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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03》征文之五

在爱情开始的地方

发布时间：2004年01月13日 10:12 作者：在爱情开始的地方

    没有一种病毒能够阻断爱情，阻断幸福。怀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我收拾起简单的衣物，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列车，时间是2003年5月20日。

    整个车厢里，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大家都很少说话，小心谨慎的样子。一路上，我进行了四次体温检查。与第一次来北京不同，这次离北京愈近，我的心情反而轻松了许多。人的生命总是那么短暂，如果我真的得上SARS，那也是命运的安排。

    出了北京站，接站的人很多，但没有成。在非典时期，他的公司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员工一律不允许请假，那天他上中班。于是，我直接乘车来到了住在海淀的同学郭静那里。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经为我联系了弘福学生公寓，经过一番交涉，凭借一张在京海学院的英语六级辅导证，我的住宿问题解决了。晚上，成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是否一切都顺利。“还好。”电话中，我的声音哽咽了。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成在第一时间将这条重磅级新闻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给了我。未了，手机短信的铃声再次想起，“北京成为重疫区,暂勿进京。”当我向公司递交辞呈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数日后北京所面临的一切。几乎在同一时间，电视、报纸、网站、广播等所有媒体对SARS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SARS，中文称非典型肺炎，基因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它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可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接触病人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它的潜伏期是二至十四天，主要表现是发热、一般体温高于38°C，伴有干咳，肌肉关节酸痛，头痛等症状，多数病人的血白细胞正常或偏低，胸部出现斑状阴影。

    4月10日，我结束了在中联的百天职业生涯。如果没有非典，我也许会接受店经理的邀请，重返肯德基。如果没有非典，我不会意识到一份真挚的感情在我心中蕴藏的能量。我辞职了，却远离了北京，远离了非典，而在辞职前，沈阳百胜餐饮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通知我回家去面试店经理助理。巧的是在本市的店经理正是在大学期间面试我的老板。这是命运的安排。然而,我无数次被同一个故事感动着：一位女护士被感染上了SARS，他的丈夫每天都会去医院给她送鲜花，送可口的饭菜，最终SARS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年仅八岁的女儿。爱情，只有在这时显得如此的动人。回到现实中，我不知道非典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我与成重逢在何时，我给成打电话，询问北京的现况，他说他们那里很多地方被隔离了，但他还好。还告诉我不要乱跑，好好休息。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给我讲他现在在电话亭，带着公司发的一次性手套。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只是很想念我……我眼泪下来了，当做出重返北京这个决定时，我已经众叛亲离了。

    第二天，从海淀到通州区，我整整坐了三个小时公交车。车厢的空气里除了弥散着消毒液气味，还有更强悍的杀手——恐惧心理。虽然我已经置生死于外，可是我还是把十六层的口罩捂严。途经长安街时，我把目光投向了天安门方向，投向了我们曾经牵手走过的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情的誓言是如此铿锵美丽，“你现在可要考虑好喽。”我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我孩子般的脸上停留了半秒，还是紧紧握住我的小手。“就是你了。”这一幕将永恒地定位在我的人生轨迹上。我的爱情开始了。那天，2003年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他陪我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确切地说是他背着我看升旗的，我的海拔低是事实，但是他狡黠地让我第N次放弃最佳的观看位置，当升旗仪式进入倒计时的时刻，在我要“迁怒”他时，他突然蹲下，“我背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可不要错过啊。”于是，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在长安街上，他如愿地牵了我的手。

    “我的腿脚时好时坏，走不了路，那可怎么办？”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的秘密。“我背你。”他真诚地说。天安门广场，飘扬的国旗，请作证，见证我们纯真的爱情。在一起的日子，他真的履约了自己的诺言。

