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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政论的风格

作者:王君超


    近现代之交,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政论家群星灿烂的局面。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以政论为武器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迪人民觉悟、鞭挞腐朽势力,使中国的传统政论从此拥有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他们的政论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政论的风格,另一方面学习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政论家的政论传统,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政论的优秀风格,即鲜明、泼辣、有的放矢、激情澎湃、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李大钊(1888-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政论家。他毕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以实际行动践诺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生理想。他在39岁的短暂一生中,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写作了大量富有指导性的优秀政论。这些政论反映了处于中国近、现代之交的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过程。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典范,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世纪初的中国,他的政论 是革命人民斗争征途中的烛火;今天,他的这些政论对于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份珍贵的、先驱者的遗产。 
    考察中国无产阶级的政论史,可以发现,李大钊是我国无产阶级政论传统的开启者,他的政论是我国无产阶级政论宝库的一个重要源头。探讨李大钊政论的分期和风格,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继承发扬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政论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改进我国报刊评论的作风,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 李大钊的政论分期
    李大钊的报刊政论活动始于1913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是当年4月1日刊载于《言治》杂志上的《大哀篇》。从这时起到1926年他被捕、牺牲的13年间,他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过近20种报刊,并以李钊、大钊、常、守常、冥冥、明明、猎夫、孤松等笔名,先后发表了近500篇政论和带有政论性质的理论文章。李大钊的报刊政论实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后 ——十月革命前(1913-1917)
    这一阶段的李大钊是一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忧国忧民、批判黑暗社会以及呼唤民主、自由是他此期政论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是他政论的发育期,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写作风格上,都还处于相对的不稳定状态。
    1911年,23岁的李大钊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他在该校的刊物《言治》发表忧国忧民的诗文约30篇。这些文章透露出他“环顾神州、危机四伏”的深沉忧郁;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政论的“雄厚磅礴”气势也初露端倪。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是年2月,他受留日学生总社之托,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乡亲书》。号召四万万同胞众志成城、破釜沉舟、共御外侮。他还先后担任留学生刊物《神州学刊》和《民彝》的主编,并积极为在日出版的反袁刊物《甲寅》写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互相勾结的阴谋。
    从1916年李大钊回国至1917年11月中旬进入北京大学,是其政论写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文章90篇,主要内容是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介绍欧洲和俄国的革命运动。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政论,在写作特点上还带有明显的“报章文体”和中国传统杂文的特点,大多高屋建瓴、感情充沛、纵横捭阖,但也存在篇幅冗长、词语堆砌的弊病。尤其是新闻性、时效性不强等特点,决定了李大钊此期的政论作品还不能算作严格的“新闻评论”。
  ­  十月革命——五四运动(1918-1919)
    这一阶段,李大钊已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标志这一转变的是《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政论的发表。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活动阵地,主要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1918年1月,李大钊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鲁迅一起,代表着激进的民主主义力量,成为该刊反对封建文化的主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新文化的方向。他相继在《新青年》发表《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呼吁青年中华之再造,号召青年“宜善用今”、“打破矛盾的生活”、“脱去二重负担”;1918年7月,他在《言治》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欢呼十月革命是“世界文明之曙光”;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同时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划时代的雄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实质,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1918年年底,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统一战线的刊物《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前后,他陆续在该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新华门前的血泪》等大量短论,表明李大钊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重新考虑中国问题。
    总之,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他的政论遂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一个有力武器和舆论载体。这一阶段,他政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乐观主义色彩增强,从十月革命前的悲壮韵调一变而为色彩明快的热烈、雄壮基调;
      ——新闻性有所增强,正处于从坐而论道的论说特点向新闻评论过渡阶段,《五一节May Day 杂感》等文,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政论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增强。他运用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对帝国主义的揭露,表明其世界观已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向初步的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政论,还夹杂着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如他在《新纪元》一文中认为:“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乃至人类,都是依靠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
      ——政论在形式上摆脱“报章文体”的影响,篇幅变短,语言平易,句子简短有力。许多政论采用第一人称和谈心式说理,使人读之心悦诚服。如《新旧思潮之激战》、《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
    ®五四运动后——大革命前夕(1919.6-1927)
    这一时期,李大钊的世界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适应,他的政论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色,即思想内容的日臻完善和紧密结合革命实际。
    五四运动激发了李大钊政论写作的激情,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两年多的时间他就写出122篇政论。他以政论为武器,同胡适、张东逊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李大钊还撰文继续对巴黎和会的实质进行揭露。《不要再说吉祥话》、《威先生感慨如何》、《哭的笑的》等短论,嬉笑怒骂,不拘一格,发挥了投枪匕首的作用;发表于1919年7月的《真正的解放》一文,教育人民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碎头上的枷锁,自己解放自己。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是作者对刚刚结束的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总结。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撰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这篇洋溢着悲壮、坚定革命精神的短论,其警句式的语言,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奋斗途中的座右铭;孙中山逝世后,他撰写政论高度评价其本人和他所指导的国民运动的功业,对于促进革命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的政论紧密配合革命实际,紧扣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广泛干预社会生活,熔思想性、知识性和指导性于一炉,是新闻评论的佳作。
     2.李大钊政论的风格
     在中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政论家中,李大钊的政论别具一格。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政论相比,他的政论在立论上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远见;在说理上表现出辩证的说理艺术;在文风上表现出昂扬的青春之气。
   (1) 高度的政治远见
    作为政论家的李大钊,首先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
    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培养出很强的政治敏感。“桐叶落而知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他往往能先于别人预感到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透视笼罩在世人头上的迷雾。反映在他的政论上,表现在高瞻远瞩、洞察形势、预知事物的发展趋势;揭示复杂事变的本质。这些特色具体表现在:
    科学的预见性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代表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因此能见微知著,敏锐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趋势。
    李大钊首先预感到五四运动这个划时代思想革命的来临。1919年元旦,他满怀深情地呼唤着它的到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他认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由于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这个新纪元必然给“黑暗的祖国”、“死寂的北京”带来一线曙光,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他科学地预见了不久以后的时代将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新旧转换的关键。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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