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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03》征文之五
 
在爱情开始的地方

发布时间:2004年01月13日 10:12 作者:在爱情开始的地方



    没有一种病毒能够阻断爱情,阻断幸福。怀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我收拾起简单的衣物,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列车,时间是2003年5月20日。

    整个车厢里,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大家都很少说话,小心谨慎的样子。一路上,我进行了四次体温检查。与第一次来北京不同,这次离北京愈近,我的心情反而轻松了许多。人的生命总是那么短暂,如果我真的得上SARS,那也是命运的安排。

    出了北京站,接站的人很多,但没有成。在非典时期,他的公司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员工一律不允许请假,那天他上中班。于是,我直接乘车来到了住在海淀的同学郭静那里。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经为我联系了弘福学生公寓,经过一番交涉,凭借一张在京海学院的英语六级辅导证,我的住宿问题解决了。晚上,成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是否一切都顺利。“还好。”电话中,我的声音哽咽了。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成在第一时间将这条重磅级新闻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给了我。未了,手机短信的铃声再次想起,“北京成为重疫区,暂勿进京。”当我向公司递交辞呈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数日后北京所面临的一切。几乎在同一时间,电视、报纸、网站、广播等所有媒体对SARS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SARS,中文称非典型肺炎,基因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它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可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接触病人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它的潜伏期是二至十四天,主要表现是发热、一般体温高于38°C,伴有干咳,肌肉关节酸痛,头痛等症状,多数病人的血白细胞正常或偏低,胸部出现斑状阴影。

    4月10日,我结束了在中联的百天职业生涯。如果没有非典,我也许会接受店经理的邀请,重返肯德基。如果没有非典,我不会意识到一份真挚的感情在我心中蕴藏的能量。我辞职了,却远离了北京,远离了非典,而在辞职前,沈阳百胜餐饮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通知我回家去面试店经理助理。巧的是在本市的店经理正是在大学期间面试我的老板。这是命运的安排。然而,我无数次被同一个故事感动着:一位女护士被感染上了SARS,他的丈夫每天都会去医院给她送鲜花,送可口的饭菜,最终SARS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年仅八岁的女儿。爱情,只有在这时显得如此的动人。回到现实中,我不知道非典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我与成重逢在何时,我给成打电话,询问北京的现况,他说他们那里很多地方被隔离了,但他还好。还告诉我不要乱跑,好好休息。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给我讲他现在在电话亭,带着公司发的一次性手套。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只是很想念我……我眼泪下来了,当做出重返北京这个决定时,我已经众叛亲离了。

    第二天,从海淀到通州区,我整整坐了三个小时公交车。车厢的空气里除了弥散着消毒液气味,还有更强悍的杀手——恐惧心理。虽然我已经置生死于外,可是我还是把十六层的口罩捂严。途经长安街时,我把目光投向了天安门方向,投向了我们曾经牵手走过的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情的誓言是如此铿锵美丽,“你现在可要考虑好喽。”我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我孩子般的脸上停留了半秒,还是紧紧握住我的小手。“就是你了。”这一幕将永恒地定位在我的人生轨迹上。我的爱情开始了。那天,2003年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他陪我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确切地说是他背着我看升旗的,我的海拔低是事实,但是他狡黠地让我第N次放弃最佳的观看位置,当升旗仪式进入倒计时的时刻,在我要“迁怒”他时,他突然蹲下,“我背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可不要错过啊。”于是,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在长安街上,他如愿地牵了我的手。

    “我的腿脚时好时坏,走不了路,那可怎么办?”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的秘密。“我背你。”他真诚地说。天安门广场,飘扬的国旗,请作证,见证我们纯真的爱情。在一起的日子,他真的履约了自己的诺言。