    为了看升旗，我们整夜没有合眼，公司发的红包也没有领到。

    大学毕业后，我辞去了在肯德基的工作。虽然舍不得这份勤工俭学的工作，但是家对我太重要了。父亲在我毕业的最后一年出了车祸，家里损失了十余万元，父亲也因此落下腿部的残疾。后来，我参加了本市建设银行的招聘人员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最终以所谓的面试成绩不合格理由将我拒之门外。母亲至今仍念念不忘此事，她总内疚地说，如果当时家里拿些明白费，就不至于此了。家里负债累累，我不想让父母再因为我的工作花一分钱。我就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边考下了导游从业资格证书。11月上旬，我向沈阳百胜餐饮有限公司递交了一份求职简历和一封自荐信，因为我听说在本市也要开一家KFC，我很想回到那样一个凭能力吃饭的外资企业。虽然那时应聘店经理助理的人员已经进入了培训期间。也许在家里有太大的压力，2002年12月中旬，我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北京，中国的首都，无数人向往的地方，也是我心中的圣地。一路上，我没有感到激动。而是稍微有些紧张。因为我不是去旅行，而是找工作。同学说我挺幸运的，在2003年1月1日，我就成为了北京中联鸿远有限光盘公司的职员了。那天，我一个人去了邮局把从家带来的一千元钱寄了回去。我有工作了，北京接纳了我。

    我和成同在中国文联下属的一家光盘公司里，不是同一个的班组。他是制片，我是质检员。公司几百人，不同的班组的人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可是我们却相识了。我给他们班的一个同事代上了两个班。一次,在公司的食堂里，他问我连续上十六个小时能否吃得消，我说不介意。当时，我觉得心里有一种感动。巧的是我的餐盒一直放在他的厨柜上面，当我们的关系公开后，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饭盒怎么不放在老刘那里。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也笑而不言。直到我离开公司的那天，我才把饭盒放在他的柜子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饭盒放在你的柜子里，为我保管好它，好吗？”说着，我便转身走出去了，为的是不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天桥湾，有着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提到它，让我不觉地把它和《魂断蓝桥》的蓝桥联系在一起，一种预感吧，是呵，天桥湾给我和成一段美妙的记忆，可是却让我们经历生死别离的考验。

    公司的集体宿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我和同班组的人们要搬到新建小区，但是我没有去。我选择了天桥湾，是一个原寝室的内蒙古的女孩——我的好友扬力卿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我的性格是偏于内向的，却和外向而有点泼辣的她成为了好友。那天，她让我陪她去她以后的宿舍——天桥湾3号楼411室。天桥湾，我一见到她，便喜欢上了她。她座落在通惠河畔，毗邻西海子公园，与早市一墙之隔，不远处便是京杭大运河。我心动了，不管新建小区什么模样，我要去天桥湾。于是向公司提出转宿舍的申请。申请通过了，同班组的人却对我产生了误解。搬家那天，我和扬力卿是最后般走的，令我感动的是，有四个男生帮助我搬家，其中成在其中。

    “你真有魅力啊！”杨煞有介事地说。

    “你帮我搬家，我还没请客呢。”一句玩笑话拉近了我与成的距离。那天晚饭后，我碰到成，便邀请他去我新宿舍坐坐。由于我和杨要先配钥匙，便让他和我同宿舍的人先回去了。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但没有走。当时他坐在沙发上，自由地应付室友的“炮轰”。我只是静静地听着。末了，他起身要走。其中一个室友对他说：“今天小钱要上夜班，你就陪她一起走吧。”我连忙解释，不要乱说。目送他下楼，室友逗我，你好有眼力啊，他可是咱公司的帅哥。“蟋蟀的蟀吧。”我打岔过去了。

    十二点的夜班，我在十点四十分就从宿舍出发了，手电筒，一把匕首，自行车钥匙，我检查好了随身物品，便下楼了。在我下到二楼的时候，楼道里的灯亮了。他出现在我视线里。“没有想到吧，”他笑道。“该来的总会来的。”我回答道。那天晚上，我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打手电筒，匕首也安静地躺在包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接送过，你是第一个女孩子。”“那我可放心了，至少你有女朋友。”和着街上柔和的路灯，我在享受生活给我带来的一切。

    肯德基餐厅，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每次都来一杯可乐，而我却要一个冰激凌，付款方式AA制。在轻音乐中，我给他讲述在大学的时候在肯德基餐厅打工的经历。如今我身在北京，过去的一切都离我远去。我细细品味着冰激凌的味道，在男孩子面前不紧张，我终于做到了。

