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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下的存款凭单
发布时间：2005年06月02日 16:39 作者：《经济与法》
贪污和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像我们熟悉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一些从事公务的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总之，这里面是不包含农民的。
可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却有一位农民被涉嫌贪污罪，提起公诉了。
话说2004年3月的一天，安徽北部一个叫做砀山的小县刚刚有了春意。
这一天，天气是异常得晴朗，刚刚吃过了午饭的人们悠闲地聊着天、晒着暖，吃饱了谷子的鸡也在踱着方步消食儿。
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村庄的宁静。
来的车是检察院的，他们带走了一个村民，此人叫薛宗勇。
农民薛宗勇
薛宗勇： 意外，意外得很。
最让薛宗勇意外的，还不是被检察院带走，而是自己的罪名。
薛宗勇：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贪污？挪用公款？薛宗勇的老父、老母着实被这两个罪名吓了一跳。
薛宗勇的父亲： 怎么会，这个事情，薛宗勇不是国家干部，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怎么会搞贪污。
砀山县是全国闻名的产梨大县，薛宗勇一家几代人都靠种梨树吃饭，一个种梨为生的农民怎么会贪污呢？
村里的人也都非常诧异：薛宗勇既不是村干部，也没在哪个单位上班，一个种地的农民，怎么会贪污？又挪用了谁家的公款呢？
然而，村里有一个人却没有感到意外——村东头的杨大娘。
杨大娘打小就没读过一天书，正所谓：豆大的字儿不识一个——可偏偏就是这位杨大娘，向检察院举报了薛宗勇。
杨大娘：不知道什么叫贪污公款。
杨大娘既不知道什么叫贪污，也不明白挪用公款是怎么回事，那他为什么要举报薛宗勇呢？
杨大娘的女儿：他可是有罪，你坑老头、老妈的钱能没罪吗？
原来，薛宗勇是欠了杨大爷、杨大娘的钱。可这欠钱的事儿顶多也就是一个民事官司——也就是两位老人家把薛宗勇告了，让他还钱，这也够不上犯罪啊，怎么这事就严重到向检察院举报的份上了呢？
杨大娘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就在2004年的2月，老伴杨文信离开了人世。家人整理遗物时，杨大娘的女儿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杨大娘的女儿：在枕头套里发现一个油纸包，里面放着一张存款凭条。
这个被里三层、外三层包着，连睡觉杨大爷都要枕在头底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儿女们打开后一看，吃了一惊：里面竟然是一张邮政储蓄的存款凭单。户名填的是刚刚去世的杨大爷的名字——杨文信，存款金额是5000元，日期是2002年的1月份，也就是杨大爷去世两年前。
被杨大爷精心保存在枕头下的存款凭单
整整5000元，在当地的农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那张存款凭单其实只是我们到银行存钱的时候，事先填好，往柜台里递的那种存款凭条。今天早上，我特意到银行拿了几张存款凭条，很容易就拿到了，这种单子只要没有交给银行，没有发生真正的交易，填什么都不算数，顶多能表明某个人有存钱的想法。可就是这么一张没有太多价值的凭条，为什么会被杨大爷如此看重、视若珍宝呢？说起这事儿，还真就跟薛宗勇有关。
看到存款凭单，杨大娘首先想到的就是薛宗勇，因为这张凭单是薛宗勇亲笔写的欠款凭据，这5000块钱薛宗勇早就该给了。
杨大娘： 这5000块钱薛宗勇不认了。
杨大娘找到薛宗勇的时候，薛宗勇承认这钱确实该给，但是这笔钱前两天已经给了杨大娘了。
记者：是谁来你这儿把钱取走的。
薛宗勇：杨文信的亲侄儿。
明明杨大娘的侄子已经帮她把钱拿走了，现在怎么又来要呢？这事儿得问问杨大娘的侄子。
杨大娘的侄子： 的确去薛宗勇那里取走过5000块钱。