    为了看升旗,我们整夜没有合眼,公司发的红包也没有领到。

    大学毕业后,我辞去了在肯德基的工作。虽然舍不得这份勤工俭学的工作,但是家对我太重要了。父亲在我毕业的最后一年出了车祸,家里损失了十余万元,父亲也因此落下腿部的残疾。后来,我参加了本市建设银行的招聘人员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最终以所谓的面试成绩不合格理由将我拒之门外。母亲至今仍念念不忘此事,她总内疚地说,如果当时家里拿些明白费,就不至于此了。家里负债累累,我不想让父母再因为我的工作花一分钱。我就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边考下了导游从业资格证书。11月上旬,我向沈阳百胜餐饮有限公司递交了一份求职简历和一封自荐信,因为我听说在本市也要开一家KFC,我很想回到那样一个凭能力吃饭的外资企业。虽然那时应聘店经理助理的人员已经进入了培训期间。也许在家里有太大的压力,2002年12月中旬,我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北京,中国的首都,无数人向往的地方,也是我心中的圣地。一路上,我没有感到激动。而是稍微有些紧张。因为我不是去旅行,而是找工作。同学说我挺幸运的,在2003年1月1日,我就成为了北京中联鸿远有限光盘公司的职员了。那天,我一个人去了邮局把从家带来的一千元钱寄了回去。我有工作了,北京接纳了我。

    我和成同在中国文联下属的一家光盘公司里,不是同一个的班组。他是制片,我是质检员。公司几百人,不同的班组的人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可是我们却相识了。我给他们班的一个同事代上了两个班。一次,在公司的食堂里,他问我连续上十六个小时能否吃得消,我说不介意。当时,我觉得心里有一种感动。巧的是我的餐盒一直放在他的厨柜上面,当我们的关系公开后,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饭盒怎么不放在老刘那里。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也笑而不言。直到我离开公司的那天,我才把饭盒放在他的柜子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饭盒放在你的柜子里,为我保管好它,好吗?”说着,我便转身走出去了,为的是不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天桥湾,有着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提到它,让我不觉地把它和《魂断蓝桥》的蓝桥联系在一起,一种预感吧,是呵,天桥湾给我和成一段美妙的记忆,可是却让我们经历生死别离的考验。

    公司的集体宿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我和同班组的人们要搬到新建小区,但是我没有去。我选择了天桥湾,是一个原寝室的内蒙古的女孩——我的好友扬力卿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我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却和外向而有点泼辣的她成为了好友。那天,她让我陪她去她以后的宿舍——天桥湾3号楼411室。天桥湾,我一见到她,便喜欢上了她。她座落在通惠河畔,毗邻西海子公园,与早市一墙之隔,不远处便是京杭大运河。我心动了,不管新建小区什么模样,我要去天桥湾。于是向公司提出转宿舍的申请。申请通过了,同班组的人却对我产生了误解。搬家那天,我和扬力卿是最后般走的,令我感动的是,有四个男生帮助我搬家,其中成在其中。

    “你真有魅力啊!”杨煞有介事地说。

    “你帮我搬家,我还没请客呢。”一句玩笑话拉近了我与成的距离。那天晚饭后,我碰到成,便邀请他去我新宿舍坐坐。由于我和杨要先配钥匙,便让他和我同宿舍的人先回去了。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但没有走。当时他坐在沙发上,自由地应付室友的“炮轰”。我只是静静地听着。末了,他起身要走。其中一个室友对他说:“今天小钱要上夜班,你就陪她一起走吧。”我连忙解释,不要乱说。目送他下楼,室友逗我,你好有眼力啊,他可是咱公司的帅哥。“蟋蟀的蟀吧。”我打岔过去了。

    十二点的夜班,我在十点四十分就从宿舍出发了,手电筒,一把匕首,自行车钥匙,我检查好了随身物品,便下楼了。在我下到二楼的时候,楼道里的灯亮了。他出现在我视线里。“没有想到吧,”他笑道。“该来的总会来的。”我回答道。那天晚上,我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打手电筒,匕首也安静地躺在包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接送过,你是第一个女孩子。”“那我可放心了,至少你有女朋友。”和着街上柔和的路灯,我在享受生活给我带来的一切。

    肯德基餐厅,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每次都来一杯可乐,而我却要一个冰激凌,付款方式AA制。在轻音乐中,我给他讲述在大学的时候在肯德基餐厅打工的经历。如今我身在北京,过去的一切都离我远去。我细细品味着冰激凌的味道,在男孩子面前不紧张,我终于做到了。

