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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调查”（上）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22日 09:01
孙玉胜
今天的《新间调查》可以毫不逊色地代表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水准。尤其是编导和主持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选题，都镇静从容地采访，有条不紊地叙事，有章有法地编辑，这种职业态度令我佩服。从《新闻调查》中，我们看不到弥漫在许多电视从业者身上的浮躁之气。1996年是忙碌的一年。
继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后，经过一年的休整，1996年新闻评论部同时在筹备两个新栏目:《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另外还要参与筹备“香港回归特别报道”的方案策划。
如果说《实话实说》是计划外的“私生子”，那《新闻调查》则是“明媒正娶”的“正果”。1996年初，央视决定对第一套节目21∶00时段进行横向整体改革，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星期一至星期日的七个栏目，时长为45分钟,《新闻调查》就是这次招标的结果。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次彻底的改革举措，因为与21∶00时段全国电视竞争的激烈程度和长期形成的栏目结构症结相比，这次改革还缺乏力度。招标的结果基本上是原有栏目格局的调整，改版的栏目多，新办的栏目少。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时段由于栏目和部门的多元分立，难以形成统一的风格、定位和规模。观众最终由于不能与其建立“约会”而失去期待感。21∶00这块收视的高地并未因央视这次改革而被攻克，所以整体收视份额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1996年对新闻改革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来说，意料之外的是当年的3月31日，杀出了一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如果说1996年央视新闻改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两个栏目的创办，而凤凰卫视这一次则是在运作一个频道。也许是刘长乐藏而不露、欲擒故纵的深谋远虑，也许是他刚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新闻”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凤凰”进入中国内地之初是以娱乐频道为定位的。但刘长乐的敏感和智慧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在短时间内对其新闻节目的迅速扩张。几年下来，在新闻的快捷性、评论性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其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直播，使其影响力和权威性得到不断提升。
1996年之后，中国内地电视新闻改革的进程远不及凤凰新闻节目的扩张速度，2000年，实质为新闻频道的凤凰资讯台开播。2002年，凤凰资讯台获准在内地有限落地。
1996年可以称为中国电视的第一个新闻年。在凤凰掉头转向新闻并以其快速反应赢得节目声望时，内地许多电视台的新闻杂志类节目和焦点类节目也纷纷出台。此时，央视开始探索和实验“谈话”和“调查”节目。央视在这个时期的策略目标是：精品、深度和大台风范，尤其对《新闻调查》寄予厚望。
被称为“调查性纪录片”的《60分钟》是美国CBS的王牌新闻栏目，自1968年创办至今，三十多年来，收视率和影响力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制片人唐·休伊特提出的“把新闻当故事讲”的理念至今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很长一段时间,《60分钟》以及与其相似的《48小时》、《20/20》等作为电视深度报道最高标志的这些经典栏目，经常被中国同行拿来当作范例，上世纪90年代初更是如此。
中国人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直到十几年之后，中国电视的从业者才开始尝试参考国外电视的节目形态和形式，用以改造我们的电视节目。
其实，大部分的电视节目形态和形式就像先进的技术设备一样，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只要需要并且适合，它们就可以为任何人所使用并产生效益。谈话节目是一种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可以把节目做得庸俗不堪，但也可以使其像《实话实说》一样雅俗共赏。我们要防范的不是谈话节目这种形态，而是这种形态下的内容取向。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不同的是，先进的电视节目形态和形式过去一直是无偿的，直到90年代末，节目形态才在世界范围内被确认为知识产权的一种，要照搬就必须付费。90年代末，央视开办《城市之间》和《幸运52》，都是购买版权的结果。
1993年以后，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美国CBS的《60分钟》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同事之间相互交换的，就像我们十八九岁的时候交换外国小说一样，神秘、稀罕、心怀兴奋与期待。但由于语言不通，开始时只能看热闹，只能通过画面语言去解读节目的内容。