    工作是平淡而枯燥的，机械化的管理模式，让我有些吃不消。我所学的电算化会计专业，根本用不上。而所学的计算机知识能够利用的就是拷贝复制。

    “我想去卖报纸。”几乎我们同时说出未来的想法。在生产型企业，你自然而然地也成了机械化的机器。这个想法，直到我回家的时候，一直没有实现。

    当公交车缓缓地驶入西大街车站时，我在车上便看到成在守候，他没有戴口罩，旁边还有一个我曾经的室友小郑。不知为什么，我有种酸酸的感觉。下车后，成接过我的手提包，笑着端详我，五月的北京，即使是非典，还是不能让夏天的脚步停下，他们都穿了短袖，成一身黄白色的休闲装，更显英俊。而我呢，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圆边的太阳帽，有点滑稽。出于第三者考虑，我们只是用眼神做了第一次交流。小郑的嘴很甜，对我总是姐姐长姐姐短。“我们都知道你会回来的。”她说，“刘相成来接你，我赶上了，和他一起来接你。”我笑笑。“大家都很想念你，尤其是他。”她还是以前的样子，故作一番姿态。我们去了一家餐厅就餐，这次是成付费。“大家都觉得你太委屈了，如果没有**的女朋友想进来，你不会走的。”没想到，在我重返北京时，大家依然关心我离职。“我现在很好，谢谢所有的人对我的关心，请你转告杨力卿，我回来了。”成的眼神始终落在我的脸上，他坐在我的身旁，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左手，再也没有松开。一种久违的感觉回来了。小郑辞职了，她原来是想向我告别的，我的鼻子酸了。

    送走小郑，我们来到了西海子公园。公园还是依然美丽，湖水清澈，树木葱绿，这里的人很少戴着口罩。成本来很健谈，现在却拥着我，仔细端详起来。

    “你瘦了。”

    “是嘛？”

    “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我不是又回来了嘛。”

    “其实，你的离职，不是你的错。”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你到通州来吧，我来照顾你。”

    “不，我有自己的打算。”

    海淀，聚集着中国最高的学府，中国最富的人群，我住在巴沟村的弘福学生公寓。来到那里，我去农贸市场买了一盆茉莉花，碰巧认识一老人，我向他询问了关于报纸批发的有关问题，于是他带我来到了盛唐饭店附近。他非常友善地告诉我，每天五点钟，这里就批发报纸。我说我想试试卖报纸，他非常支持我，并表示要无偿地帮助我。我感激不已。

    第二天，我早晨四点半就起床了。为了不影响同寝室的室友，我把响声降到了极限，但是不可避免。“小点声，大家都睡觉呢。”室友背朝里又睡了，我的心却抖了一下。

    二十分钟的步行，却让我向人生又迈出了一步。天气不错，微冷，路上的行人不多，我所看见的是一群群上工地的民工。车行道上停着两排各种豪华的私家车，一直伸向万泉河路。两边的建筑一侧是万柳公寓，另一侧是正在兴建的欧式花园。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一堆人围在一起，旁边有两三辆小型面包车。还有好多辆自行车，车的后座上都有报刊袋。这就是报纸批发的地方吧。走近，可不是吗？五六个批发商正在整理着刚刚取回的报纸，进行分页。有的已经进行了交易。“今天你订了80份《京华时报》，三十份《信报》，共计 39.4元，那明天订多少呢？”我走了两圈，便在一家前停下了。“大姨，《京华时报》批发多少钱一份？《信报》呢？”那位低着头的妇女抬起头，打量着我，“你是第一次过来吧？”她操着山东的口音，倒是蛮和气的。我点点头。“今天取不取报纸？”“取。”“你要多少？”“来一百份吧！” 当我把话吐出口，竟得到一阵唏嘘声音。“《京华时报》0.38元，《信报》0.30元。第一天最多给你三十份《京华时报》，你若能卖出去，明天再来。”我点点头，把A版和B版插在一起，掏了10.40元，向那个阿姨道声谢，便抱着这三十份报纸往回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始终在这家批发摊上取报纸，他们一家，山东人，父母和一儿一女，来北京已经十年了，都在从事报纸批发零售生意。