    工作是平淡而枯燥的,机械化的管理模式,让我有些吃不消。我所学的电算化会计专业,根本用不上。而所学的计算机知识能够利用的就是拷贝复制。

    “我想去卖报纸。”几乎我们同时说出未来的想法。在生产型企业,你自然而然地也成了机械化的机器。这个想法,直到我回家的时候,一直没有实现。

    当公交车缓缓地驶入西大街车站时,我在车上便看到成在守候,他没有戴口罩,旁边还有一个我曾经的室友小郑。不知为什么,我有种酸酸的感觉。下车后,成接过我的手提包,笑着端详我,五月的北京,即使是非典,还是不能让夏天的脚步停下,他们都穿了短袖,成一身黄白色的休闲装,更显英俊。而我呢,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圆边的太阳帽,有点滑稽。出于第三者考虑,我们只是用眼神做了第一次交流。小郑的嘴很甜,对我总是姐姐长姐姐短。“我们都知道你会回来的。”她说,“刘相成来接你,我赶上了,和他一起来接你。”我笑笑。“大家都很想念你,尤其是他。”她还是以前的样子,故作一番姿态。我们去了一家餐厅就餐,这次是成付费。“大家都觉得你太委屈了,如果没有**的女朋友想进来,你不会走的。”没想到,在我重返北京时,大家依然关心我离职。“我现在很好,谢谢所有的人对我的关心,请你转告杨力卿,我回来了。”成的眼神始终落在我的脸上,他坐在我的身旁,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左手,再也没有松开。一种久违的感觉回来了。小郑辞职了,她原来是想向我告别的,我的鼻子酸了。

    送走小郑,我们来到了西海子公园。公园还是依然美丽,湖水清澈,树木葱绿,这里的人很少戴着口罩。成本来很健谈,现在却拥着我,仔细端详起来。

    “你瘦了。”

    “是嘛?”

    “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我不是又回来了嘛。”

    “其实,你的离职,不是你的错。”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你到通州来吧,我来照顾你。”

    “不,我有自己的打算。”

    海淀,聚集着中国最高的学府,中国最富的人群,我住在巴沟村的弘福学生公寓。来到那里,我去农贸市场买了一盆茉莉花,碰巧认识一老人,我向他询问了关于报纸批发的有关问题,于是他带我来到了盛唐饭店附近。他非常友善地告诉我,每天五点钟,这里就批发报纸。我说我想试试卖报纸,他非常支持我,并表示要无偿地帮助我。我感激不已。

    第二天,我早晨四点半就起床了。为了不影响同寝室的室友,我把响声降到了极限,但是不可避免。“小点声,大家都睡觉呢。”室友背朝里又睡了,我的心却抖了一下。

    二十分钟的步行,却让我向人生又迈出了一步。天气不错,微冷,路上的行人不多,我所看见的是一群群上工地的民工。车行道上停着两排各种豪华的私家车,一直伸向万泉河路。两边的建筑一侧是万柳公寓,另一侧是正在兴建的欧式花园。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一堆人围在一起,旁边有两三辆小型面包车。还有好多辆自行车,车的后座上都有报刊袋。这就是报纸批发的地方吧。走近,可不是吗?五六个批发商正在整理着刚刚取回的报纸,进行分页。有的已经进行了交易。“今天你订了80份《京华时报》,三十份《信报》,共计 39.4元,那明天订多少呢?”我走了两圈,便在一家前停下了。“大姨,《京华时报》批发多少钱一份?《信报》呢?”那位低着头的妇女抬起头,打量着我,“你是第一次过来吧?”她操着山东的口音,倒是蛮和气的。我点点头。“今天取不取报纸?”“取。”“你要多少?”“来一百份吧!” 当我把话吐出口,竟得到一阵唏嘘声音。“《京华时报》0.38元,《信报》0.30元。第一天最多给你三十份《京华时报》,你若能卖出去,明天再来。”我点点头,把A版和B版插在一起,掏了10.40元,向那个阿姨道声谢,便抱着这三十份报纸往回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始终在这家批发摊上取报纸,他们一家,山东人,父母和一儿一女,来北京已经十年了,都在从事报纸批发零售生意。