1994年的一天，我第一次看懂了《60分钟》，因为屏幕上有了中文字幕。记得那是一期关于保险诈骗的节目，记者用暗访的方式揭露了一个犯罪团伙如何将一些行将报废的汽车弄到手，之后又如何将其“弄丢”，将其撞伤，然后再到保险公司去领取保险金……那真是一个比电视剧还好看的节目。优秀的新闻节目比电视剧好看其实是应该的，比如这个节目，用以支撑节目主体内容的就是那一段连续的、详尽的过程，节目因此一点不缺少电视剧中构成故事元素的过程与细节；比之电视剧更具魅力的是，这里的一切过程都是真实的。有一次我问给我提供节目的张步兵:“你们是怎样把中文字幕加上去的?”张步兵笑着跟我说:“那不是咱们加的，是香港电视台加的。”原来在那个时期，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已经在定期播出《60分钟》节目，播出时使用英文原声，但加有中文字幕。张步兵告诉我：他是通过朋友在香港用家用录像带把每期的《60分钟》都录下来，之后再由别人捎到北京来。
张步兵是《观察思考》的最后一任组长，成立评论部后任记者一组制片人，他也是《新闻调查》的第一任制片人。由于夜里加班经常睡在办公室的水泥地上，天长日久地张步兵不幸患上了腰痛病，有一个时期非常严重，不得不住院手术治疗。
许多同行都看过《60分钟》，所以相互之间经常把《60分钟》的节目来比喻或者证明自己对节目创作的看法,“有朝一日一定要创办一个《60分钟》那样的栏目”，这是许多年轻电视人的理想。1995年4月,《焦点访谈》开播一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记者采访我时问:“从形态上看,《焦点访谈》已与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形态很接近了，那么我们的节目水平与世界高水平的节目相比，到底还存在多大差距呢?”我说:“差距是相当大的，现在仅仅是形态上的接近，制作水平还相去甚远。打个比方，就像生活一样，我们从农村生活变为城市生活，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活质量仍有巨大的差距。还有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空白，那就是调查纪录片，像美国著名栏目《60分钟》和《20／20》那样。如果有条件，我们将尝试那种新的节目形态，它将不同于《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
这样的理想也只有在1995年之后才可能变为现实，一是这时的《东方时空》，特别是其中的《生活空间》已经定型并形成广泛影响，二是《焦点时刻》特别是《焦点访谈》经过一年的运作得到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好评。其实深入分析《60分钟》的节目特征，它无非就是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手法，报道着《焦点访谈》的选题内容，这就是所谓的“调查性纪录片”。1995年的时候，这两类人才的锻炼都已臻成熟，所缺少的只是时机和空间。1996年初，机会来临，台里决定对第一套节目21∶00时段进行招标，评论部是这次改革的受益者之一，正在实验中的《新闻调查》获得了每星期五21∶00之后的45分钟空间。
杨伟光台长、沈纪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都格外重视《新闻调查》的出台。杨伟光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新闻调查》可以视作央视新闻改革继《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而我们也是在倾评论部全部主力铸造这个品牌。筹备之初的《新闻调查》由张步兵和王坚平任制片人，部里给了这个新栏目以最大的支持：编导和摄像任他们在《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栏目中随便挑。于是，新加盟评论部的夏骏、刘春、常江,《东方时空》的张洁、王利芬、呼和、王志、耿志民;《焦点访谈》的胡劲草、栗严、刘昶等等先后来到《新闻调查》，另外还有友情“出演”的白岩松等人。栏目接近开播前，我又请时任评论部副主任并一直负责栏目筹备的袁正明亲临“调查”督战。
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播出，首期节目为《宏志班》，编导夏骏，主持人白岩松。
7年过去，历经几次调整，一旦能够连续三个星期准时播出,《新闻调查》就可以排在央视第一套节目前十名。而且现在许多同事早已不再言必称美国的《60分钟》，取而代之的事业理想与专业标杆换成了我们自己的《新闻调查》。
在我看来，走到今天的《新闻调查》，其表现方法和叙述方式是可以与《60分钟》媲美的，这个潜心钻研了多年的栏目已经可以毫不逊色地代表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水准。运行七年，这个栏目两次荣获亚广联新闻信息类节目大奖。尤其是编导和主持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选题，都镇静从容地采访，有条不紊地叙事，有章有法地编辑，这种职业态度令我佩服，从《新闻调查》中，我看不到弥漫在许多电视从业者身上的浮躁之气。
尽管《新闻调查》大多数节目可称之为精品，而且近一年来伴随《贪官胡常青》、《与神话较量的人》、《“东突”揭秘》等节目的播出，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但在我们七年前的预期中,《新闻调查》的影响还应该比现在更大才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新闻调查》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不可比的因素之外，播出不准时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据粗略统计，央视调查21∶00时段节目，每年平均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不能准时播出的，而且一旦推迟，就得到23∶00之后见了。由早间移到晚间21∶00时段播出的《实话实说》最能说明问题，其在晚间时段的收视率从来就没有超过早间时段的最高收视率。收视调查根据电视观众对节目或栏目的忠诚度将之分为“忠实观众”和“随机观众”，但即使是忠实观众，要忠诚到不看这个栏目就睡不着觉的程度，毕竟还是微乎其微。
播出时间的不稳定是影响《新闻调查》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但还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因素也许就来自《新闻调查》本身的定位设计。(节选自孙玉胜著《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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