    我去哪里卖啊。眼前的人在向我招手，那位慈祥的老人，昨天在菜市场遇见的那位，他在那里等我呢。“我以为你不会来呢。”老人家亲切地说。我笑笑。“您说我在哪里能卖出去呢？”“你就在这个车站呆一会儿，一定就有人买的。”老人停下来。“我陪你。”车站人很少，还不到六点。我手里抱着报纸，就是张不开口。十分钟时间，我还是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来一份《京华时报》。”天啊，人家把钱递到了眼前，我才递出这第一份报纸。我喃喃地说：“再见。”我回头望了望站在不远的拿着报纸注视我的老人，他正朝我笑呢。

    “您来一份报纸吗？《京华时报》。”两个多小时，那位老人一直陪着我，注视着我。我走着，他在不远处跟着我。走在餐厅门口，他示意我进去。“有人需要报纸吗？”我环视着在座吃饭的人们，没有应答，却把百分之百的目光投向了我。那一刻的心情，怎么形容呢，我只能把僵硬的笑容一直保持着，直到退出门去。当我把最后一份报纸销售一空，老人执意请我吃饭，他要请我吃他家的名吃——山西拉面。“你就像我外孙女，叫我外公好吗？”“外公。”我甜甜地叫一声。老人高兴极了。老人叫李士杰，山西人，退休干部，她的女儿在中关村一家科研所工作。

    “《京华时报》，《北京晚报》……”当我推自行车站在农贸市场、路口、餐厅门口吆喝卖报时，总会有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或许是被我的热情所打动，即使走过的人也会转身叫住我，“卖报的，来份报纸。”我递上了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准确迅速地找零，同时附上一句祝福的话语：“再见，您慢走！”一个月下来，我的皮肤黑了。可喜的是很多人都成为了我的忠实顾客。走在我所住的学生公寓附近的那条街，那些做小生意的商贩们，总会和我热情地打招呼，开玩笑：“拿西瓜换报纸怎样？”“今天报纸这么快就卖完啦？”有时我会免费送他们一份报纸看，传播文化嘛，令他们感激不已。卖报纸，每天挣钱不多，但总有别样的感触。别人都守在一个地方卖，而我每天要走十几里的路，脚底都磨了泡，起了厚厚的茧。一百份报纸，至少向一千人询问是否买报纸。每天我的身边都会有非典救护车飞驰而过，没有一次我不会落泪的。生与死在考验着我的爱情。有谁会在意我甜甜的声音，真诚的笑容背后，有多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我吗？

    “卖报纸的”，几乎成为我的代名词。真不可思议。大学生居然卖报纸。他们在我的车筐里看到了我的求职简历。在唏嘘中惊诧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戴着近视眼睛，文静，腼腆的小女生。 “佩服，佩服。”我并不介意他们的评价，让他们知道也好，名人效应。至少他们每天都会买我的报纸。大学生卖报纸有什么不妥吗？

    “我来养活你吧。”成心疼地握着我手说。有时卖完早报，我会乐不思疲地坐车去看成，向他炫耀我的工作成果。“真委屈你了。”

    “知道我为什么会卖报纸吗？我要让你知道，以后不会再有比现在更艰难的时候了。在海淀——中国含金量最高的土地上，我能以卖报纸为生，那么我也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存了。”我充满豪气地说。

    成也过来看望我。帮助我卖晚报。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了。至少他能接受我，接受我屈尊身价去卖报纸。一百五十份晚报，我们从中关村一直走到了巴沟村，历经了三个小时。我问他卖报纸的感受时，他深深地把我拥在怀里，一句话也不肯说。

    6月22日，北京的非典疫情解除了。我依旧卖着我的报纸，心情不再抑郁。卖报纸之余，我会去自习室看书。

    “我现在不想找工作。”在电话里，我对成说。其实我知道成要在非典过后回家，我在等他的表态。

    再看看我卖报纸的业绩吧。第一天30份，第二天60份，第三天140份，……最高记录，我一天卖了270份。整个巴沟村那条街的店铺老板、伙计、小商小贩没有人不认识我。于心不忍的是，我让一个卖了三十余年报纸的老人没有了生意。

