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章--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邵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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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库利在传播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

作者: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邵培仁


  摘  要:库利是美国社会革新论的三杰之一,也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四位鼻祖之一。他认为,传播是人格塑形的建筑材料和生命精神的神奇载体。传播的需要既是原始的和基本的人性特点,也是社会自我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人类的自然生命在种质传递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那么人类的社会生命在信息传播中则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或可教育性。本文通过对库利学术生涯和代表著作的回顾与分析,纠正了以往学人在解读库利过程中认识上的落差,肯定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库利;传播学;历史;贡献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是美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也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鼻祖。库利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个人如何社会化,并贯穿于他的三部极具份量的著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过程》(1918)之中。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既是他潜心钻研撰写的首部重要著作,也是他的整个学术思想的精髓所在。从中我们发现了它对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影响,对帕克(Robert E. Park) 的深刻启迪,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的学术助益;也找到了后来的互动论、戏剧论、符号学和自我传播论、人际传播论思想的直接源头。他的“镜中我”理论对美国传播学的贡献已经引起肖特(Jean Short,1971)、巴克(Paul Backer,1973)、邓金(Norman Denzin,1984)、布勒斯(Martin  Bulmer,1984)等学者的重视和肯定,但是他在社会交往、遗传和本能的论述中对于传播的深刻洞见却未能引起学人的注意和重视,因此他在传播学发韧初期的贡献和地位实际上被人们低估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上当初罗杰斯批评传播学界只是承认而不是强调库利的贡献时说的一句话:“这是一项错误,很严重的错误。”①
  本文试图通过对库利及其著作的仔细阅读和客观分析,梳理出他的主要传播思想以及与后来传播研究的继承关系,论证他在特定时空环境下作为“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学术地位。

  一、“镜中我”:人际传播理论的源头

  “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认为,我们通过想象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和外貌的感觉来理解我们自己,因为这里的自我正反映了别人的意见,所以叫做“镜中我” (looking glass self)。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库利将它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对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印象的知觉;对别人对我们行为的评价的知觉;以及对他们的评价的感觉。一句话,我们是在人际传播中通过别人的反映(反馈)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信息交流,犹如一面镜子,能帮助自我概念的形成。②
  在库利的观念中,传播是“镜中我”形成过程中“唯一”的关键要素,也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一个螺丝。他认为,一个完全脱离传播、完全与他人相区别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不论是“社会我”还是“镜中我”,都离不开自我的社会交流,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自我,“几乎都是通过我们与其它人的交流而留在我们意识中的。”②因此,库利认为传播是个人社会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库利认为,在首属群体中,人际传播能使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库利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像友谊、服从、忠诚、崇敬和个人自由这些品质都发源于此。在家庭中,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信息互动形成一种自我感,并逐渐懂得了:(1)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2)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动;(3)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了这些信息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他们的自我。
  库利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人的自我的感情或情感是本能的,一个人一出生就具有,那么人的自我感觉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社会交流中不断演变、改进的,甚至完全可以加入思想的总发展之中。自我感觉是社会感情和社会思想的一部分。“思想是源于生活的一条河流,作为生活主要意义之所在的人际交流和社会感情,是航行在这条河流上的船只,而其它感情只是这条河流上的漂浮物。”②因此,“社会自我只不过是意识对自身产生于交流生活的某种思想或者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感觉。自我感觉的范围主要在普通生活的里面而不是外面,其特殊的功能和倾向是把充满个人力量的世界作为表现情感的天地,并反映在对人印象构成的意识中。”②
  库利还注意到了自我感觉和创造性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伙伴或他人对一个人创造性活动的赞扬和肯定,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创造兴趣和创作水平;相反,消极反馈则会让他生气和感到丢脸,抑制他的创造性欲望。自古至今,所有曾获得成就的人士,几乎都有相同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自我感觉过程。可以说,自我感觉不仅影响后续创作和已构作品,也影响前期创作和即构作品。因此,“没有相应的自我感觉,就不可能产生一幅画、一首诗、一篇散文、一件费力的石雕作品或任何其它艺术品和工艺品。”②即使是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也“必须要有反应才行,否则思想本身就会消失。如果艺术家发现他的书或画没有欣赏者,他就不太可能创作出新的作品。”②
  自我感觉也是把握他人的工具。库利指出,我们意识中关于他人的概念是依靠面貌、声音等等的感觉形象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对他人的观念毫无疑问带有这些感觉印象,这些形象永远成了我们大多数人把握他人的工具,即它起着打开门的把手的作用。假若我见到一张面孔并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这就是说,我在过去的交流中获得了关于诚实的品质的观念,而面前的脸上有相同的可感的因素,因而唤起了这种在社会交流中获得的感想。一个朋友的个性,之所以留存在我们的意识中,并成为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个性以及联系着他的个性的一系列思想——旧的感情加上熟悉的特征,但也有可能加入了新的概念,通过自我感觉的渠道流进了意识的水库。在社会交流中,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储存,但我们总是需要帮助才能拿到这些储存,才能利用这些储存并进一步丰富这些储存;而这种帮助通常是可见可闻的东西,以前和储存有联系,现在成为打开储存的钥匙——自我感觉。