既然杨大娘的侄子已经把钱给了她了，现在杨大娘为什么还来找薛宗勇要钱呢？
杨大娘： 有两个5000块钱。
两个5000？！薛宗勇听到这话是一头雾水。
薛宗勇： 一个五千，只有一个五千。
杨大娘： 就是有两个5000。
看到这，我大概能看出个名堂了，这两家之间有经济往来，有一笔5000块钱，说不清薛宗勇到底还没还。但是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往来，偏偏用存款凭单作为凭据呢？刚才对杨大娘的采访中，提到了一个“存”字，没错，这事儿就是和存钱有关系。薛宗勇给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还是2001年阴历年之前，老两口找到薛宗勇，说想请他帮忙到镇上存5000块钱。
薛宗勇： 村里都没储蓄点，整个他那就没有，我们要存钱，就得跑12里路，老头老妈要走，他一般车不能骑按，他得走路去。他钱搁家又不放心，再一个自己带着又不安全。
薛宗勇一想，老人家行动不便，自己到镇上办事的时候，捎带手就给办了，自己又费不了多大事，还能帮人一个忙，他就一口答应了。
薛宗勇： 我就说捎着存5000块钱说不清，我写一个条子，替你存5000块钱。
薛宗勇想得倒也周全，写个条对双方都好，一来免得在钱数上说不清，二来杨大爷拿条子换存折，也保障了杨大爷的利益。
于是，薛宗勇拿出了一个邮政储蓄的存款凭单，写了杨文信的名字，写了存款数额，交给杨大爷，以防后患。
薛宗勇： 我拿去存了之后，我再把这个存折拿回来我就把这个存折给他了。然后就是说，要这个条子的时候没有这个条子了，弄丢了。
条子丢了，这可怎么办呢？
薛宗勇： 我说，你把条子再找找，别到时候，将来你再忘了，再拿这个条子找我要钱。他说，我找着给你。
薛宗勇说，这个单子杨大爷一直没找到，不过他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自己也就没有在意。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一年，杨大娘的存款是定期一年的，眼看着就到期了，杨大娘又找到薛宗勇，让他帮忙把钱取出来，薛宗勇就又跑了一趟镇上，把钱取了回来。可对于钱取回之后发生的事情，薛宗勇和杨大娘却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先听听薛宗勇的说法。
薛宗勇的说法是，钱取回来之后，杨大爷担心自己和老伴岁数都大了，钱放在自己身边不放心，直接就把钱保存到了自己这里。
薛宗勇的妻子： 他们俩一路上俺家来，他说这个5000块钱我先搁这里。
薛宗勇： 我也不给你保管，我忙得很，他说帮帮我，他说我信得着你。
薛宗勇的妻子： 商量好几回，才叫他搁俺家。
杨大爷有儿、有女，为什么要把钱保存在薛宗勇那里呢？
薛宗勇说，杨大娘家和自己家就隔着这么一条小土路，两家的关系很不错。
薛宗勇的母亲： 我们坐在一块儿玩，那时候总夸我们大勇，我们要让这孩子捎点什么，他都给我捎。
记者：原来两家关系挺好的？
薛宗勇的母亲：好得很。
薛宗勇的父亲：不好能替他办事吗？
一方面是因为两家的关系不错。另一方面，也因为老两口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有存款的事。
薛宗勇： 他说我信得着你，你千万别跟我儿子说，别跟我儿媳妇说。
薛宗勇的母亲： 她觉得咱们离的近，你大爷说用钱就用钱，这个儿子不能指，指谁手里谁孬种。就是这样的情况。
记者： 也就是说，杨大爷的钱不敢放自己的儿子手里。
薛宗勇的母亲： 对。她怕这个钱到他儿子手里就拿不出来。
杨大娘： 就这一个闺女，一个闺女两个儿，大儿还可以，二儿不孝顺，二儿不管不问，你说咋整啊。
杨大娘
儿子不孝顺，而杨大娘的女儿又住在另外一个村子，离自己很远，钱放在女儿那里用着不方便，所以，老两口就把钱放在了薛宗勇那里。可钱搁在那儿得有个凭据啊。就这样，杨大爷手里就又有了一张薛宗勇亲笔写的条子。
薛宗勇： 他当时条都不要，我主动给他写的。
薛宗勇于是又给杨大爷写了一张条子。
薛宗勇： 注明杨文信暂放5000块钱，我说到时候别错了，你拿来钱，我把这个给你。
杨大爷去世以后，他的侄子来找薛宗勇取走那5000块钱的时候，拿的就是后来打的暂放的条子。
薛宗勇： 杨文信死以后，我就把这个五千块钱给他了。
记者： 那个条呢？
薛宗勇： 那个条当时把钱给他时候，他把条给我，我把条就撕了。
钱也给了，条也撕了，薛宗勇本以为这件事就算是画上句号了，谁成想没过几天，就出岔子了。
记者：后来没几天，他们家又拿条子又来了是吗？