    直到7月8日，我才结束卖报纸职业生涯。卖报纸给我最大的收益，我已经凡事荣辱不惊了。

    弘福公寓要拆迁了。同住的室友都另找住宿了。我却还没有。成说要替我付半年的房租1300 元，让我和郭静一起去另外一所公寓。我再次拒绝了。“我会养活自己的。”

    我递了一份简历,于是我就去了上地一家火锅店面试库管员。上地，位于海淀区北7公里。走进上地，我看到了一个花园式的半岛，那家火锅店就在此了。隶书的牌匾赫然立在门上，门厅侧立着一个报刊栏，室内非常地整洁，古香古色的餐桌，服务员垂手等待顾客的光临。一位领班接待了我，从后门带我去了二楼。二楼还未装修。乱糟糟的一片。这就是孙总了，三十左右，棱角分明。

    “我看过你的简历了，明天来上班。”他同时让会计与我见面，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小米，你还得向她学习啊。”会计向我点点头，算是问候了。我不知道老板为什么会如此青睐我，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我。而且还这么地客气。或许看到我的学历和相关的证书吧。

    最初的日子，我每天以泪洗面。其实我是很坚强的人，也许再坚强的人也有最脆弱的一面吧。这里实行朝九晚九的工作时间。每个月只休息两天。到了库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物品摆放没有一点条理性。而且前一任库管根本没有帐。一时间我根本无法着手。那时候，我真的怀念在中联的八个小时工作，怀念卖报时的自在和成就感。但是这里毕竟满足了我最基本的需求：安全，包食宿，而且有可观的工资。老板特意派车给我搬的家。还要感激的是公司把我和会计安排在一个宿舍里。

    “我能接受都接受了，我不能接受的也‘笑纳’了。”在给成的信中，我写尽了自己的委屈。先前的库管还吓唬我，这里的帐根本不会清的，你进来，就再也跳不出去了。我确实害怕了。“成，你接我出去吧。”成来了，他说自己不喜欢看到别人哭了。他说了，他要回家了。而且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交往，我的哭声停止了。“成，你记住，如果你在父母和我之间选择的话，我只能退出。”我转身走了。他拽住了我。“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原来他在试探我。他临上车前，我从兜里掏出了一百元钱。“这里是我的一点心意，替我买点东西，算是我孝顺他们的了，将来即使不做你家的媳妇，也不枉交我这个朋友吧。”成说什么也不要这钱，我也急了。眼泪又落下来了。“我多么希望卖报纸时候和你回家看看啊，我知道，一工作，我就没有时间了 ……”成哭了，那么真切，他把所有的感情都藏在这眼泪中。在上地的车站，一个堂堂正正的七尺男儿，在我的面前落泪了。而我的心都碎了。

    以后的日子，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再也没有哭过。我认真地整理帐，记请入库单，出库单，每天都盘点库存物品。同时与供货商、后厨、吧台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保证不断货。一个崭新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我的人际关系不错。他们总是姐姐长姐姐短地叫得亲切。我的工作有声有色。来店不久，我就发现公司这样的一个漏洞：供货商所供应的商品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得多。我向孙总反映了这个问题。我给他打个比方，市场上冬瓜价钱0.10元/斤，而入库价竟达到0.50元，两个冬瓜47斤，仅一样物品，他所得的利润就是一名员工的一天工资。老板在意识到问题严重时，他立刻决定让我每隔两天去市场调查一下价格，然后准备自己采购。这是我接受的新的使命。有时我步行几公里去市场，有时公司派车去，有时老板还还开着他的BLUE BIRD，和我一起去。一个月后，那个送菜的供货商被撤了。从入库单看，仅这项，公司每天就可以节约几百元。而每天晚上我都是合衣在库房度过的。那时，我才真正地意识到一个库管员的权力有多大。老板对我相当地信任，供货商也对我说尽了好话。我在闲暇时间可以看报纸，听录音机，喝茶水。关上库房门，我还可以给成打电话。公司还给我配了电脑。我本应知足了。是啊，我的皮肤已经变白了。笑容也更灿烂了。然而，我又看到了公司的另一面：那位因为我而被“炒”的供货商在店里积压的货款达八九万元，他百分之百收回的可能性却为零，他这时才知道贪心的下场，我的心情也很难过。一个厨师长，领班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辞去他们看不顺眼的员工。公司内部规定所有员工前三个月每月必须扣发200元所谓的“风险金”。公司的罚款制度非常严格，睡觉罚款、夜不归宿罚款，偷懒罚款，一只掉进餐具里的苍蝇，从后厨到传菜生，总共要罚三四百元。公司餐厅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安装了监视器。公司的会计是孙总以前的同事，出纳是他的嫂子。而且员工大多数是他家乡的人。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我幸运，因为我被老板慧眼识珠，我不幸，精神压力从来没有如此地大。

