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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假新闻泛滥?

作者:陈力丹


    读到今年第1期《新闻记者》发表的《2001年十大假新闻》,我不知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是这些假新闻的荒谬,哭的是这些荒谬的假新闻大多出自专业新闻工作者之手,并且被一再转载。我们的新闻媒体制造了这么多的假新闻,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悲哀!

  《北京青年报》接连三次发表换头术的假新闻

  我想以其中一条假新闻为例,谈谈假新闻不断出现的惯性和顽固性。如果不了解情况,会以为《北京青年报》2001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美国医生怀特赴乌克兰操刀换人头的消息,被列入十大假新闻之一只是偶然的判断失误。其实,早在1998年该报就发表过同类的假新闻。这年4月24日该报“前沿新知”版头条新闻《换头术:我是谁?》,占了全版的四分之一强。第一段用的是黑体字:“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宣称,他们精干的科技间谍已经从俄罗斯和东欧成功地获取了所有最先进的换头技术,包括换脑(把全部脑子装入另一个颅腔中)和灌换脑细胞……”同一段还谈到,美国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不久前已经鉴定合同,预付3.5万美元定金,一旦确诊她死亡,立即将她的头颅割下冻藏……。该文的第二段讲述了一件当年春节(!)发生在瑞士的六个W具全的新闻:由于车祸,一对情侣中男的身体被压坏,女的脑袋粉碎,于是聪明的医生将男的脑袋换到了女的身上,人活了,只是由于该人男女的名份发生矛盾忧郁而死。医生为“人类医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条新闻还详尽地谈到此前20多年,前苏联如何在动物和犯人身上做换头试验得到了成功。该文经《作家文摘》转载,得到广泛传播。
  同年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活页科普文选第3期,首条目录竟也是“震惊世界的换头术”,文中还配了医生正在换人头的插图。为此,我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揭露换头术是假新闻,但没有任何反映。当我看到这年《文汇读书周报》某期头版表扬该出版社如何为社会服务,将这些文选免费送给上海几十所中学和一些农村图书馆时,我的感觉是苦涩,马上给该报写了一篇小文章,告之该出版社的科普文选发表了假科学的文章(未发表,也没有回复)。
  一年后的1999年9月17日,《北京青年报》的“前沿新知”版通版一条大新闻《伊丽莎白.泰勒大脑移植已交定金》,并附有“移植大脑相关的医学突破里程碑”的背景资料。文章重复了前一篇文章里的“事实”。我真是气蒙了,马上给该报编辑部主任打电话,告之这是假新闻,一年前他们就已经出现过同类问题了。没想到,这位同志先是将责任推给责任编辑,接着反驳我例举的70年代末“牛西红柿”的假新闻的事情,认为许多过去不敢想的事情是会变成真的。这次看到该报第三次发表同类假新闻,而且更像有那么回事儿,确实应该分析一下原因了。

  记者编辑为什么会写和编发假价新闻

  出现这么多假新闻,在于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它们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仅仅为了适应受众的心理需要。随着受众兴趣转向社会新闻,即使编写者主观上有正确导向的意图,也往往经受不住精彩“事实”的诱惑。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也许最早报道的记者真是为了探讨科学,而一旦这些新闻“以受众为向心”而不是“以事实为向心”的时候,原来的初衷便异化了。于是,这类明显地缺少可靠证据的“事实”,竟能在我们的媒体上持续十多年不断再现,早已不是“倡导科学”,而是在适应“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一种社会心理。
  另外,精彩的新闻不论可靠不可靠,媒体竞争往往使得记者编辑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看得轻于内容。你不刊登,必有其他媒体发表;其他媒体发表了,你不转载,亦会失去已有的部分受众。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新闻工作的出发点,日益腐蚀着新闻传播本来的价值。一件假新闻被揭发之后,也许有关的人会苦恼一阵。但是,当又出现精彩的新闻,诸如发现了“孙子兵法82篇”或某个上千年的历史名人家谱(现在这类新闻经常可见,真的也会假的吞嗤)的新闻,记者编辑们还会迫不急待地抢先发表,核查事实的是少数。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失去理性,所以关键在于传播者的理性思考必须成为工作习惯才行。然而,媒体利益和人个利益的驱动是非常强大的,法规和道德自律可以抑制假新闻的出现频率,但无法根绝这类事情的再现。