    我去哪里卖啊。眼前的人在向我招手,那位慈祥的老人,昨天在菜市场遇见的那位,他在那里等我呢。“我以为你不会来呢。”老人家亲切地说。我笑笑。“您说我在哪里能卖出去呢?”“你就在这个车站呆一会儿,一定就有人买的。”老人停下来。“我陪你。”车站人很少,还不到六点。我手里抱着报纸,就是张不开口。十分钟时间,我还是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来一份《京华时报》。”天啊,人家把钱递到了眼前,我才递出这第一份报纸。我喃喃地说:“再见。”我回头望了望站在不远的拿着报纸注视我的老人,他正朝我笑呢。

    “您来一份报纸吗?《京华时报》。”两个多小时,那位老人一直陪着我,注视着我。我走着,他在不远处跟着我。走在餐厅门口,他示意我进去。“有人需要报纸吗?”我环视着在座吃饭的人们,没有应答,却把百分之百的目光投向了我。那一刻的心情,怎么形容呢,我只能把僵硬的笑容一直保持着,直到退出门去。当我把最后一份报纸销售一空,老人执意请我吃饭,他要请我吃他家的名吃——山西拉面。“你就像我外孙女,叫我外公好吗?”“外公。”我甜甜地叫一声。老人高兴极了。老人叫李士杰,山西人,退休干部,她的女儿在中关村一家科研所工作。

    “《京华时报》,《北京晚报》……”当我推自行车站在农贸市场、路口、餐厅门口吆喝卖报时,总会有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或许是被我的热情所打动,即使走过的人也会转身叫住我,“卖报的,来份报纸。”我递上了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准确迅速地找零,同时附上一句祝福的话语:“再见,您慢走!”一个月下来,我的皮肤黑了。可喜的是很多人都成为了我的忠实顾客。走在我所住的学生公寓附近的那条街,那些做小生意的商贩们,总会和我热情地打招呼,开玩笑:“拿西瓜换报纸怎样?”“今天报纸这么快就卖完啦?”有时我会免费送他们一份报纸看,传播文化嘛,令他们感激不已。卖报纸,每天挣钱不多,但总有别样的感触。别人都守在一个地方卖,而我每天要走十几里的路,脚底都磨了泡,起了厚厚的茧。一百份报纸,至少向一千人询问是否买报纸。每天我的身边都会有非典救护车飞驰而过,没有一次我不会落泪的。生与死在考验着我的爱情。有谁会在意我甜甜的声音,真诚的笑容背后,有多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我吗?

    “卖报纸的”,几乎成为我的代名词。真不可思议。大学生居然卖报纸。他们在我的车筐里看到了我的求职简历。在唏嘘中惊诧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戴着近视眼睛,文静,腼腆的小女生。 “佩服,佩服。”我并不介意他们的评价,让他们知道也好,名人效应。至少他们每天都会买我的报纸。大学生卖报纸有什么不妥吗?

    “我来养活你吧。”成心疼地握着我手说。有时卖完早报,我会乐不思疲地坐车去看成,向他炫耀我的工作成果。“真委屈你了。”

    “知道我为什么会卖报纸吗?我要让你知道,以后不会再有比现在更艰难的时候了。在海淀——中国含金量最高的土地上,我能以卖报纸为生,那么我也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存了。”我充满豪气地说。

    成也过来看望我。帮助我卖晚报。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了。至少他能接受我,接受我屈尊身价去卖报纸。一百五十份晚报,我们从中关村一直走到了巴沟村,历经了三个小时。我问他卖报纸的感受时,他深深地把我拥在怀里,一句话也不肯说。

    6月22日,北京的非典疫情解除了。我依旧卖着我的报纸,心情不再抑郁。卖报纸之余,我会去自习室看书。

    “我现在不想找工作。”在电话里,我对成说。其实我知道成要在非典过后回家,我在等他的表态。

    再看看我卖报纸的业绩吧。第一天30份,第二天60份,第三天140份,……最高记录,我一天卖了270份。整个巴沟村那条街的店铺老板、伙计、小商小贩没有人不认识我。于心不忍的是,我让一个卖了三十余年报纸的老人没有了生意。

