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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研究媒介批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与方法》绪论

作者:王君超


    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
                      —— 美国媒介批评家谢昂(Robert L. Shayon)

    什么是媒介批评?
    让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这是1999年7月的一个晚上,电视剧《还珠格格》(续集)正在某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屏幕前,一对北京的青年夫妇因为看电视而引发了一场争论:
    丈夫:这么俗的东西你也看,再看就关电视!
    妻子:什么,俗!你拍部不俗的看看!
    丈夫:骂它“俗”是轻的!“你是风儿我是沙”我看歌词应该改成“你是疯子我是傻子”!
    妻子:电视台也疯了傻了?人家可是花55万元1集的高价买断的?
    丈夫:媚俗!
   …… ……
    上面的对话是对一部流行电视剧的评价,尽管评价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评价内容有褒有贬,针锋相对,但始终是围绕电视剧这个中心的。评论的对象:新闻媒介及其产品——某电视台及其买断的《还珠格格》(续集);评价内容:电视剧的质量优劣以及对电视台和剧作家的看法。像这样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的分析和评判,就是媒介批评。当然,上面的例子并未公开刊播,只能算作非正式的、微观的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简言之即对大众传播媒介系统的批评(准确定义见第一章),它在我国新闻界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的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到90年代中期进入内地传播学者的视野,媒介批评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作为大众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理论在西方盛行已达30多年之久。西方许多大报都开设有“媒体”或“媒介批评”的专栏,而且许多国家还设立了“新闻评议会”(press council)之类的媒介批评组织或实行“媒体监察人”(ombusman)制度,它们像“哨兵”和“船长”一样监督着大众传播媒介及产品的优劣,规划着传播媒介的宏观走向。论及媒介批评的作用,美国媒介批评家罗伯特L·谢昂(Robert L. Shayon) 说:“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⑴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成功登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从而实现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虽然登月计划耗资巨大,并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但它对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世界航天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谢昂以此作比,无疑是想凸现媒介批评对于大众传播媒介以致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因为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批评,无异于检视我们每天摄入大脑的精神食粮,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众所周知,西方非常看重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美国传播学者斯蒂文·小约翰 (Littlejohn, S.W.) 认为:“任何大众传播研究的核心都是媒介。媒介阻止传送影响和反映社会文化的信息,向大量不同的观众提供信息,使媒介成为塑造社会制度力量的一部分。”丹尼斯·麦魁尔(Denis McQuail)有一段精彩的比喻更是广为人知:
    “媒介是使我们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帮助我们领悟经历的解说员;是传送信息的站台或货车;是包括观众反馈的相互作用传播,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是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明镜;是阻止真理的障碍。”(2)
    在18世纪的欧洲,英国辉格党人政论家埃德蒙·伯格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3),认为其作用比贵族、教士、平民三个等级加在一起还重要;美国新闻评论家道格拉斯·卡特于1959年著书立说,提出传播是除行政、司法和立法之外的“政府的第四部门”,此说更是风行一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广告与政治传播大师唐尼·史契瓦滋(Tony Schwartz’s)甘冒宗教之大不韪,著书称传播媒介是人类的“第二位上帝”。(4)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人类创造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却像一柄双刃剑,在惠及人们心智的同时,又将许多负面的影响加诸人类:
    ——暴力、色情、虚假的新闻泛滥成灾。在美国,新闻与娱乐的界线已经消失,“犯罪、毒品和流氓团伙已经成为新闻报道和娱乐节目的主要内容。媒体将戏剧性、武打、暴力和冲突,尤其是戏剧性的电视节目当做提高收视率和赚取更多利润的有力工具”。(5)据美国全国电视暴力联盟的统计,美国全国无线、有线电视节目中,有37%含有大量暴力,家庭影院有线台的节目中,86%含有暴力,美国孩子长到18岁时,将观看到20万个暴力镜头(6)。
    ——垃圾信息[又称“垃圾食品新闻”(7)]无孔不入,人们饱受“信息超载”之苦。据统计,美国平均一个家庭有6.6台收音机、平均每人每天有8小时52分的时间花在传媒上,但是,在他们每天接受的海量信息中,又有多少可以被称为“精神食量”?许多人不知道他们州的州长是谁;不知道他们州的参议员、众议员是谁;不知道最近有什么提案被通过、被否决。(8)