薛宗勇：对，找到存款凭条又来了。
薛宗勇仔细这么一瞧，拿来的正是杨大爷以为弄丢的那张存款凭单。
按薛宗勇讲的这个情况来说，帮杨大爷取了5000块钱，在手里保管的还是这个5000块钱——这样就只有一个5000块，自己前后打的两张条是为了这同一笔钱。
我们再听听杨大娘怎么说。杨大娘说，取钱的事不假，让薛宗勇保管钱也确有其事，但这并不是一笔钱，而是两笔。当时5000块钱取回来之后，杨大爷并没有取走，随后，又给薛宗勇送去了5000块钱让他保管，后来打的暂放的条子为的就是这第二笔钱，也就是说，杨大爷在薛宗勇那里先后放了两笔5000元，两张条各对一笔。
杨大娘的女儿： 薛宗勇说的不是实情。
两张条到底是一笔5000，还是两笔5000，随着杨大爷的去世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现在双方是各有各的说法，可事情总得有个了断，于是，他们找来了村里最大的官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 杨书记在家吗？
村支部书记： 我是杨书记。
记者： 你好，请问你是杨书记吗？
村支部书记： 你好。
记者： 问您点事儿，跟薛宗勇诉讼有关系的一件事儿。
村支部书记： 我们村委会跟村支部研究一下，决定给他调解。
有事儿就找村干部，这在农村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儿，邻里之间有了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村干部说和、说和。可这一次，村干部也犯了难，薛宗勇和杨大娘到底谁说的是实情，到底是几个5000呢？他也搞不清楚。村支书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
村支部书记： 薛宗勇拿出2500块钱给杨大娘，中和一下。结果他们双方都不同意。
薛宗勇： 调解啥，要么我拿你钱，要么我没拿你钱，咋能说赔你2500，是吧，你也说不清。
杨大娘的女儿： 我们是5000块呢，给2500怎么能行呢。
村支部书记： 在这个情况下，最后我说你们要都不同意呢，我说你只有到法庭上去了。
连村支书都解决不了问题，杨大娘决定上法庭，她请来亲戚帮忙，到检察院把薛宗勇举报了，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
薛宗勇： 我就是一个农民，就在地里干活，咋想也想不通，咋能给我定个贪污？
薛宗勇一家人怎么也想不通，就为一张凭单，人就被检察院带走，这事看来是闹大了。
薛宗勇住进了看守所，村里的人也开始风言风语。
薛宗勇的妻子： 不拿别人的钱，人家干吗告你？现在这个人这么说你，人家对你不理解。就是老太太瞎说，年轻人都理解。都说我神经病，跟这些人也不接触了，跟这些人也不说话了，整天提着俩泪罐子，眼泪哗哗地，整天都是这样。
薛宗勇的父亲： 隔两、三天就去一趟看守所，什么活都干不成。
薛宗勇的母亲： 要是早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情愿拿出5000块钱给她，我儿子也不受这个罪了。
检察院刚刚把人带走的时候，薛宗勇的家人本来还以为是不是搞错了，也许过两天人就会放回来，可没想到，检察院很快就以贪污、挪用公款罪对薛宗勇提起公诉。这杨大娘不懂法，告一个农民贪污，这检察院可不会不懂法吧，薛宗勇一个农民怎么会贪污呢？不过我们从检察院的卷宗上看到，薛宗勇的身份的确不是一个农民这么简单。
法官： 薛宗勇原来从事过这个储蓄的业务工作。
原来，薛宗勇还曾经是一名邮政储蓄代办员。
早在1993年，为了方便农村储户，很多银行都在村里设置一个代办员，代办存、取款业务。那个时候，薛宗勇就是邮政储蓄的代办员之一。
薛宗勇： 那时候我手里有存折，你存钱，写一个条子，写好存折，把这个存折给他，他拿着存折就可以取了。跟正式手续一样。
记者： 也就是说你手里拿着邮政储蓄的存折，还有公章。
薛宗勇： 对，还有公章，啥都有。
记者： 然后这个钱就搁你这里了。
薛宗勇： 对，我就是搁着这里到储蓄所报账，每天到那里报账。
记者： 每天去储蓄报账。
薛宗勇： 对。
记者： 那他取钱的时候呢？
薛宗勇： 取钱的时候搁我这里取了。
记者： 等于说你家就相当于是邮政储蓄的一个点。
薛宗勇： 对。
记者： 村民都来这里存钱，你来收钱，你来开存折，那大家对你得非常信任。
薛宗勇： 那是的，不然怎么干了七年了，到2000年才不干。
到了2000年，根据银行的规定，邮政储蓄下令撤销了所有代办员。在这份通知里，薛宗勇也在被清理之列。