    直到7月8日,我才结束卖报纸职业生涯。卖报纸给我最大的收益,我已经凡事荣辱不惊了。

    弘福公寓要拆迁了。同住的室友都另找住宿了。我却还没有。成说要替我付半年的房租1300 元,让我和郭静一起去另外一所公寓。我再次拒绝了。“我会养活自己的。”

    我递了一份简历,于是我就去了上地一家火锅店面试库管员。上地,位于海淀区北7公里。走进上地,我看到了一个花园式的半岛,那家火锅店就在此了。隶书的牌匾赫然立在门上,门厅侧立着一个报刊栏,室内非常地整洁,古香古色的餐桌,服务员垂手等待顾客的光临。一位领班接待了我,从后门带我去了二楼。二楼还未装修。乱糟糟的一片。这就是孙总了,三十左右,棱角分明。

    “我看过你的简历了,明天来上班。”他同时让会计与我见面,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小米,你还得向她学习啊。”会计向我点点头,算是问候了。我不知道老板为什么会如此青睐我,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我。而且还这么地客气。或许看到我的学历和相关的证书吧。

    最初的日子,我每天以泪洗面。其实我是很坚强的人,也许再坚强的人也有最脆弱的一面吧。这里实行朝九晚九的工作时间。每个月只休息两天。到了库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物品摆放没有一点条理性。而且前一任库管根本没有帐。一时间我根本无法着手。那时候,我真的怀念在中联的八个小时工作,怀念卖报时的自在和成就感。但是这里毕竟满足了我最基本的需求:安全,包食宿,而且有可观的工资。老板特意派车给我搬的家。还要感激的是公司把我和会计安排在一个宿舍里。

    “我能接受都接受了,我不能接受的也‘笑纳’了。”在给成的信中,我写尽了自己的委屈。先前的库管还吓唬我,这里的帐根本不会清的,你进来,就再也跳不出去了。我确实害怕了。“成,你接我出去吧。”成来了,他说自己不喜欢看到别人哭了。他说了,他要回家了。而且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交往,我的哭声停止了。“成,你记住,如果你在父母和我之间选择的话,我只能退出。”我转身走了。他拽住了我。“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原来他在试探我。他临上车前,我从兜里掏出了一百元钱。“这里是我的一点心意,替我买点东西,算是我孝顺他们的了,将来即使不做你家的媳妇,也不枉交我这个朋友吧。”成说什么也不要这钱,我也急了。眼泪又落下来了。“我多么希望卖报纸时候和你回家看看啊,我知道,一工作,我就没有时间了 ……”成哭了,那么真切,他把所有的感情都藏在这眼泪中。在上地的车站,一个堂堂正正的七尺男儿,在我的面前落泪了。而我的心都碎了。

    以后的日子,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再也没有哭过。我认真地整理帐,记请入库单,出库单,每天都盘点库存物品。同时与供货商、后厨、吧台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保证不断货。一个崭新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我的人际关系不错。他们总是姐姐长姐姐短地叫得亲切。我的工作有声有色。来店不久,我就发现公司这样的一个漏洞:供货商所供应的商品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得多。我向孙总反映了这个问题。我给他打个比方,市场上冬瓜价钱0.10元/斤,而入库价竟达到0.50元,两个冬瓜47斤,仅一样物品,他所得的利润就是一名员工的一天工资。老板在意识到问题严重时,他立刻决定让我每隔两天去市场调查一下价格,然后准备自己采购。这是我接受的新的使命。有时我步行几公里去市场,有时公司派车去,有时老板还还开着他的BLUE BIRD,和我一起去。一个月后,那个送菜的供货商被撤了。从入库单看,仅这项,公司每天就可以节约几百元。而每天晚上我都是合衣在库房度过的。那时,我才真正地意识到一个库管员的权力有多大。老板对我相当地信任,供货商也对我说尽了好话。我在闲暇时间可以看报纸,听录音机,喝茶水。关上库房门,我还可以给成打电话。公司还给我配了电脑。我本应知足了。是啊,我的皮肤已经变白了。笑容也更灿烂了。然而,我又看到了公司的另一面:那位因为我而被“炒”的供货商在店里积压的货款达八九万元,他百分之百收回的可能性却为零,他这时才知道贪心的下场,我的心情也很难过。一个厨师长,领班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辞去他们看不顺眼的员工。公司内部规定所有员工前三个月每月必须扣发200元所谓的“风险金”。公司的罚款制度非常严格,睡觉罚款、夜不归宿罚款,偷懒罚款,一只掉进餐具里的苍蝇,从后厨到传菜生,总共要罚三四百元。公司餐厅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安装了监视器。公司的会计是孙总以前的同事,出纳是他的嫂子。而且员工大多数是他家乡的人。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我幸运,因为我被老板慧眼识珠,我不幸,精神压力从来没有如此地大。