    在这里，我懂得了什么是工作狂，会计一个月至少二十天不回宿舍，而我也“被迫”连续十天没有迈进宿舍。同时，这里也有很多好的员工，他们有的有一身绝技，有的擅长文字、美术、文艺，有一位还是国家三军仪仗队的退伍军人。想想他们，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成没有离开我，他在休息的时候，会坐三个小时的车来看望我。公司第一次自己采购就是派我去的。正好成赶上。早晨四点钟，我们就去了市场。每一样东西都是他拿到车上去的。如果没有他，那天，我就完了。司机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等我要买最后几样东西时，司机开车走了。无奈，我和成只好打个面包车回去。下车时又赶上下大雨，成忙着搬东西，自己的钱夹却落在了面包车上。钱夹里有人民币，身份证，银行卡。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天又赶上结账。所有的供货商都聚集在库房门前等待着我给他们对帐。成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安慰我一声，便回公司去了。中午，我哭着向孙总讲明原委，给我一点时间去找那个司机。“就是有千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试试，不然，我真的不安心。”孙总从自己的包里掏钱想弥补成的经济损失，我婉言谢绝了。茫茫人海中，我只凭一张署名“陈胜悦”的打车收据，在市场寻觅几日，未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我一直以为自己不适合谈恋爱，或是自己的心太高。然而面对成时，我才发现自己也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我平静地接受上天给我的关爱。他是一位平凡质朴的山东人，管父母叫爹娘的农村小伙。他的学历不高，却肯自学AUTO CAD ，他循规蹈矩，却把父母安排的婚约给退了。他勤快，善良，幽默，有正义感。他坦诚，善于人际关系。但绝不矫揉造作，更不阿谀奉承。他自制力很强，很少受外界影响。在公司里，他有很好的人缘，同事叫他“老刘”，“丞相”（相成）。我们的脾气很合得来。记得在原来公司里，我和他对阵象棋，结果我大获全胜。从此他称我才女。

    这次该轮到我回家了。当母亲让我回家参加教师资格认证考试时，我选择了辞职。孙总很开明，“人才是留不住的”。我进行了最后一次盘点，把账目一清二楚地交给下一任库管员。同时与会计统计出来的最后金额与我所记的帐不差分厘。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出去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先前的库管盘亏五万余元，这不是单纯的库管问题。库管是个初中生。那是领导的管理问题。正好赶上农历八月十五，公司聚餐。孙总特意为我饯行。他对来接我的成说：“她走了，我损失了一员大将。”我敬孙总一杯酒，感谢他的关照。别了，羊嘟嘟。

    成与我一起回的家。并拜见了我的父母，长辈。原先他也许还不在意我对我家的描述：一栋两层的独院小楼。家里有汽车，伙食不赖，生活可以。这次他真的信服了，我从来不说假话。

    成陪我两天，便回去上班了。在他走后的日子里，9月20日，我参加了教师资格认证考试（已合格）；10月末，我参加了本科的最后几科考试；11月29日，我参加了阜新市的公务员考试，报的是公用事业与房产局经营财务科科员；12月29日，我从人事局得知，在198人的报名考试中，我的笔试成绩为第二名。在此间，我也在备战2004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回顾我2003年走过的一路，我一直在为自己打气，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每年春节，我能和心爱的人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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