  二、传播:人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高速公路

  “生命,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出现的,是一个由共同的后裔按照共同的生存原则组合起来的大家族。”②在这个大家族中,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许多科学家都想搞清楚的问题。库利从信息交流的视角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可教育性和可塑造性方面。”②“动物的智力素质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不需要教或只需略教一下就可以让它们进行有效的实际活动。”而人(婴儿)则必须进行许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才能学会谋生的本领。库利接着说:“这种可塑性的差异表明动物的生命活动相对地是单一和固定的,而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丰富和变化的。”②在人类的生命历程中,语言不仅可以说明动物性和社会性遗传因素在人身上的有机结合,而且可以成为教育或交流的有效载体,成为社会——生物性的一种功能。没有语言的习得和交流,没有后天的教育和培养,人是无法应付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更无法成为万物之精灵、宇宙之主宰。
  对此,康有为在《长兴学记·学记》中写道:“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因此,“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应该说,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它的变化并非是为了成为人们行为和社会习俗的变化的不尽源泉。如果我们理解人类本性(可教育性),我们可以让它按我们的意愿发挥作用,就像一个聪明的机械师,运用物质和运动的普遍规律来为他的目的服务。”②而人类的理智作为更高一层的控制系统,也完全有能力对人类的可教育的本能在信息交流中进行有效地引导、发展、协调和组织,并以此来提高人的生命品质和社会素质。库利认为:社会的最重要意义是交流,即“人们直接的交流,包括交谈和有具体对象的同情——简言之,就是交际。”②因此,“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对抗的说法,不论是作为人际关系的普通描述还是哲学陈述,都是荒谬和空洞的。”②传播是人际胶水和社会水泥,它使无数个体相互理解、协同动作,并以活生生的整体释放出巨大能量,推动社会快速发展。
  库利还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有历史的,事情不会没有联系的发生。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我们已形成的任何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至今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想法,都是我们的祖先所说、所做、所想、所感受的结果,不论这种结果以什么方式产生。”②与动物不同,人类的信息传播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在过程上具有继承性,在速度上具有加速性。库利打比喻说,人类生命历史的进程犹如同一走向的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是遗传或动物传递;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是信息传播或社会传递。自然生命渊源于种质传递,通过交配与抚育的过程完成;社会生命起源于信息传播,通过体态和语言的交流实现。河流最先出现,是公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公路出现较晚,是河流的丰富和发展。库利接着指出:这两条线路并非总是平行的,比如美国家庭抱养中国婴儿,这个婴儿的生命历史仍然源于中国,具有得之于种质遗传的体态特征,但是他的社会性的历史将起源于美国。他将成为美国的政治、宗教、教育或经济传统的继承人;他的整个头脑将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头脑而不是中国人的。②这表明,人类的自然生命在种质传递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人类的社会生命在信息传播中则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或可教育性。库利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强调指出:特别是19世纪出现的新媒介(报刊、书籍),由于具有“开扩和激励”的性质和“表达性、记录永久性、迅速性、分布性”的特点,它“会永久地改变了那些使用者的精神面貌”③。

 


责编:邢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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