    在这里,我懂得了什么是工作狂,会计一个月至少二十天不回宿舍,而我也“被迫”连续十天没有迈进宿舍。同时,这里也有很多好的员工,他们有的有一身绝技,有的擅长文字、美术、文艺,有一位还是国家三军仪仗队的退伍军人。想想他们,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成没有离开我,他在休息的时候,会坐三个小时的车来看望我。公司第一次自己采购就是派我去的。正好成赶上。早晨四点钟,我们就去了市场。每一样东西都是他拿到车上去的。如果没有他,那天,我就完了。司机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等我要买最后几样东西时,司机开车走了。无奈,我和成只好打个面包车回去。下车时又赶上下大雨,成忙着搬东西,自己的钱夹却落在了面包车上。钱夹里有人民币,身份证,银行卡。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天又赶上结账。所有的供货商都聚集在库房门前等待着我给他们对帐。成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安慰我一声,便回公司去了。中午,我哭着向孙总讲明原委,给我一点时间去找那个司机。“就是有千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试试,不然,我真的不安心。”孙总从自己的包里掏钱想弥补成的经济损失,我婉言谢绝了。茫茫人海中,我只凭一张署名“陈胜悦”的打车收据,在市场寻觅几日,未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我一直以为自己不适合谈恋爱,或是自己的心太高。然而面对成时,我才发现自己也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我平静地接受上天给我的关爱。他是一位平凡质朴的山东人,管父母叫爹娘的农村小伙。他的学历不高,却肯自学AUTO CAD ,他循规蹈矩,却把父母安排的婚约给退了。他勤快,善良,幽默,有正义感。他坦诚,善于人际关系。但绝不矫揉造作,更不阿谀奉承。他自制力很强,很少受外界影响。在公司里,他有很好的人缘,同事叫他“老刘”,“丞相”(相成)。我们的脾气很合得来。记得在原来公司里,我和他对阵象棋,结果我大获全胜。从此他称我才女。

    这次该轮到我回家了。当母亲让我回家参加教师资格认证考试时,我选择了辞职。孙总很开明,“人才是留不住的”。我进行了最后一次盘点,把账目一清二楚地交给下一任库管员。同时与会计统计出来的最后金额与我所记的帐不差分厘。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出去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先前的库管盘亏五万余元,这不是单纯的库管问题。库管是个初中生。那是领导的管理问题。正好赶上农历八月十五,公司聚餐。孙总特意为我饯行。他对来接我的成说:“她走了,我损失了一员大将。”我敬孙总一杯酒,感谢他的关照。别了,羊嘟嘟。

    成与我一起回的家。并拜见了我的父母,长辈。原先他也许还不在意我对我家的描述:一栋两层的独院小楼。家里有汽车,伙食不赖,生活可以。这次他真的信服了,我从来不说假话。

    成陪我两天,便回去上班了。在他走后的日子里,9月20日,我参加了教师资格认证考试(已合格);10月末,我参加了本科的最后几科考试;11月29日,我参加了阜新市的公务员考试,报的是公用事业与房产局经营财务科科员;12月29日,我从人事局得知,在198人的报名考试中,我的笔试成绩为第二名。在此间,我也在备战2004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回顾我2003年走过的一路,我一直在为自己打气,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每年春节,我能和心爱的人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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