    ——在“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媒介权力极度膨胀,个人隐私在闪光灯的照射下无处藏身;20世纪70年代电视兴起后,人们的识字率随之下降,青少年模仿“屏幕”犯罪更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于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之声蜂起。美国每一位总统一方面尽力利用、拉拢新闻媒介,另一方面却又公开指责新闻媒介“不负责任”、“吹毛求疵”和“有破坏性”等。特别是电视,还被西方一些政治家冠以“颠覆性媒介”之恶名。(9)
    学者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正如马尔茨科索所说:“新闻也造就了人民的叛逆性。电影也许应对不断增长的青年犯罪负责。收音机可能使孩子在做作业时注意力不集中和烦躁不安。所有在社会中表现出危险的、坏的或令人忧虑的东西,在今天都可以归罪于电视。”(10)
    以上批评不免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它毕竟代表了人们对传播媒介看法的一种另类声音。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批评几乎是与传播媒介的诞生而同步出现的,“埋葬电视”、“拒绝电视”的呼声至今仍清晰可闻。普遍的、激烈的媒介批评,为西方新闻界鼓吹的“批评自由”找到一个注脚。
    然而,作为已成为我们“生态环境”的新闻媒介,谁又能真正地将其拒之门外呢?在西方,参加完“埋葬电视”活动的人们,还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回家饶有兴致地打开电视机,收看当天电视台有关“埋葬电视”活动的报道?
    对资本主义传播媒介负面影响作出猛烈而系统批评的,是20世纪中期崛起的法兰克福学派。该派举起人文主义和反对物化的大旗,对西方社会泛滥成灾的“文化工业”以及为其推波助澜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它力图从理论上阐释大众传播媒介的功用,正视其不容质疑的负面作用,对后来的西方媒介批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西方媒介批评的对象已囊括了包括媒介业务、媒介制度、媒介权力、媒介环境、媒介人等十分广泛的内容。由于其媒介批评的背景和目的与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待西方的媒介批评,只能是批判地“拿来”,为我所用。
    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从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着手,开始从事媒介批评的实践,比美国公认的《时代》杂志的媒介批评实践要早80年。马克思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不但对新闻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提出了区分“好报刊”和“坏报刊”的标准,并对媒介批评人的素质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马克思是无产阶级媒介批评的真正先驱。
    在我国的新闻事业史上,媒介批评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的南宋高宗时期,在周麟之的《海陵集》中,就有批评“小报”的文字记载。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还陆续涌现出梁启超、李大钊、邹韬奋等早期的著名报人,他们以生动的报刊工作实践丰富了我国的媒介批评。
    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媒介批评的实践,但是大部分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有时甚至异化为批判运动。尤为令人惋惜的是,延安整风时期盛行的新闻媒介自我批评之风,后来未能相沿成习。深入的、系统的媒介批评的缺失,并非表明我国的新闻媒介系统尽善尽美;相反,媒介批评成为稀缺资源,恰恰是媒介系统低度有序的表现。例如,改革开放前我国缺少对外传播(又称“外宣”)方面的媒介批评,并不足以证明外宣的成绩。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外宣一直“出力不讨好”,这种情况甚至令一些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学者深感不安。英国作家、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费里克斯·格林早在1977年就曾写过7000字的“意见书”,对此提出中肯的批评:“你们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风和表达方式是很缺乏感染力的。据我猜想(仅仅是猜想而已),收到这些出版物的人当中,有80%至多是瞧一眼目录,也许拣出一篇他们可能感兴趣的文章,看看画报中的图片——其余的就丢到一边去了。”这对当时那种不看对象、不讲方式,试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外国人头脑”的外宣作风,无疑于当头棒喝。他还以诤言谆谆相告:“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11)这分明是“替天行道”式的外来媒介批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文化、媒介文化的兴起,以及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新闻媒介的权力意识也进一步凸现出来。新闻媒介自觉不自觉地滥用起“社会公器”的权力,成为干预、操纵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无形力量。与此同时,一些新闻媒介为追求经济效益和轰动效应而淡化社会责任,大肆刊播虚假报道、“一黄二黑”报道、泄密报道,甚至大搞钱权交易,出卖版面、报号(登记证)等。媒介权力的滥用以及由此滋生的媒介腐败行为,使得媒介批评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报纸、刊物纷纷开辟专栏、专版,对媒介行为和媒现象以及媒介产品进行及时的批评;新闻界、文化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讨开展媒介批评的意义,倡导理性的、系统的媒介批评;出版界则踊跃推出一系列研究国内媒体的批评性著作。虽然我国媒介批评的层次有待继续提高和规范,但是笔者相信,作为政府管理和法律监督的有效补充,在21世纪,媒介批评必然成为中国新闻媒介系统内部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一种监督形式。