  为什么多数受众会相信假新闻

  作为成年人,儿童时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精神需要了,特别当生活的深层意义被高密度、快节奏的物质性内容填平之时,以真实、现在完成时态的面貌出现的有意思的新闻,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的刺激或松弛,赋予一种现实感很强的生活意义(无论是娱乐还是生活哲学)。仅仅一个“现实真实”,其吸引人的魅力就会大于那些“瞎编”的影视故事,因为当人进入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情境时,事先已有一种牢固的“这不是真实的”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新闻,就像为停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透气的窗口。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如果新闻是假的,会产生明显的有害作用,因为它是以“真实”的名义讲话,人们赋予的意义是现实的。
  像换头术之类的假新闻并没有出现群起而揭露的局面,而是被当作新鲜事被更广泛地传播,因为这类新闻远离受众的生活现实,同时六个W具全,既曲折动人,又震憾人心,美国中央情报局、美苏争霸、伊丽莎白.泰勒,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医生怀特等等,这些现实的大背景,无法叫人不相信。李普曼就此说过:“除了感兴趣的当事人外,很少有什么人能够检验一篇报道的准确性……因为题材离得很远。”现在被揭发的假新闻,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或名誉,而绝大多数的假新闻是社会新闻,与具体生活中的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怀疑,也很少有人与报道者较真。关于这种现象,李普曼指出:人们通常只接受感兴趣的新闻,内在标准接近,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用其他一些标准而不是正确的标准来判断。在这里,他们所阅读的题材在他们看来很难区别于小说的。真实的准则是不适用的。如果这种新闻与他们的成见相符,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假新闻有恃无恐,不断再现。人们有一种接受习惯,既然媒体把它当作纪实性的报道发表,也就把它当作真实的叙述接受。许多媒体上的纪实报道十分离奇,人们依然很有兴趣地接受,并不认为自己在受骗上当,就是这个道理。

  越是精彩的新闻越要多一些理性思考

  减少假新闻,当然首先要求传播者具有较高的素质,但是更需要公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市场就不可避免有满足市场的提供者。积于经验,当问题涉及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地方、科学探索感到困难的地方、随机性复杂和因果关系复杂的地方、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的地方,突然有人宣布一下子解决了问题,新闻提供的事实越精彩,即报道中矛盾越集中,事实越典型,越有高度的情感或趣味,越要冷静。仔细想想,在我们身边怎么自己就一件也碰不上呢?人们都有买彩票的经验,不管彩票的主办人如何宣扬中奖的精彩“事实”,其实自己中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以这种心态(批判思维)看待精彩的新闻,假新闻被揭露的一定不会少。
  当然,更要提倡理性,仅仅经验是不够的,有些所谓“眼见为实”的东西也是假的。这就像恩格斯揭露降神术士时说的那样: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因为许多群众相信似乎是事实的东西;另外,他们也不在乎成百件所谓事实的暴露,除非一件一件地揭穿,否则总有足够的活动地盘。驳倒请神论,势必要用理论的思考。回到现在面对的换头术假新闻,如果用生活经验和理性加起来思考,怎么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一而再,再而三地报道呢?

  需要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来惩处假新闻的制造者

  新闻出版署两年前已经有了一项惩处假新闻的规定,但是被惩处的假新闻十分有限,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人告诉(一般是利益相关的人)。但是,多数假新闻与具体的人没有利害关系,明明是假的,却无法惩处造假者。新闻界参与物质商品的“打假”报道取得了很大成绩,新闻界内部自己的“打假”却没有实效,这是个颇具讽刺的事情。除了舆论的谴责,多数被揭露出来的假新闻的作者、编者以及媒体领导人没有受到处分,看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91年我随团访日,原来被告之接见我们的《朝日新闻》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此前不久,该报社有一摄影记者制造了假新闻照片,事情被揭露,不仅当事记者被开除,负责领导摄影部的报社各级领导人全部受到处分,最后报社第一手“引咎辞职”。现在被揭露的假新闻,其造假者是如何处理的,可以再写一篇调查性报道。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那个规定提出修订性意见,以便有效地惩处假新闻的制造者,以正视听。
  当然,这是一种被动的手段,我还是寄希望于受众的监督。清楚了假新闻出现、被激发的原因,大家都不单纯陷入对奇闻的追逐,同时喜欢思考,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半。带上怀疑的眼光,对看到的新闻多一分挑剔,会带给你一种新的快乐,这是一种理性的快乐,因为识别真假需要思考和知识。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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