人间而忽视天国的，是实用理性的，但是却同时是“重义轻利”的，是伦理主义的。（1）所以到了1994年《读书》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系列，就把世俗化的根子挖到了近代以至古代。近代的世俗主义主要是政治实用主义，或者叫“救亡功利主义”，属于工具理性，它导致了近代人文精神的“遮蔽”。这是“寻思录”之二的主题；（2）而对古代的世俗主义进行“清理”的使命则交给了“寻思录”之四。在这里，表现出90年代人文精神论者与新儒家的一个基本差别。新儒家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的意义上称儒家文化为重人文精神的（人间关怀超过了天国关怀，世俗精神超过了宗教精神），可见新儒家所说的人文精神恰好就是世俗精神；而今天的“人文精神”论者由于把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对立起来，所以连带着对儒家的世俗精神（也就是新儒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李泽厚所说的“实践理性”）也进行了清算，这是一个有趣的差别。所以，总括“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无误地断言，“人文精神”在中国的确是作为世俗精神的批判话语而提出的，而与此相关的对大众文化的评价，也与对世俗化的态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世俗化的产物，也是世俗化的重要方面。（3）既然焦点集中在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关系上，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我们对世俗化应当有一个如何的理解与评价，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才能解决如何评价人文精神、世俗精神以及大众文化的问题。但是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导致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紧张的深层原因。
三、从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的紧张
——知识分子的激进反世俗姿态分析
如果用艾森斯泰德(S.N.Eisenstadt)在《知识分子与知识精英》(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Elites)一文中的观点来分析，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倡导实际上表现了转型期知识分子在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之间感受到的紧张与焦虑。艾森斯泰德指出，在世界上几个大的文明支系的轴心时代，都曾产生超越的秩序与世俗的秩序之间的分离以及
（1）、有意思的是，在“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内部，又有人恰好把儒家的伦理主义作为人文精神的源头来弘扬，参见张德祥：《王蒙的误区》，收入《世纪之交的碰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2）、在这个对话中，高瑞泉指出，“人文学术中人文精神的低迷，恐怕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是近代以来浸淫日深的价值失范。”而这个所谓“失范”就是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政治的功利要求压倒了超越的终极关怀，或者按张汝伦的说法，是只有救亡一个主题，“现实功利的考虑压倒一切而未将救亡看作人自身解放的途径和手段。这样，体现价值理性的人文精神的急剧失落就在所难免了。”他们还把这种价值理性的失落与宗教精神的失落相提并论，李天钢：“拒斥宗教心，或许是近代中国人心失落的表征之一。”，高瑞泉也认为：在章太炎他们的思路中，“宗教是提高道德的手段，道德是救国的手段，其用心良苦可鉴，但价值贬为工具，目的流于手段，其流弊也很明显。”《读书》，1994年第4期。
（3）、而且，在他们看来，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对立也就是道德与不道德、正义与不义、心灵与肉体的对立，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热情地投向市民主义的怀抱，走向经济大潮，这肯定是要以丧失良知为代价的”：要么“寻找一个信仰，并得着这个信仰作生命，这是真正的超越、唯一的出路。”。在他们看来，“要么服从欲望的引导，要接受良知的引导，这永远是一对矛盾。”见南帆等：《人文环境与知识分子》，《上海文学》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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