代办员虽然撤销了，习惯却不好改，有些人还是乐意找薛宗勇帮忙存钱，其中就包括杨大娘。同样是出于习惯，薛宗勇在那一次帮杨大娘存钱的时候，像以前那样给杨大娘写了这么一张存款凭条。
自打2000年之后薛宗勇就不是代办员了，帮杨大爷存钱是后来的事，仅仅以个人的身份热心帮忙不能算是职务行为了吧，又怎么能算是贪污呢？
可是，这事儿可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检察院在调查案子的时候，找到了一份证据。
检察院在邮政储蓄调查案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张单子，表明薛宗勇在2003年8月至11月期间，还在邮政储蓄领过一笔钱，数额是630元。检察院认为，这张单子说明，直到2003年11月，薛宗勇和邮政储蓄之间还存在劳务关系，薛宗勇仍然是邮政储蓄的代办员。对这笔钱，薛宗勇的解释是。
薛宗勇： 那是给的一份报酬金，因为什么邮政局，他不下任务吗？他一年储蓄，给银行个人下任务。你以前给邮政局干，你跟有钱人打交道，让有钱人都上我们这存，到时候我们适当给你点钱。
现在薛宗勇的身份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检察院认为，虽然代办员撤销了，但薛宗勇还在邮政储蓄拿工资，这就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薛宗勇说，这个钱只是银行给的一点儿奖励，等于是跑腿钱、车马费，跟以前按月拿工资完全是两码事儿。那么，薛宗勇的身份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这么一份领取报酬的单子，能不能说明薛宗勇还在邮政储蓄领取工资，还是邮政储蓄的工作人员呢？
为了把薛宗勇的身份弄明白了，办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们可没少动脑筋。
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法官： 这张单子不是工资单，而是一张领款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薛宗勇在2000年被邮政储蓄清退之后，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与邮政储蓄有关的行为，但性质和被清退前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协储行为，不属于公务人员的职责范围。因此，薛宗勇不具备贪污、挪用公款罪所要求的犯罪主体资格。
2004年9月20日，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做出了判决：薛宗勇无罪。
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法官： 他是农民身份，不是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从事公务人员，所以我们认为他不构成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
薛宗勇： 八月十一出来的，在家过的八月十五。刚一出来心情特别好。
虽然法院判决薛宗勇无罪，但并没有对那笔钱是一个5000还是两个5000给出结论。因为本案中，法院审理的是薛宗勇是否构成贪污罪，他的身份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这个前提都不存在，所以事实部分也就无需审理了。对此，法官告诉我们，如果杨大娘想继续向薛宗勇追要这5000块钱，她可以另外提起民事诉讼，另案审理。
案子是结束了，两家是原本关系不错的邻居，在这事之后，却形同陌路。面对这样一个局面，细想想，如果薛宗勇说的是实情，那么，当初他在条子丢的时候能另打一张条子，或者在第二张暂放的条子上注明些什么，就不会发生后来这些说不清的事情了。邻里、朋友之间相互“信任”固然重要，但有经济往来的时候，多做一些书面的约定、多留下一些凭证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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