    与渐成星火燎原之势的媒介批评实践相比,我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相对滞后,至今仍处于启蒙阶段。这一方面表现在,关于媒介批评定义和一系列属性的探讨,尚缺少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至于系统的媒介批评研究,至今仍是一片空白。无论是20世纪末出版的《新闻边缘学科概论》,抑或权威的《新闻学大辞典》,甚至都无法找到相关的词条和内容,更不敢奢望有一本可供参考的《媒介批评学》专著了。媒介批评研究的长期“贫血”,不但不利于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及时纠正偏差、调整方向,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传播事业的繁荣和有序发展;系统的媒介批评研究的缺失,则限制了我国媒介批评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迈进。
    基于对媒介批评现实意义的深入认识,笔者不揣冒昧,大胆地将这个带有拓荒性质的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义无反顾地在这个“一穷二白”的领域艰苦跋涉近4载,终于有了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丰富而成的专著。开篇之前,笔者有几点重要说明:
    其一,论文题目中的“媒介”,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在本书中,笔者重点论述的是“新闻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新闻性杂志、通讯社以及新兴的“第四媒体”(12),因此,如无特殊说明,本论文中的“媒介批评”实指“新闻媒介批评”。之所以不用后者作为本书的标题,是因为“媒介批评”的叫法在西方和港台已约定俗成,用“媒介批评”一词,可为引文和叙述带来方便。
    其二,对于“媒介批评”中“批评”一词,笔者将其定位于“价值的判断”,即评点优劣、区分良莠、辩别正误,揭示美丑,既包括“寻美的批评”,也包括“求疵的批评”。但在本书中,笔者强调的是媒介批评的现实意义,针对的是目前媒介批评中存在的浅薄和俗化的倾向,因此,立论和例证多从批判性思维出发,侧重的是“求疵”的一面。
    其三,本书一如标题所示,只能算作一本“导论”,即不求面面俱到地集媒介批评之大成,但求对其中尤其是新闻媒介批评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作一导入性的探讨。
    本书中,尽管笔者涉猎了诸多学科的大量文献,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社会学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以及访谈的方法处理材料和进行论证,但是由于媒介批评这一课题本身带有一定的拓荒性,因此,这篇论文难免带有一定的探索色彩。愿这篇凝聚着心血但不无缺点的专著,能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的建立有所裨益。

注释:
1)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第3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90年9月再版
(2)以上两段话引自斯蒂文·小约翰编著,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第5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法国大革命后不久,法国形成贵族、平民和教士三权分立的局面。伯格一次在下议院抬头望见记者席说:“那边坐着第四等级,他们比以前三个等级加在一起还要重要”。见英国杰弗里·阿彻尔著《报业巨头》一书《序》,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4)Tony Schwartz's 著《传播媒介——第二位上帝?》译序及原序,美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彼德·菲利普斯、禁发新闻项目组著,张晓译《美国禁发新闻》第24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6)俞燕敏、鄢利群著《无冕之王与金钱》第35-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美国人把土豆片、炸薯条、巧克力糖这些热量高、没营养,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食品称为“垃圾食品”。而美国的新闻评论界则将色情、暴力和危机当成胡椒面和味精滥用的新闻称为“垃圾食品新闻”。见陈晓薇《美国新闻自由评析》一文,载《我看美国新闻媒体》第8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8)《无冕之王与金钱》第7页。
(9)“颠覆性传播媒介”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第27章标题中所运用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全世界各地,人们在利用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电视),来对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有时是推翻这种权力。
(10)(德)阿特斯兰德著《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中文版第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1)沈苏儒著《对外传播学概要》第21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2)“第四媒体”又称“新媒体”,是指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之后出现的因特网和正在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狭义的“第四媒体”是指互联网站。此概念在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正式提出后,被学术界广为引用。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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